上海音樂學院

本書系當代音樂領域第一本專門介紹歌劇行業發展概況的年鑒，分“要聞”“觀察”“首演”“人物”“研究”“特稿”“紀事”七個板塊，既有全年綜述、概覽，又有重點聚焦，多角度、全方位展現了當下歌劇行業蓬勃發展的景象。

對原文歌詞採取字對字直譯，讓學習者充分瞭解最基本的文學含義。對原文詩詞做了完整的詩詞化意譯，以方便學習者全面瞭解整首樂曲的文學意境與內涵。在演唱和教學提示中，筆者以大量的文筆以每一首樂曲為範例，把聲樂專業在學習、演唱、教學及鋼琴伴奏等常識性的概念，以簡潔易懂的方式逐一撰寫出來，希望這本書可以幫助到每一位遇到它的學者們。

本書以社會歷史環境為切入口，聚焦學校（今上海音樂學院）十年間成功辦學的總貌及其深層制度原因。

《我‧音樂‧音樂家》由散文與記事、樂評與序言、短論與致辭、文論與演講、附錄五個部分組成。內容涉及作者在中央音樂學院的學習和任教管理的經歷、音樂短篇文論以及音樂訪談等，體現了作者對音樂理論、音樂學科建設、音樂教育和人才培養的高度見解，具有較高的可讀性和理論意義。

我在《宋代音樂研究的特徵分析與反思》的“前言”中曾論及了宋代音樂的重新認識及其研究的意義： 在政治、經濟和文化盛世襯托而形成的光輝燦爛的唐代音樂照耀下，人們一直認為宋代音樂似乎要“暗淡無光”得多。不僅音樂如此，以往大文化中的宋史研究也是如此。 對於宋代的評價較早的定性研究需要提及的是日本學者、京都大學內藤虎次郎，他在1922年發表了《概括的唐宋時代觀》（2l-文，他提出宋代貴族政治崩潰，君主獨裁政治的確立，平民文化昌盛，庶民地位提高等，這些構成了“近世”現象。25年之後，另一位日本學者、東京大學前田直典於1947年撰文《東亞古代的結束》，對內藤虎次郎的“近世說”持不同看法，他通過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關係的理論，以及對中國、朝鮮和日本三國的社會變動進行比較研究，提出宋代“中世說”，即中國歷史的唐及以前為古代，宋元為中世，明清為近代。 國內學界較早評價宋代的學者有錢穆、嚴復等。錢穆在其《國史大綱》（1939）中指出，唐代中期以來出現了兩個巨大變化，即經濟文化中心南移和社會貴族門第逐漸衰落。也因此，宋代呈現出三大新現象：1）學術文化的傳播更加普及，不再只是掌握在幾個大家族手中；2）政治權利解放更加徹底，出現了“白衣卿相”局面；3）社會階級更加消融，以前士庶區分嚴格、重視家世門第。嚴復則從政治的角度更為明確地指出了宋代對後世的影響，其言：“古人好讀前四史，亦以其文字耳！若研究人心政治之變，則趙宋一代歷史，最宜究心。中國所以成為今日現象者，為善為惡，姑且不論，而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斷言也。”由此，宋代在中國歷史上的特殊地位及其影響顯而易見。 然而，以往學界對待宋代的態度基本是“消極”而不重視的。原因大致有幾個方面：一方面，宋代民族矛盾、國家衰微、疆域縮減、政治軟弱；另一方面，宋代研究呈“厚北薄南”的現象，這是由於南宋史料相對不足，而且“筆記不足為信史”的觀念造成的。由此，以往的研究比較輕視南宋的政治地位，對於南宋的研究比較薄弱。從中國古代音樂史學研究上講，對整個宋代音樂的關注要遠遠晚於對唐代音樂的研究。如果從晚清凌廷堪《燕樂考原》（1804）算起，唐代音樂研究始於19世紀伊始，而對宋代音樂的關注則要到20世紀中葉。盡管我們的統計大多始於龍榆生發表於1942的《創制新體樂歌之我見》，但具有裡程碑意義的是楊蔭瀏、陰法魯的《宋姜白石創作歌曲研究》（1957）的問世

本譯文集原書名為《藝術中的音樂》，這是因為其中的內容皆選輯自英文期刊《藝術中的音樂》(Music in Art)。這是一項編者與該期刊主編布拉澤科維奇(Zdravko Bla?ekovi?)先生的愉快而成功的合作成果。本書一方面涉及了兩千多年歷史跨度中所呈現的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不同音樂活動表演的圖像記錄，其中還包括了中國的古琴、雲南古滇青銅樂器、水彩畫中的胡琴，以及音樂意味的藝術飾件中土耳其與中國風格比較等。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音樂的表現不僅只有聲音載體，圖像同樣也可以表達其所賦予的音樂及其文化的寓意。

《瓜奈利家族的小提琴製作家(1626～1762)》一書是研究瓜奈利家族的小提琴製作家和他們的作品的權威著作。作者威廉‧亨利‧希爾(William Henry Hill，1857～1929)、亞瑟‧弗雷德裡克‧希爾(Arthur Frederick Hill，1860～1939)和阿爾弗雷德‧埃伯斯沃斯‧希爾(Alfred Ebsworth Hill)是英國著名的提琴公司希爾父子公司(H.E.HILL & SONS)的第五代傳人。從1762年該公司創立，到本書原作面世的1932年，在這170年中，希爾父子公司一直從事提琴的製作與貿易，在這方面積累了大量的經驗和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