允晨文化

《史學與傳統》是一九八二年出版的，所收論文主要是七十年代的作品。那是一個變動很大的時代：中國大陸正從「文革」的災難中探索新的「解放」之路；台灣則開始由威權主義晚期轉向現代普世價值的尋求。相應於這一新的動向：我當時試圖從客觀的史學角度檢視中國傳統的特性，因為我深信對於過去的真切認識有助於我們對未來的觀測。本書重刊，距當時撰寫已在四、五十年之後了。在這半個世紀中，中國經歷了許多重大的變化。舉其最顯著者

從一九三七年抗日開始到今天，是中國現代史上變亂最劇烈的一段時期。我深切感到：如何將這一特殊歷史階段的重大變動在訪談稿中呈現出來，其意義遠大於追溯我個人生命史的發展。回憶錄因個人的處境互異而各有不同，這是不可避免的。我一生都在研究和教學中渡過，因此回憶也只能騁馳在學術、思想和文化的領域之內。不用說，我所經歷的世變也是通過這一特殊領域得來的。我希望我的回憶對於這一段歷史流變的認識稍有所助。同時我也相信

本書選收了討論文化和思想問題的一部分文字。這些文字先後都曾發表在台北和香港的刊上，特別是《中國時報》、《聯合報》、《當代》和《明報月刊》。本書定名為《文化評論與中國情懷》；這一點也許應該略加說明。一九八五年六月董橋先生為所謂「中國情懷」其實便是一種中國文化的情結。此情古人早已有之。李陵答蘇武書所謂「遠託異國，昔人所悲；望風懷想，能不依依。」便已道出此中癥結。李書雖偽，其情則絕不能偽。像我這樣早年受

本書是關於宋代文化史與政治史的綜合研究，尤其注重二者之間互動關係。作者強調，宋代士階層不但是文化主體，而且也是一定程度的政治主體，並將此一論斷建立在可以客觀檢證的歷史事實上。據此，宋代士大夫的思維結構與行動模式，則在這部研究中佔據軸心地位。 作者深入研究朱熹時代的歷史世界，系統而全面地從直接史料中搜尋一切相關的證據，以重建十二世紀最後二、三十年的文化史與政治史，《上篇》為朱熹的歷史世界提供了一個

本書是關於宋代文化史與政治史的綜合研究，尤其注重二者之間互動關係。作者強調，宋代士階層不但是文化主體，而且也是一定程度的政治主體，並將此一論斷建立在可以客觀檢證的歷史事實上。據此，宋代士大夫的思維結構與行動模式，則在這部研究中佔據軸心地位。 作者深入研究朱熹時代的歷史世界，系統而全面地從直接史料中搜尋一切相關的證據，以重建十二世紀最後二、三十年的文化史與政治史，《上篇》為朱熹的歷史世界提供了一個

晚明諸遺老之在清初立節制行之高潔，成學著書之精嚴，影響清代兩百六十年，迄今弗衰。惟方以智密之著書雖流傳，而行事隱晦不彰，關心諸遺老史跡者，每以為憾。蓋密之入清以來，即披薙為僧。不如夏峰青主輩雖曰高尚其事，遁匿終身，要是在士林冠帶之列。其為學亦不出性理經史，雖亦蹊徑各別，而承先啟後，固同在學術大傳統之下。密之則藏身方外，學思言行，不能無殊，軌途既隔，傳述遂寡。志猶合而道則乖，所以有顯晦之相歧也。及門

本書包括兩部分，第一部分集中討論宋代理學的起源和發展，及其政治文化之間千絲萬縷的複雜關係；第二部分研究明代理學與政治文化的關係。全書根據原始史料建構一個整體的歷史景觀。籍由通過宋代的歷史脈絡和具體情境，重建理學從開始到完成的實際過程。作者從歷史觀點強調理學（或道學）的起源和發展首先必須置於宋代特有的政治文化的大綱維中，然後才能得比較全面的認識。 全書對未明理學的文獻（二程、張載、朱熹等）作了政治

從一九三七年抗日開始到今天，是中國現代史上變亂最劇烈的一段時期。我深切感到：如何將這一特殊歷史階段的重大變動在訪談稿中呈現出來，其意義遠大於追溯我個人生命史的發展。回憶錄因個人的處境互異而各有不同，這是不可避免的。我一生都在研究和教學中渡過，因此回憶也只能騁馳在學術、思想和文化的領域之內。不用說，我所經歷的世變也是通過這一特殊領域得來的。我希望我的回憶對於這一段歷史流變的認識稍有所助。同時我也相信，一定會有和我同代的其他學人，以不同方式留下他們的回憶。這樣的回憶越多越好，可以互證所同、互校所異。出版這部「回憶錄」的另一動機：拋磚引玉，激起更多學人追憶往事的興趣。如果允許我再有一個奢望，我想說：我在《回憶錄》中所記述的個人學思歷程，無論得失如何，也許可以獻給新一代求學的朋友們，作為一種參考。――余英時全球華人引領翹望，期待已久的鉅作，《余英時回憶錄》終於問世了。余英時教授不但是中央研究院院士，第一屆唐獎得主，更曾在2006年獲美國克魯格學術獎肯定，可謂聲蜚國際。更重要的，他多年堅持反共、平反六四的立場，從不受各種利誘而動搖，遙居人格者高位。這部回憶錄具現他從成長求學迄今的心路歷程，以及轉折，與時代變亂相綰繫，從而形塑生命中深沉與不斷思索的肌里，是當代難得一見的，最重要的學人心史。從訪談到成書，歷十二寒暑，成書之不易與下筆之慎重，可見一斑。在一個缺乏理想和理念的年代，《余英時回憶錄》的問世，不啻暮鼓晨鐘，發人省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