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市場競爭汰弱留強，從來都是自由市場的金科玉律，教育界亦未能倖免於難。2002年起，香港掀起一場殺校潮，眾多學校均逃不過殺校的結局，但兩所弱勢學校―鮮魚行學校及獻主會溥仁學校卻憑着天時、地利、人和，踏上峰迴路轉的逆轉之旅。作者在兩所學校留駐超過兩年，搜集了大量第一手資料，訪問了超過30位學校相關人士，由校監、校長、老師、家長、校友及社區支援人士現身說法，道出救校過程的理念、策略及切身感受，深入了解學

香港是一個國際大都會，促進共融似乎是理所當然。香港也是一個華語世界，廣東話，既是香港人日常溝通所用的語言，也是香港人身份認同的象徵。由此，對在香港長大的非華語少數族裔社群來說，要融入本地人生活，學習中文就成為就業以至生活上非常重要的技能。香港政府教育局每年撥款超過四憶，支援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但偏偏成效不彰。這不單是一個課程學和教學法研究能解決的問題，還涉及更深層次的社會學和民族學問題。本書以「共融‧歧視」這兩個重要概念為題，探索在香港的教育制度及政府政策下，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的困難之處。作者以田野考察方式，訪問了各界包括校長、老師、家長、非華語學生、前政府官員、宗教領袖、南亞裔社群機構及社區志願服務組織人士，分享他們投入非華語中文教育及協助少數族裔適應香港社會生活的互動過程，以及如何在困局中開拓少數族群學生的生存空間。作者並從政策、社會資源、歧視實況和勞工就業等，探討非華語人士在港生活的各種面貌。本書有很多少數族裔社區人士的第一身的故事，這些有血有肉的真實故事，除了讓讀者看到非華語人士學習中文的掙扎，也揭示香港在「國際大都會」的繁華表象下，少數族裔人士如何活在「被遺忘的世界」。

香港是一個國際大都會，促進共融似乎是理所當然。香港也是一個華語世界，廣東話，既是香港人日常溝通所用的語言，也是香港人身份認同的象徵。由此，對在香港長大的非華語少數族裔社群來說，要融入本地人生活，學習中文就成為就業以至生活上非常重要的技能。香港政府教育局每年撥款超過四憶，支援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但偏偏成效不彰。這不單是一個課程學和教學法研究能解決的問題，還涉及更深層次的社會學和民族學問題。

市場競爭汰弱留強，從來都是自由市場的金科玉律，教育界亦未能倖免於難。2002年起，香港掀起一場殺校潮，眾多學校均逃不過殺校的結局，但兩所弱勢學校—鮮魚行學校及獻主會溥仁學校卻憑着天時、地利、人和，踏上峰迴路轉的逆轉之旅。 作者在兩所學校留駐超過兩年，搜集了大量第一手資料，訪問了超過30位學校相關人士，由校監、校長、老師、家長、校友及社區支援人士現身說法，道出救校過程的理念、策略及切身感受，深入了解學校如何調整課程設計，以滿足社區需要，建立品牌價值。同時亦反映香港教育制度及政府政策下，弱勢社群的實際生活困境，以及社會共融問題。 本書兩所學校的成功例子，帶出社會資本、市場定位與教育事業的密切關係，並以扶貧教育帶出辦學的意義，為教育界人士以至政策制訂者帶來啟示。當教育界面對競爭及市場化的衝擊時，兩所學校都能化險為夷，成功拓展其生存空間，對於同樣面對着社會轉型革新的其他界別，箇中的經歷同樣值得領導者借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