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岸文化

上冊「像狐狸一樣，歐洲懂得很多。」歐洲曾經只是地理名詞，卻能夠從二戰的浩劫中走出，轉型為世界各國心生嚮往的典範。一戰前的歐洲也許是樂觀的大陸，二戰後的歐洲卻已是懷疑的廢墟。一九四五年後的歐洲人，生活在大戰與極權主義投下的長長陰影裡，小心翼翼不去破壞得來不易的和平，遠離激烈的意識形態鬥爭，專注在重建與復興的工作上。各國雖也有相當的「去納粹化」措施，對於可怕的過去與創傷，許多人選擇緘默以對。然而，美蘇卻在二戰後開始激烈的地緣政治對抗，冷戰隨即到來，不但使戰爭的陰影揮之不去，也讓歐洲大陸分為東西兩半。蘇聯在東歐建立起諸多衛星國，美國為了對抗蘇聯，則以馬歇爾計畫大力扶助西歐各國。雖然鄰國對此感到憂懼，西德在戰後卻迅速成長，成為歐洲發展的引擎。一九五○、六○年代，英、法、西德等西歐各國迎來經濟復興，並在煤鋼共同體和北約等組織中推動多方面的整合，消融彼此的敵意，以抵禦蘇聯的威脅。同一時期，蘇聯將波蘭、匈牙利、羅馬尼亞、東德等國納為附庸，並強行推動計畫經濟，命其服務於蘇聯的經濟體系，東歐遂陷入經濟依賴和發展遲緩之中。到了一九六○年代末，在西歐，經濟成長雖帶來繁榮，但也使社會階級差距和青年世代的不滿逐漸浮現；在東歐，計畫經濟的低效和政治壓迫引發對共產體制的質疑。對於東西歐各自的反叛，東尼．賈德評論巴黎的五月事件「根本談不上革命」，而「共產主義的靈魂」在布拉格之春後「就已死掉」，為一九八九年的局勢埋下了伏筆。下冊「我在書中堅決把歐洲的兩個半邊整合進一個共同的故事。」儘管納粹主義與共產主義在意圖上南轅北轍，那並未帶給它們的受害者什麼慰藉。告別繁榮樂觀的六○年代，七○年代歐洲迎來的是一連串困難。美國放棄布雷頓森林協議，歐洲貨幣匯率跟著浮動，通貨膨脹、貨幣貶值接續而來，兩次石油危機火上加油，引發失業潮、進出口貿易下滑的困境。柴契爾主義推動市場化和私有化，很大程度上改變了戰後歐洲社會共識的軌道。一九八○年代末，共產東歐經歷了翻天覆地的巨變。戈巴契夫為了挽救蘇聯的共產主義，在權力核心啟動改革，結果引發骨牌效應，東歐各國迅速脫離共黨統治，紛紛從鐵幕走出，帶著「返回歐洲」的想望，加入歐盟、北約等組織。人們不禁要問：歐洲人是誰？誰能代表歐洲？從史達林開始，蘇聯即在戰後東歐建立起政治肅清、經濟掠奪和思想控制的統治。共產政權垮台後，東歐各國面臨要清算過去的罪行，又要同時和解與寬恕的難題。它們該如何面對過

「我在書中堅決把歐洲的兩個半邊整合進一個共同的故事。」儘管納粹主義與共產主義在意圖上南轅北轍，那並未帶給它們的受害者什麼慰藉。告別繁榮樂觀的六○年代，七○年代歐洲迎來的是一連串困難。美國放棄布雷頓森林協議，歐洲貨幣匯率跟著浮動，通貨膨脹、貨幣貶值接續而來，兩次石油危機火上加油，引發失業潮、進出口貿易下滑的困境。柴契爾主義推動市場化和私有化，很大程度上改變了戰後歐洲社會共識的軌道。一九八○年代末，共產東歐經歷了翻天覆地的巨變。戈巴契夫為了挽救蘇聯的共產主義，在權力核心啟動改革，結果引發骨牌效應，東歐各國迅速脫離共黨統治，紛紛從鐵幕走出，帶著「返回歐洲」的想望，加入歐盟、北約等組織。人們不禁要問：歐洲人是誰？誰能代表歐洲？從史達林開始，蘇聯即在戰後東歐建立起政治肅清、經濟掠奪和思想控制的統治。共產政權垮台後，東歐各國面臨要清算過去的罪行，又要同時和解與寬恕的難題。它們該如何面對過去共產主義的暴力？又該如何對待與政權合作的協力者？雖然接納了歐洲的價值觀，東歐國家仍需克服歷史遺留與社會分歧的困難。不論是對於納粹或共產的罪行，東尼．賈德堅持，歐洲人必須拋棄遺忘或美化歷史的權宜之計，正視自己的國家曾參與的黑暗事業，而這需要歷史學者「對事實、證明、證據一絲不苟的追求」。歐洲一體化固然有所成就，但若建立在錯誤的認知之上，仍將彼此扞格不入。「歐盟或許是對歷史的回應，但永遠無法取代歷史」。

「像狐狸一樣，歐洲懂得很多。」歐洲曾經只是地理名詞，卻能夠從二戰的浩劫中走出，轉型為世界各國心生嚮往的典範。一戰前的歐洲也許是樂觀的大陸，二戰後的歐洲卻已是懷疑的廢墟。一九四五年後的歐洲人，生活在大戰與極權主義投下的長長陰影裡，小心翼翼不去破壞得來不易的和平，遠離激烈的意識形態鬥爭，專注在重建與復興的工作上。各國雖也有相當的「去納粹化」措施，對於可怕的過去與創傷，許多人選擇緘默以對。然而，美蘇卻在二戰後開始激烈的地緣政治對抗，冷戰隨即到來，不但使戰爭的陰影揮之不去，也讓歐洲大陸分為東西兩半。蘇聯在東歐建立起諸多衛星國，美國為了對抗蘇聯，則以馬歇爾計畫大力扶助西歐各國。雖然鄰國對此感到憂懼，西德在戰後卻迅速成長，成為歐洲發展的引擎。一九五○、六○年代，英、法、西德等西歐各國迎來經濟復興，並在煤鋼共同體和北約等組織中推動多方面的整合，消融彼此的敵意，以抵禦蘇聯的威脅。同一時期，蘇聯將波蘭、匈牙利、羅馬尼亞、東德等國納為附庸，並強行推動計畫經濟，命其服務於蘇聯的經濟體系，東歐遂陷入經濟依賴和發展遲緩之中。到了一九六○年代末，在西歐，經濟成長雖帶來繁榮，但也使社會階級差距和青年世代的不滿逐漸浮現；在東歐，計畫經濟的低效和政治壓迫引發對共產體制的質疑。對於東西歐各自的反叛，東尼．賈德評論巴黎的五月事件「根本談不上革命」，而「共產主義的靈魂」在布拉格之春後「就已死掉」，為一九八九年的局勢埋下了伏筆。

我在安靜的自我審問中召喚自己生活經歷過的種種細節。身為一名歷史學家，我所擁有的敘事架構有個優勢，就是不但能把支離破碎的回憶結合起來，還能夠為之增添色彩和意義。這是一本跟你讀過的任何回憶錄都不一樣的回憶錄。每一篇都是東尼．賈德從他不可思議的心靈裡篩選出來，描繪某些過去的經歷或回憶。從少年時對倫敦綠線巴士的喜愛，開始省思公共禮節與兩次大戰之間的都市規劃。從對一九六八年巴黎學生暴動的追憶開始，討論歐洲各國學生對性與政治的不同看法，最後總結他這一代人是「一個革命世代，可惜錯過了革命」。一系列橫越美國的公路旅行不只讓他領會了美國歷史，也讓他最後成了美國公民。食物、火車與失落已久的氣味都爭相引起賈德的注意；對我們而言，他把這些省思鍛造成一套首尾呼應且優雅的分析。一切安排都是如此簡潔與美麗，就像一間瑞士山屋──一個在記憶的深山裡、提供慰藉的庇護所。賈德說：「我們不過是用歷史的例子進行教學的哲學家。」本書是他思想的結晶：既是一本動人的回憶錄，也煥發著戰後歷史的靈光。

「我們不再問：這是善嗎？這公平嗎？這正義嗎？這樣對嗎？這會帶來更美好的社會或世界嗎？這些從前都是政治唯一關心的問題，即便難以找到簡單的答案。我們必須重新學著提出這些問題。」《厄運之地》是歷史學家東尼．賈德罹患漸凍症後，以口述方式完成的三本書之一。他以深切的焦慮與責任感，直指當代社會日益加劇的貧富差距、公共體系的崩解與政治道德的缺席，並對年輕世代寄予厚望。二次大戰後，歐美社會好不容易建立起的治理共識，以社會穩定唯尚、循社會正義為道，從一九八○年代起卻逐步崩解，政治倫理讓位於市場邏輯、資本肆意擴張，乃至爆發二○○八年的金融危機。賈德所捍衛的，是植基於戰後歷史經驗、以正義與共同責任為核心的社會民主主義，他批判新自由主義下市場萬能的思維，呼籲我們重新想像國家的角色、社會的意義，以及民主制度應有的道德關懷。如同愛德蒙．柏克所說，社會是生者、死者與未來者之間的契約；賈德在本書中，正是試圖喚回這種跨世代的倫理想像。他不只為當代困惑者診斷時代病灶，更以一位將逝者的身分，為未來世代留下這本政治與道德的備忘錄。

普立茲獎決選名單亞瑟．羅斯圖書獎（Arthur Ross Book Award）撒繆爾．強森獎決選名單（Samuel Johnson Prizes）紐約時報、英國衛報、倫敦書評、Foreign Affairs、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推薦《紐約時報書評》《新政治家》《觀察家》《獨立報》《衛報》年度選書2012諾貝爾和平?得主歐洲聯盟「歐盟是對歷史的回應，但永遠無

《山屋憶往》跟你讀過的任何回憶錄都不一樣。每一篇文章都是東尼．賈德從他不可思議的心靈裡篩選出來描繪某些過去的經歷或回憶。他從少年時對倫敦一條特殊的巴士路線的喜愛，展開對公共禮節與兩次大戰之間的都市規劃的省思。他從對一九六八年巴黎學生暴動的追憶開始，閒散地談論了歐洲各國學生不同的性與政治，最後總結他這一代人是「一個革命世代，可惜錯過了革命」。一系列橫越美國的公路旅行不只讓他領會了美國歷史，也讓他最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