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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上層人士從事什麼休閒活動？ ◆白居易：唐代卓絕一時的生活達人，留下大量參訪各大園林的記遊詩作。 ◆裴度：擁有兩座超級豪華的園林。「兼六」的評園準繩即來自他的私園。 ◆歐陽修：愛上京師館子的饕家。《洛陽牡丹記》記錄了百花之王牡丹花的花譜和花會的流行文化。 ◆李格非：《洛陽名園記》勾選出前十九座名園的排行榜。 ◆唐宋大文學名家的「送別序」：一窺飯館餞別文化、雕版印刷的興起，以及中國式的勵志話語。 唐宋文化是延續一體的，中國美食餐館不但比西方早八百年，唐代士族生活上的享受，還不只飲饌一項而已，他們對宅第高規格的需求，更是所費不貲，但瘋狂追求不已，才有園林豪宅居住文化的產生，它還附帶有牡丹花文化。 本書談唐宋搢紳人士在園林、飯館以及牡丹花會的文化，研究這一群文化／政治菁英在文化品味上屬於大傳統，他們以追求住有園林豪宅，吃有飯館珍饈美食，以及自家園中擁有一株極品牡丹花，好在花季時驕其友朋等，為其人生目標。 園林文化不同於過往學者研究的建築美學，而是注重園林主平日起居生活的日常性，以及園林空間關連到政壇權門所產製的文化政治意涵。而園林中擁有一朵嬌豔無匹的極品牡丹花，要價五千錢！進門賞花的門票則從數十錢到上百錢不等。園林主要投資栽植一棵極品牡丹，需要僱用數名花探子入山採集異種牡丹花樹，數名嫁接農藝專家，還有若干位園丁，以及一小隊護院安全人員。光是這樣的人事開銷，帝國中唯有少數權勢者才有可能。 飯館文化則是作者重讀唐宋八大家文集中有關「送別序」各文，發現有飯館的踪跡，破解了中國美食誕生地的飯館所在。八世紀八○、九○年代，唐長安、洛陽兩京，加上汴梁城，這三城的統治菁英為改變胃口，不以在家中吃家常菜為已足，改而到新興商店街新開的飯館去大啖美食。此前貴族比起平民在用餐上，只是菜色豐富和餐食量多，烹飪方式大同小異。現在，飯館的食物在味覺上大為講究，這是中國高級美食誕生伊始。 這群統治菁英在食、住、以及花文化上如此講究，自然造就了唐宋時代貴族生活品味的高潮。我們可以想像，這一群人是園林豪宅主，也是城中名餐館的座上賓，更是每年花季炫富的極品牡丹花擁有者。 本書特色 ◎以白居易紀實詩、唐宋人士的亭／園記文本，重構唐宋園林主生活的日常軌跡。 ◎重現唐宋三百年洛陽牡丹花文化熱的盛況 ◎從唐宋大文學名家的送別序文，

余大師學術成就名實不符， 孵育余家班五十年，導致學術貴族制壟斷之禍。 余大師經不起驗證的學術成績： •為取悅費正清寫漢代版的封貢體系 •湊熱鬧鑽紅學，錯把書評家和書商當作者 •神話陳寅恪 •比附明清商業文化為資本主義 以「海外胡適」自居，並以一身繫中華文化存續的余英時，五十年駐錫福華寺，大吹其會通中西文化的法螺，卻犯了引用西方學術理念的誤用、濫用，甚至挪用的失格之舉。他對中西文化的理解，多流於皮相，且屬於高山滾鼓的性質。他終極關懷的兩說「儒學的現代化」及「中國文化無敵」，如今看來愈發如昨日黃花，盡化為春泥矣。 余氏以治思想史聞名於世，不僅研究個別思想家，如朱熹、戴震、章學誠、陳寅恪、胡適、顧頡剛等人，也研究時代變動下的思潮，如漢晉之際、明清之際，以及晚清民初。這些研究的手法暴露了不少在思維上的盲點，在與西洋學術資產對話時的牽強，在課題拿捏上精準度的欠缺，在史料疏通與特定課題之間不能符應，以及在論思潮導致社會自發性變動時之武斷。 余大師還利用台灣報媒刊載其學術作品，諸如陳寅恪晚年心曲、漢代循吏與文化傳播，以及東漢生死觀等等學術大文，徒留難登大雅之堂的劣作。這比起西方「志於道」的學者，相差何啻霄壤？在他留洋的五○、六○年代，以迄爾後滯留西方，他對西方史學不僅陌生，而且霧裡看花不知所以，更未曾在英文世界遺下鉅著或傑作。

「寧有盜臣，而無聚歛之臣」是傳統輕賤理財的文化論述， 當低稅理想遇上國家財政告急， 創造稅收是富有創意的財稅政策，還是擾民的橫徵暴斂？ 當「通才型官僚」碰上「財經專才官」， 大唐帝國財稅體系的糾葛，也如火如荼的展開。 中國官僚體系的組織，自秦、漢以來就是通才型，直到唐代為了一時財政上需求，乃拔擢並重用財經技術官僚，而轉往局部專業進行。那些始自戰國時期的各國治術以及西漢帝國的財經典籍，此時早已不管用，也因此產生創新空間，同時也遭遇「低稅理想」這種傳統文化價值的阻力。 低稅理想就像兩面刃，無限上綱的結果，固然可遏抑財經官橫徵暴斂式的胡作非為，但也可能使任何有創意的理財手段不得提出。在唐代中晚期，當商業產能達到國家總生產力的一定比重時，仍以此名義禁止開拓徵收商稅。 可是當國家遭逢戰爭、天災，或因皇家工程所導致的巨大人禍時，財經官或理財家總要從事一番彌補財政赤字或缺口的作為，這些作為會被士大夫集團的輿論視同干犯文化價值的財政手段，造成財經技術官僚終究不為通才型官僚體系所容，弄得內部烈火焚天，一百多年仍紛擾不定。皇權、官僚，以及控扼理財的文化價值等因素盤根錯節，因而譜出了唐代財經技術官僚雛型的出現，以及文化政治衝突這幕歷史大戲。

唐宋時期的地方治理究竟如何？ 中央政治權力滲透到地方，到底是鞭長莫及？抑或如臂使指？ 「地頭蛇小傳統」遇上「強龍大傳統」，如何研判誰在統治地方？ 是國家派任的流官到地方主政？ 還是地方勢力與官衙世吏相互勾結在把持地方？ 中國氣候水文和物產，在中古以前已然定型，糧作耕耘仰賴太平洋西南季風帶進的雨水，沿著秦嶺由西往東，降雨量逐次增多。雨量過多，會造成洪澇為害，過少或不雨，則旱災必作，隨之是蝗災。唐宋帝國為穩定糧食充分供應，多以糧倉儲米以濟不時之需。這是以儲糧制和義倉制來因應降雨的不確定性。附帶的因應措施有二：其一，藉祠廟祈雨儀式呼求老天降雨，其二，興作陂塘隄堰蓄水和防洪。 祈雨倘若有成，地方官馬上面臨蓋廟酬神的壓力。修廟／蓋廟或是修建陂塘和隄堰，乃一縣之大事，屬於公共工程性質，需要募資和糾集工役，工程本身會連帶牽動到官民之間，以及居民之間的利益之分配。這是測試地方官和地方勢力互動的試金石，會再現於一方碑石所刻的記文中。工程操控權誰屬，似乎決定了地方官與地方勢力追逐公共權力途上誰居上手。 本書提供八至十世紀唐帝國華南地方政治／文化經驗，以及宋帝國十至十一世紀不分南北的地方政治／文化經驗。使用「廟／祠記」、「德政／遺愛碑文」、「循吏傳記」和「牧守行為集錄」四種文本史料，解答中國地方治理文化基因設置，與地方實際政情之間錯縱複雜的關係。 本書封面說明 ◎封面圖片：「解州關帝廟」，中國最大的關帝廟，位於山西運城市解州鎮，是關公故鄉。創建於隋開皇九年（589），宋元至明清不斷重修或重建，現今建築為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大火後重建。供奉關帝神龕的崇寧殿，懸掛「神勇」巨匾，由清朝乾隆皇帝欽定。

死亡文化存有豐富的性別文化訊息 夫婦同穴葬？異穴葬？葬祖墳？ 從墓誌中記載的遺言和飾終之典 看性別如何影響喪葬抉擇？ 「本土死後世界信仰」與「異邦式死後世界信仰」 鰥夫、寡婦，死後是否選擇相約泉下？ 本書主題是死亡文化，在方法上運用新文化史「再現」的概念，以記錄拼湊「過去」事件的一小部分。從北魏末到北宋這段六百年的歷史，由於印刷術尚在萌芽，傳世文獻相當有限，虧得當時的人懂得利用石刻技術留下許多石刻史料，這之中墓誌是一大宗。 墓誌定型之後，文體多係貴族文學形式，即駢體文，敘事結構也有一定的套式，原是喪家至親好友看過後即被封存於墓中的私密文本。八世紀末葉以降，文體日益傾向散文化，這與韓愈倡導的古文運動有關，這是本書重大發現之一。墓誌另一演變是從私密性生出公開性一路，此緣於喪家找名家寫誌，而傳抄、出版流通更廣。於是私密性墓誌成為文學革命的場域所在，塵世的文學場域仍是駢文的天下。 誌作者為死者生平敘寫的墓誌，再現了瀕死者在臨終場景與探視者互動的狀況，以及交待遺言和飾終之典。東漢以前，中國漢人社會只有一個死後世界，迨進入到五世紀之後的六百年則有兩個死後世界，供瀕死者抉擇。佛教進入中土之後，有愈來愈多人放棄原本固有本土死後世界信仰，改採異邦式、即死後陪侍佛祖的選擇，這對於婦女，特別是守寡有年者，吸引力尤其大，且比男性多得多，這是為何？ 在唐代，本土死後世界信仰畢竟仍居主流位置，講究的是夫妻合葬，以女子而論，最起碼要葬到夫家的家族墓園。要是子女依親長遺命，一不葬配偶墓旁、二不葬在家族祖墳所在，便會受到社會輿論壓力，令執行親長遺命的子女左右為難，不知如何是好。女性是否於死後掙脫性別不平等加諸其身的桎梏？ 編輯說明 ◎封面圖片：「唐朝仕女圖」，永泰公主陵壁畫。唐中宗第七女李仙蕙（685-701），遭武則天賜死。中宗繼位後，追封永泰公主。公主陵墓宏大，陪葬品豐富，壁畫鮮豔生動。 ◎本書原名《北魏唐宋死亡文化史》，此為全新修訂版。

名為自由主義，實乃威權主義同路人， 雙重標準卻掩人耳目，瞞盡所有世人。 余家班的雙標人生： •高唱自由主義，惡搞言論和新聞自由。 •抓抄打假標準不一 •近親繁殖的學術世襲制 學界巨擘余英時於一九五四年，以二十四歲英年站在香港發聲，挑戰中國學術大師郭沫若，指控郭抄襲乃師錢穆著作，一夕之間聲名大噪。之後赴美留學成了美國漢學家。於一九七四年獲台北頒以院士榮銜，從此穿梭於太平洋東西兩岸，打著反共旗號，博取更大聲名。不久，他把中國傳統獨裁與反智論掛勾，獲《聯合報．副刊》刊載，台北層峰派人探尋，獨裁與反智究竟何所影射？答曰：北京政府。引得台北當局龍心大悅，下令兩大報予以重點栽培，遂捧成台灣家喻戶曉的文化明星，直到蔣經國一九八九年去世為止。 從一九七六至一九八九年約莫十三年時間，是余英時一生最巔峰時期，在政治／文化上皆備極榮寵且名利雙收。他批評北京政府，但所評內容，台北當局一樣不缺，但他雙標，故意視而不見。還收了蔣經國硬塞給他的一位職業學生康樂，身為康樂師尊的余英時，美麗島事件發生時，却扮演簽名抗議的正派人士。余大師批郭沫若抄襲，他的座下門生卻出現抄襲者，或利用權勢庇護抄襲者，還鼓動抄襲者興訟，大師依舊護短縱容。 更有甚者，余門子弟產出貧弱，卻以分贓方式，近親繁殖，演變成學術世襲制，寡佔資源、職位和獎項，養成年青學子抱權勢者大腿的壞風氣。如此荒腔走板，處處雙重標準，全然不見是非與公正，史界如何培育出大家？

由唐入宋，從大家庭朝向小家庭化，補捉私人生活之吉光片羽： 男歡女愛的婚前婚外情、仕宦家庭未嫁女的家戶生活、貞女烈婦以及江湖盜匪。 私生活課題一直是中文史界的闇黑角落，由於史料嚴重缺乏，研究上的高難度，令史學工作者望而生畏、不敢輕易嘗試。誠然，巧婦難為無米之爨，但也不能繼續推遲這方面的研究。因此，更仰賴史家智巧去探微索隱。本書從以下五方面著手，打開中國中古、近古私人生活史的五扇窗： 第一是家戶。唐代貴族或官宦家庭，從宗族大家庭形態走向小家庭化。群趨駐京生活的樣態，使得居地和墳場挨近，不僅省卻歸葬祖籍地的龐大開銷，且省下大量時間，可轉而改用在文化活動上面。 第二是男女名流崇尚愛情，往往將彼此真情告白披之於眾，而眾人為嚮往愛情故，拼命傳抄名流情書。歡場名花如劉國容和魚玄機，真情款款的才女如崔鶯鶯和步飛烟，都是男性凝視、迷戀和關注的對象。至宋代卻轉趨於節制，緋聞變成政客炸傷政敵的武器，或受限於戲劇表演之內。 第三是被忽略的少女生命歷程。從在室女的傳記文本中，以父女關係和兄妹關係為主軸，透露出女性婚前家內活動兩件為人忽視的面向：「父女之情」和「女性同受男性教育」。 第四是國家介入私人生活，在文化政策上宣揚女性結一次婚主義，於是喊出兩個口號：一是夫死則守寡，另一是遇性侵即殉死。在史書裡特闢婦女史專區，即「列女傳」，用以表彰守寡的、殉節的女性。但成效不彰，反看出史書不載的龐大冰山是夫死再嫁及遇性侵仍茍活於世的現象。 第五是為害地方的唐宋盜匪。唐代強盜不僅以良民身分遮掩，而且沒有固定巢穴。到了宋代，強盜據山立寨，不懼官兵進剿到巢穴。唐代的「盜區」入宋以後，已與「江湖」連成一氣。 史家於無聲處聽雷鳴，抉隱極其平常卻是歷史暗角的私生活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