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岸人類學

我們如何想像地方發展的可能性？池上，或許是台灣最有名、自我經營最成功的鄉鎮。在「地方創生」這個名詞尚未成為流行用語之前，伯朗大道、金城武樹，還有那片無敵稻景，早已成為我們講到池上時理所當然浮現出的景象。「池上米」、「秋收稻穗藝術節」，更是將當地主要產業及歲時活動，成功打造成品牌、行銷推廣的知名案例。池上如何成為池上？或許我們該問的是：台灣的地方社會具備怎樣的能動性，除了壯大自身，更為台灣的未來摸索出一條可能的出路？本書從講述這塊平原的歷史及人群開始。從清代到戰後，不同統治者的治理政策及疆域劃定，地理政治上的界線逐漸明確；從島內到島外，不同地區、不同族群的住民陸續移入，產業生計、人群互動、宗教儀式，一步一步凝聚出池上的「地方感」。1990年代之後，WTO帶來的稻米產業衝擊、城鄉差距及人口組成所造成的社會問題，新自由主義經濟對每一個人的生活都造成影響，池上結合官方資源與民間動能，推動池上米認證、發展兼顧生態與觀光的大坡池國家級濕地和無敵稻景等景點，充實地方經濟，並進行各種形式的財富再分配，規畫出一套改變地方的社福制度。三十年前，社區發展、社區總體營造蔚為風潮，近幾年則轉型為地方創生，但我們究竟如何想像地方發展的可能性？或者說，我們「該」如何想像？而人類學的視角可以為地方創生帶來怎樣不同的視野？傳統人類學擅長村落研究，透過田野調查及歷史文獻的爬梳撰寫地方的故事。《成為池上》將空間尺度擴大到鄉鎮層次，納入「政府」與「人」的互動，並著重描寫每一個人的行動是如何環環牽動地方的改變；本書也將池上近三十年來的變化嵌進台灣社會發展脈絡，從過去的社造到今日的地方創生，地方社會的民主參與，何嘗不是社會運動回歸在地的生活實踐呢？《成為池上》從對「池上現象」的好奇，寫出一個「池上如何成為池上」的故事。

29位人類學家‧35篇迷航異溫層的田野筆記從異文化到異溫層，從看見、感受，理解到學習人類學是一門關於「異文化」的學科。峇里島的鬥雞、太平洋初布蘭群島的貝殼飾品交換、非洲努爾人的牛隻和婚姻制度……不過，人類學善於呈現的，不僅僅是處於遙遠異地的社會文化，而是在其中現身的人們的生命經驗：他們為何在意某些事、做出這樣那樣的行為，又為了什麼高興或難過；人類學家在遙遠陌生世界裡闖蕩冒險，但也築起跨文化之間的橋

某種類比來說，他們活在卡夫卡筆下的甲蟲與外部世界，或是馬奎斯的回憶與現實之間。「我想這便是精神病院的價值吧，它具現並且時刻提醒我們空缺的存在。」——林徐達，本書結論或許對所有人類學家而言，異文化的田野工作本身就是一項帶有奇幻性質的經驗，不管是美拉尼西亞島嶼居民的經濟生活、非洲烏班吉流域的部落巫術、新幾內亞高地的死亡儀式，或是城市裡傳統市集的氣味、聚落裡祕密進行的鬥雞活動、林間的松茸採集族群，或是精神病院裡的生活形態，都經由自身活動形塑了屬於各自的文化表現。但是，將精神病院視為一座奇幻地，並不存在任何異文化的浪漫想像。事實上，我們很難確認應該給予精神病院怎樣的評價。一方面，精神病院是現代社會應對「瘋癲」的隔離機構，保障了社會機能得以繼續運作而不至於遭到破壞；另一方面，它又是不幸與苦痛的匯集地，肯認了患者的患病經驗、目睹精神疾患帶給他的困擾，以及因為這個困擾所導致無法控制的殘酷意念和行為。臨床文化因此經常是不一致的。收容意味著隔離阻絕，照顧則顯露出病人複雜的生存技術；在科學病理學診斷中透露出憐憫，在專業照顧中顯現醫療人員的氣憤情緒。一如在精神病院每週的團隊會議裡，逐一討論急性病房病人這週的病情和病室表現時，一名資深的精神科醫師告誡臨床團隊的同理心不僅是同理家屬照顧病患的辛苦，而是同理家屬放棄照顧的酸楚。《在奇幻地》是一位詮釋人類學家，以臨床心理師身分在精神病院工作的民族誌紀錄。作為人類學田野場域，在當代民族誌調查主張移動、非典型定居模式、全球化溝通等特質看來，精神病院確實相對「封閉」——它被第一線的臨床醫療相關專業的養成和訓練，第二線的公共衛生、疾病防治法規、健保制度，以及第三線的機構組織、公會、藥商和醫療器材商層層圍覆。這種封閉性讓臨床機構的社會科學研究往往受限於現實條件，但也開展了人類學全貌觀點介入的可能性，使得人類學專業得以從文化視角，詮釋當代精神醫學的醫療處遇和精神病院患者的生活處境。因而，從事醫療場域調查的人類學家得以探究臨床文化如何從病患行為、診斷和治療目標，以及各個臨床專業職責等獨特的社會實踐形式，以各自不同方式表述「臨床現實」，並且將這些診斷知識與治療行動的意義相應於不同形式的現實之中，試圖釐清精神疾患臨床醫療場域的整體意義。本書著重於對精神疾患、精神病院、患者、臨床工作團隊的文化詮釋，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從古典心理病理學論述、社會學的醫療機構批判，以

「你的孩子還活著嗎？」這不是我們和熟人打招呼時會問的問題，但在馬利完全可以被理解與接受。因為這裡有太多夭折的孩子。在馬利，人們從小就得面臨許多死亡。小時候，死去的人可能是自己的兄弟姊妹、朋友鄰居；如果一個女孩成了母親，她就知道自己的孩子有可能永遠無法長大。德特威勒是一位體質人類學家，研究主題是兒童營養及母乳哺育，西非馬利是她的田野地；她同時是一位母親，帶著學齡的女兒一起出田野。她主要的報導人也是一

一則關於鬧鬼的人類學研究正是那些被噤聲或被消失的鬼魂，讓我們有一個重新認識歷史的開始1973年9月3日早晨，旗津中洲碼頭，一群急著要去高雄加工出口區工作的男性女性，擠上了前往高雄前鎮的渡船，「高中六號」。這類民營渡船通常最多只能搭載10多人，但這艘渡船當時卻擠進了超過70人，在航行中翻覆沉沒。25位年紀介於13到30歲之間的女性不幸溺斃喪生。罹難者家屬和高雄市政府決定將意外喪生的女性合葬，她們被集體埋葬之處稱為「二十五淑女墓」。民間傳說未婚女子去世後會變成無家可歸的女鬼，二十五淑女墓開始出現鬼魂出沒、尋找丈夫的傳言，人們開始避免經過此地，當年喪命的年輕女工也承擔了鬼魅的汙名。2008年，在當地女權團體的呼籲奔走下，高雄市政府為這些不幸的女性正名，將「二十五淑女墓」重新整修並正式更名為「勞動女性紀念公園」，當年25位上班途中不幸溺斃的年輕女性被定位為「60年代為台灣經濟建設奮鬥的工殤少女英雄」，藉此宣導兩性平權與勞動安全議題。渡船事件罹難者一開始到底為什麼要合葬？這麼多年過去，為什麼還要挖出她們的遺骨，大費周章整修她們的安息之地？她們的生與死如何影響身邊的人？周遭的社群如何形成對死者的共同記憶？這些記憶與過去、現在、未來如何連結？+++++記憶從來都不只關乎過去，記憶的建構始終是面向未來的過程。有三股力量直接參與了旗津二十五淑女墓的改造：罹難女性的家屬、台灣女性主義團體，以及身為國家行動者的高雄市政府，三方各自體現了某一種生者與逝者的關係。罹難者父母為了斷開逝去女兒未婚身分與女鬼的連結，他們尋求台灣民間宗教的力量，將女兒的死後地位從女鬼提升為神明。與此相對，高雄的女性主義團體努力消除未婚女鬼的汙名，她們組織社會運動，宣傳死去的女性是工業勞動力的寶貴一分子，曾經為國家經濟發展做出重要貢獻；女性主義團體同時也呼籲國家改善合葬地的環境，紀念她們的付出。至於高雄市政府方面，地方官員意識到，在全球經濟環境變遷之下，高雄的城市經濟無法再依賴傳統產業部門，於是響應女性主義者紀念罹難者的號召，將旗津船難二十五位罹難女性的墓地改造成適合遊憩的紀念公園，成為城市後工業大改造計畫的一環。這個脈絡將死去年輕勞工的鬼魂轉變成新象徵，代表高雄前瞻進步的新身分。《女工之死》全書三部，共分八個章節。第一部「緣起：逝去之人」描述當年渡船事故經過、各方後續處理，以及當時台灣的經濟發展背景，探討各方基於不

內容簡介 假如你夠幸運，可能一輩子都不用找上警察；也可能一輩子不會需要請消防隊員幫忙。可是你每天都少不了清潔隊員。但他們卻是城市裡的隱形人，不引人注意、不受人歡迎，甚至被徹底忽視。一位人類學家，同時也是一位清潔隊員，帶我們看見城市中這群總是被忽視的街頭隱形人每個人、每天，無時無刻，都在製造垃圾。人們怎麼生活，就會出現怎樣的垃圾，垃圾可說是人類文明的縮影。此外，垃圾還是促進經濟發展的重要因

「我發現了一種看待人事物的全新方法。緩慢而綿長，允許溫柔與掙扎的方法。」人類學從來就是一門關乎移動的學科。只是當人類學家遠渡重洋，研究那些往往與自身迥異的陌生族群之後，真正認識的是什麼？「走了那麼遠的路，是不是最終都會透過異文化來認識自己？」人類學也總是在乎能否在地，在遙遠異鄉有另一個等待自己回去的家。人類學家研究親屬、重視關係，但同時為家和家人賦予了更直覺與情感上的定義。《流離之書》收錄寫作者金其琪17篇跨界移動紀事；她是擁有七年資歷的記者，也是剛入門的人類學學徒；她從中國移動到香港，再到台灣。一路以來，她報導香港馬屎埔農地抗爭、記錄2016年香港大學生間的中港矛盾，文中許多描述已人事全非，但都成了歷史的一部分；她描述了環球大廈週日的菲傭聚會、九龍城的泰國移民、南方澳的漁工，人要花多久時間才能把異地當成家？她寫阿美族祭師從抗拒到接受自身文化的歷程、達悟人如何從大島看到自己的島嶼、學阿美語的猶太人類學家，她寫的是台灣當代原住民，也寫下每一個人企圖尋求身為「人」的自己。記者和人類學家某個程度是相似的。進入田野地、熟悉報導人（當然，也被報導人熟悉），試圖透過一次次的對話建立關係、看到與理解彼此，然後帶回自己與他者的故事。17篇文章中，7篇關於香港、7篇關於台灣、3篇關於中國，但書中的主題跨越地理上的分界。「土地」書寫具象的土地迫遷、老屋肢解、無家可依，也寫忘記了自己名字的人怎樣找回與故土的親密感；「陣痛」寫的是那些自願和非自願的跨境移動，人們因身分政治而彼此碰撞，移動的海上貨櫃則塞滿走私動物的牙齒；「扎根」書寫在異鄉和面目全非的故鄉創造新生活、新社群的人；「微塵」則是在這個生死常臨的年代，一些像流沙般逝去的故事。17篇文章呈現的不僅是世界的變化，也讓人在閱讀中發現，人類學如何逐漸滲入一個寫作者的文字DNA，乃至看待世界的方法。「經歷了多變的生活，讀了人類學並在今年邁入30歲的我，強烈地感覺到自己想用任何文字形式來還原世界本身的混沌。寫得『混沌』比寫得『清楚』可要難太多了。」「和讀新聞、做記者受到的訓練不同，這種全新的方法緩慢而綿長，充滿速食閱聽者可能錯過的細節，且允許你的筆流露溫柔與掙扎。」

地緣政治下的美墨邊界，如何對一代又一代的母親和孩子造成重重阻礙與創傷？這部私密且坦白的民族誌，同時也是一份深刻的脆弱書寫，女性的聲音躍然紙上，大膽對當權者道出令人刻骨銘心的真相克勞蒂亞・賈西亞是一位墨西哥母親。她的大女兒娜蒂從小被發現聽力有問題，於是她冒險帶著當時才兩歲的女兒越過邊境前往美國。身心障礙的孩子在美國有機會接受更好的教育，克勞蒂亞也希望女兒到美國可以獲得比較好的醫療條件。然而，終於抵達德州與丈夫會合之後，克勞蒂亞才發現，沒有合法證件不止影響你的移民身分，也對日後生活和教養兒女形成挑戰，甚至會被原本應該提供醫療照護的機構排除在外。人類學家伊莉莎白・法凡－桑托斯是一位墨西哥女兒，她在美國出生，成長於墨西哥移民工人家庭，在母親及祖母的教養下長大。聽著克勞蒂亞回顧過去的經驗，伊莉莎白不由想起自己母親的故事——另一個深受移民和美墨邊界影響、為了追求更好的未來而越過國界的母親的故事。伊莉莎白和克勞蒂亞的訪談持續了五年，記錄下克勞蒂亞獨自帶著女兒越境的驚險過程，以及抵達美國之後為了替女兒爭取醫療權益遇到的種種挑戰。從克勞蒂亞與醫生和老師之間的拉鋸，我們看到教育和醫療體制如何強化她們的無證身分，以及政治與媒體排外心態如何讓她們的就學與就醫過程一再遭受阻礙，困難重重。伊莉莎白也重新聆聽自己母親的故事。她要求母親說一個更完整的版本，把她自己、她的回憶和她的創傷，放進故事裡；直到這時，她才看見自己母親移民經驗的另一個面向。我們的社會期待母親把孩子跟家人擺在第一位，優先於她們的工作、生活，甚至健康。身為母親，就應該為了孩子的未來犧牲自己的未來，但即使是「犧牲」也脫離不了政治，方方面面都受一個人的種族、階級和政治地位影響。移民母親的犧牲所得到的評價迥異於一般母親，無證移民母親甚至可能因為被斥為犯罪，而陷入無止盡的自責與煎熬。每個母親都有不同的故事，但遷徙和移居過程中，母親角色認同所面臨的種種掙扎，很少得到應有的關注。克勞蒂亞的故事代表一種經常遭人忽略和誤解，本身也無法言說、不被記錄的母職——一種關乎愛、犧牲，以及為兒女爭取權益的母親經驗，雖然不見於親子教養文獻，卻是美國數百萬女性移民的真實經歷。克勞蒂亞與伊莉莎白的母親，兩個移民故事彼此交織，呈現了故事之間相互連結的力量，同時揭露移民母親埋藏在記憶深處的經歷，包括她們在過程中為了家人的未來而必須做的困難決定、各種犧牲，以及支持她們

「田野」不只是一種研究工具。「田野」更是不確定年代的處世技藝！田野是什麼？「田野」一直在改變。今日，在許多意想不到的空間，越來越多人在「做田野」。不論是在紐約華爾街、西方與非西方的科學實驗室、世界各地的電子工廠、醫院診所、瀕臨絕種的紅毛猩猩棲地、「第二人生」的線上虛擬遊戲，甚至是殘酷的戰場邊緣。有越來越多領域伸臂擁抱「田野」，期待「田野」能帶來更正確的市場評估、更精準的受眾認識，協助解決更多社會問

擅自認定他人生命的價值，會不會跟否定生命的價值一樣危險？我們能不能想像或找到另一種傾聽的方式，一種容許不確定性的照護形式，來理解生命？ ◎2015年，人文人類學學會，特納民族誌寫作獎◎2020年，高等研究學院，J. I. Staley Prize 「我們對照護的理解往往離不開善意、好的結果，或對受苦的情緒反應。但挪動這種理解將讓我們得以分辨照護論述的細微差異，進而看見自身欲望的矛盾，以及試圖照護他人時的混亂失措。」 1956年，一位名叫考雅克的因紐特女性從北極灣的家鄉搭船前往加拿大南部的醫院接受肺結核治療，病逝於途中。考雅克死前經歷了什麼、她跟誰在一起、遺體送去哪裡，是一個從未解開的謎。後來，每當那艘船再度靠岸，考雅克的孫子就會跑去工人裝卸貨的港口探聽消息。他當然知道祖母已經死了，但他希望聽到的是她死去的經過，而那通常是加拿大政府在處理因紐特社群肺結核大流行時努力抹除的資料——人只是一個身分牌號碼以及統計上的數字。1950年代晚期，加拿大政府展開肺結核清空行動，北方被想像成一座大實驗室，正在進行一場大規模社會實驗，藉由降低死亡率等方法，把因紐特人變成真正的加拿大公民。這項「實驗」要求因紐特人配合政府提供的照護形式和邏輯，包括把像考雅克這樣染上肺結核的因紐特人從家人身邊帶走，撤離到南部的療養院。1953到1964年間有將近一半的因紐特人被送進機構，其中有75%到80%再被送往南部城市的療養院。加拿大政府對外宣稱的目的當然從來不是要殘酷地置因紐特人於死地。將他們撤離到南部的療養院，只是降低因紐特人的死亡率和提升其生活水準的諸多措施之一。這些措施還包括將因紐特兒童送到寄宿學校、給他們一個「白人的」名字，將其過去的一整套生活方式阻擋在外；或是為了防堵青少年自殺潮，設立防治專線、發送海報文宣，努力宣導要年輕人「好好活下去」。要當一個好公民就表示要配合這樣的生命體制。只是，擅自認定生命的價值，將它捧為至高至善，可能跟否定生命的價值一樣危險。+++++這本民族誌的主角是居住在加拿大北部的因紐特人，關注他們被收編進加拿大政府的醫療與照護體制下的結果。作者史蒂文森以傅柯「生命政治」的概念貫穿全書，整體結構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透過1940到1960年代出現的肺結核大流行與1980年後出現的自殺潮，討論加拿大政府官僚體系提供的照護，以及其對因紐特人心靈造成

「田野」不只是去一個地方；「田野」是一種理解的過程田野是什麼？田野就是「田野工作」（fieldwork），這個概念誕生於20世紀初，人類學祖師爺馬凌諾斯基在初步蘭群島的研究方式成為人類學方法論和認識論的核心──與當地人共同生活、學習當地語言和文化、參與觀察──人類學學徒必須經歷超過一年的田野洗禮，才能「轉大人」。田野彷彿是人類學的成年禮，但田野過程中，研究者的角色、主觀經驗、與當地的互動、權力位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