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竹小品（簡體書）

止庵，男，原名王進文，1959年生于北京，1982年畢業于北京醫學院口
腔系(現北京大學口腔學院)。做過醫生、記者等。出版有《樗下隨筆》、《
如面談》、《俯仰集》、《樗下讀莊》、《六丑筆記》、《畫廊故事》等著
作，并校訂《周作人自編文集》(三十六種)、《苦雨齋譯叢》(十六種)、《
廢名文集》等。本書《比竹小品》就是他所著，收錄其個人隨筆作品26篇，
包括：《魯迅的另一面》、《胡張初識考》、《張愛玲文話》、《談丐辭》
等。

《比竹小品》是新星出版社總編輯、周作人研究專家止庵的個人隨筆集，收錄作品26篇。這些作品有的是人物研究文，如《魯迅的另一面》、《胡張初識考》、《魯迅與朱安》等；有的是書評，如《<周作人散文全集>瑣談》、《魯迅雜文集的編法與說法》、《<異鄉記>雜談》、《再談<小團圓>》等。

《莊子·齊物論》云，南郭子綦“隱機而坐，仰天而噓，苔焉似喪其耦
”，顏成子游看出“今之隱機者，非昔之隱機者也”，子綦答以“今者吾喪
我，汝知之乎”，又說：“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
”子游曰：“地籟則眾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
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
“人籟”不如“地籟”，時下倡導“返歸自然”者亦如是說；“地籟”
不如“天籟”，大概只有莊生才有這般見識。無論“人籟”“地籟”，皆系
人家借聲；自然而然，方為“天籟”。趙德《四書箋義》：“就己而言則日
吾，因人而言則日我。”我之于吾，乃是外來影響，猶風之于竅，人之于竹
也。“吾喪我”，即“使其自己”；說真正屬于自家的話，就是“天籟”。
然此事“非知之艱，行之惟艱”，我作文多年，自愧仍是“比竹”耳。
二0一0年八月三日

序
“周啟明頗昏”考
魯迅的另一面
魯迅與朱安
魯迅雜文集的編法與說法
魯迅的合作作品
魯迅遺著的出版
《魯迅著譯編年全集》答問
關于魯迅翻譯的研究
關于苦雨齋
《周作人散文全集》瑣談
“周作人傳統”與文載道
我怎么寫《周作人傳》
胡張初識考
張佩綸的遺產
再談《小團圓》
張愛玲文話
《異鄉記》雜談
《重訪邊城》原稿校讀記
由舒蕪之死而想到的
《上水船集》編後記
“六言詩案”及其他
談丐辭
《老八舍往事》跟帖
話說“書之書”
也談毛邊書
閱讀的樂趣
後記

我怎么寫《周作人傳》
我很喜歡讀傳記，但買這類書的時候，凡帶有不注明出處的對話或“他
想……”的，比如大名鼎鼎的歐文·斯通寫的那些，我一律不要。這就是我
對所謂“傳記文學”的態度。趕到自己動手寫傳記了，當然要守這規矩，我
在《周作人傳》序言中說：“我曾強調不能將‘傳記’與‘傳記小說’混為
一談。傳記屬于非虛構作品，所寫須是事實，須有出處；援引他人記載，要
經過一番核實，這一底線不可移易。寫傳記有如寫歷史，不允許‘合理想象
’或‘合理虛構’。”一言以蔽之，“傳記文學”怎么寫，我就不怎么寫。
即使“文學的味道很少”、“比較枯燥”，也無所謂。
類似意見前人早已說過。諸如《左傳》、《史記》，均曾因此被論者指
摘。錢鍾書《管錐編》云：“上古既無錄音之具，又乏速記之方，駟不及舌
，而何其口角親切，如聆謦款歟？或為密勿之談，或乃心口相語，屬垣燭隱
，何所據依？如僖公二十四年介之推與母偕逃前之問答，宣公二年組麂自殺
前之慨嘆，皆生無傍證、死無對證者。……蓋非記言也，乃代言也，如後世
小說、劇本中之對話獨白也。左氏設身處地，依傍性格身分，假之喉舌，想
當然耳。”這番話正是在批評“傳記文學”。錢氏所云“宣公二年組麂自殺
前之慨嘆”，見《左傳》：“宣子驟諫，公患之，使組麂賊之。晨往，寢門
辟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麂退，嘆而言日：‘不忘恭敬，民之主
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
。”《左傳》這篇已被收入中學課本，我見過一份“教案”，倒是注意到了
問題所在：“組麂當時就死了，死前的內心獨白從何而知？”然而所預備的
解答卻是：“‘懸揣’——根據當時的情境、事情的結果和人物的性格行為
進行的合理想象。符合人物性格，合理解釋結果，非但不覺得失實，反而有
歷史‘帶入感’。”為師這樣講解文章，不啻誤人子弟。
“合理想象”或“合理虛構”，小則添加，大則編造，均系錢氏所云“
想當然耳”。既是想象，就不能當作事實來寫，其間沒有合理不合理之分。
友人謝其章嘗云，所見三種周作人傳，都寫到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六日晚周作
人在家中被捕一事。其中拙著引述了一句話：“當軍警用槍械對著周命令周
就逮時，周還說‘我是讀書人，用不著這樣子。”’注明出自一九八二年《
文化文料》第三期所載張琦翔《周作人投敵的前前後後》一文。另外兩種用
的是同一材料，但其一寫作：“當槍口對準周作人要他就范時，他只站起來
嘟囔著說：‘我是讀書人，用不著這樣子’，就跟著軍警走了。”其一寫作
：“當軍警的槍口對著他要他就范時，他嘟囔著說：‘我是讀書人，用不著
這樣子’。”謝君問：“周作人的‘站起來’和‘嘟嚷’，有出處嗎？”此
等“添筆”，無非攙雜進一種主觀傾向性而已。
“傳記文學”，換個名目就是“演義”。其弊害即如章學誠《丙辰札記
》所批評，“七分實事，三分虛構，以致觀者往往為所惑亂”，——以假充
真，進而以假亂真。魯迅《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說是“容易招人誤會”
：“因為中間所敘的事情，有七分是實的，三分是虛的；惟其實多虛少，所
以人們或不免并信虛者為真。如王漁洋是有名的詩人，也是學者，而他有一
個詩的題目叫‘落鳳坡吊龐士元’，這‘落鳳坡’只有《三國演義》上有，
別無根據，王漁洋卻被它鬧昏了。”
前引“教案”提到“懸揣”，“揣”自難免，唯不宜“懸”——傳記作
者所作推測，一定要有事實依據。也來舉個例子。有種周作人傳談及一九四
五年抗戰勝利後傳主仍繼續寫作時有云：“八月二十六日寫的‘小文’是《
曲庵的尺牘》，在此之前，已經寫有《餅齋的尺牘》與《實庵的尺牘》，這
是第三篇。大概寫文章也是‘山窮水盡’，無材料可寫，只得抄抄亡友的來
信賣錢了，其經濟與精神的窘迫如此，是可嘆的。……幾天以後，又寫了一
篇《凡人的信仰》。幾乎在任何情況下，周作人都能寫作，這是他的特別勤
勉處，也是一種特殊本領。也許是經濟壓力所致？那就有些可悲了。”這里
提到“經濟壓力”，周作人當時日記確有變賣家什的記載；但查與周氏有些
關系的雜志，如《古今》、《中和》、《求是》、《天地》、《逸文》、《
留日同學會季刊》、《讀書》、《同聲》、《文史》、《風雨談》、《雜志
》等，從一九四四年末至抗戰勝利，陸續停辦；其自家主編的《藝文雜志》
，也于一九四五年五月終刊。一九四五年七月十日《雜志》第十五卷第五期
所載《無聲老母的信息》(署名十堂)，七月十五日《女聲》第四卷第二期所
載《佐藤女士的事》(署名知堂)，是周作人這一時期最後發表的作品。抗戰
勝利至周氏被捕，他所寫文章現存八篇，都是未刊稿，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
一年分別收入《過去的工作》和《知堂乙酉文編》。既然無從刊布，如何藉
此“賣錢”；作者感慨“精神的窘迫”“可嘆”、“可悲”，也就沒有由頭
了。
我曾寫文章說，傳記寫作，以下幾點均系要事：(一)材料；(二)觀念；
(三)切人角度與剪裁；(四)文筆。蓋後三項皆以第一項為基礎，而這正是我
寫《周作人傳》的困難之處。我在序言中說：“雖然陸續有《周作人研究資
料》、《回望周作人》之類書籍面世，周氏的生平材料仍然非常匱乏。日記
迄未完整印行，一也；書信很少搜集整理，二也；檔案材料不曾公布，三也
；當年的新聞報道、訪問記、印象記還沒匯編出版，四也；後來的回憶文章
缺乏核實訂正，五也。”這里且略作解釋。
……
P111-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