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獄瑣記（簡體書）

沒有接觸過監獄和犯人的人們對於監獄生活抱有一種神秘感，以為關在其中的都是一夥青面獠牙的人物。其實，號子裡的人與當時社會上的人沒多大差別，除了佔百分之幾的極少數的極壞與極好的人之外，絕大多數也就是社會上的芸芸眾生。社會人的物質與精神上的種種需求，平常人的喜怒哀樂、愉快、信任、感激、慶幸這些正面感情和痛苦、鄙視、仇恨、嫉妒等負面情緒，以及在利害是非面前的自私自利的謀劃或正義的衝動，在號子裡的人也一樣都不少，而且比社會上的人表現得更激烈、更狂暴，所引發的後果更嚴重，因而更具有震撼性。因為監獄是濃縮了的社會，無論什麼味道都要更刺激一些，濃縮物因其“濃縮”而較原體更接近原體的本質，那麼認識它就有助於研究者考察其原體，因此認識監獄及號子裡的人也是研究其所處時代生活的重要參考。
——王學泰

1980年初，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恢復學術刊物《文學遺產》，通過考試，編輯部贊同我調入文學所。當我的人事材料在所務會議上討論時，七位所領導都同意（五位正副所長、兩位書記），人事處一位領導卻有不同意見。她說，王學泰歷史太復雜，到社科院來工作不合適。老所長陳荒煤先生說，他連“三青團”都沒參加過，有什么復雜的？還不是我們把他弄復雜了。陳先生說得對，北京解放那年我才六歲，上二年級。連參加童子軍都不夠格，遑論“三青團”！每天早晨上學，看見童子軍，戴著圓形帽，手執軍棍，腰間皮帶上系著法繩，在學校門口檢查學生的風紀，手是否洗了，臉是否干凈，十分認真而神氣，還有點羨慕呢。“童子軍”是那時最低齡的組織了，我也只有受他們檢查、管理的份兒。
其實，我的歷史真的不復雜，可以說七歲以后，不敢說每天、但可以說每個月都能找到證明人。活了六十多年，從學校門，到單位門，沒有離開過國門。一輩子沒有參加過任何組織，包括“文革”當中，五花八門的組織林立的時候。然而，那位人事處領導說的也不是沒有一點道理，這應了鳳凰電視臺“世紀大講堂”主持人曾子墨女士的一句話，她說：“王學泰先生的故事很多。”這是三年前我在該講堂作講座時，她向觀眾介紹我的一句話。我說：的確，大故事，或說大事故，有三次。
第一次是1958年10月。我讀高中，下鄉勞動，深翻土地，種小麥高產田，來年要畝產120萬斤。當時我說，一麻袋最多能裝200市斤小麥，120萬斤可裝6000袋。一袋平放在地上占地6平方尺，一畝地可平放1000袋小麥，6000袋要碼6層，相當一房多高。我問什么樣的麥稈能把這6000袋小麥挺起來呢？那時是組織軍事化，這話是我在“連隊生活會”上提出的疑問。連隊匯報到團指揮部，帶隊勞動的是一位留校學生，剛被提拔為教導主任，頗帶點“少共”意味，有決斷，多激情。他聽了之后勃然大怒，認為這不是與黨唱對臺戲嗎！竟敢懷疑“大躍進”，不相信黨報上宣傳的“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這是政治錯誤，必須嚴厲批判，肅清流毒。于是召開我校下鄉勞動的全體同學開辯論大會（當時風行“社會主義大辯論”，動不動就要“辯論”，實際上就是批判），“辯論”我的“反動言論”。許多同學慷慨激昂，上場發言。大會收尾時，那位新提拔的教導主任（當時稱作“團政委”）當場宣布，把我開除回校，不許我在這里給“大躍進”潑涼水。這是我在眾多人面前的第一次“亮相”。我低著頭，有時也偷偷看一眼下面的同學真正的或故作氣憤的面孔，感到很意外。待回到城里地處騎河樓的學校，留校的師生正在做大煉鋼鐵的準備，我怕被同學問起，就沒有回學校，每天跑“北圖”看書，以消磨時日。下鄉同學回校后又在班上開了一次批判會，這時又加上一條新罪行，就是逃課、逃避“大躍進”。那年我十六歲，正是充滿了奇思異想的季節，這是生活給我上的第一課。
第二次是1964年7月，大學畢業之時。從1962年秋天，強調“階級斗爭要天天講”以來，形勢一天緊似一天。從學校領導、教師到學生都學會用階級斗爭的眼光看待一切，掃描一切，關注周圍同學的一言一行。我所在的班，因為1962年秋選舉班干部時，沒有完全服從系總支的安排，在一些人的策劃下，選了一兩個違背領導意志的班干部，這就成為近似“反革命事件”的“選舉事件”。1963年北京市委大學工作部研究高校的階級斗爭時，把這種“選舉事件”視為資產階級向黨進攻的信號（1962年北京有一些高校的個別班級沒有按照組織的意圖選舉班干部，后被定性為嚴重的“階級斗爭”）。面臨畢業時，我們這個班（我所在的班級有同學近百人）一些“選舉事件”中的“積極分子”都有些緊張，預感到要被整。畢業之前的幾個月里北京師院中文系畢業班中劍拔弩張，充斥著緊張氣氛，系里領導做出了“打人狀”，許多同學都有不祥的預感，覺得畢業這關不好過，非得脫層皮不可，有些人就做好了挨打的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