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治理：東方大國的復興之道（簡體書）

作為擁有13億多人口的發展中大國，中國面臨的治理問題對任何一個國家的政治領導人來說，無疑都是棘手的。中國治理的困難足以讓世界上任何一個政黨、政治家望而卻步，若缺乏足夠的政治智慧和責任擔當，就難以應對好這些治理難題。本書回顧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發展過程中遇到的治理難題，從依法治國、從嚴治黨、民主治理、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等維度，闡釋了中國治理的特色，勾勒出中國治理的輪廓，總結了中國治理的經驗。在呈現中國治理取得的輝煌成就的同時，回答了中國在當前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遇到的一系列難題與矛盾。

燕繼榮，政治學博士，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常務副院長，教育部政治學研究基地——北京大學國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員、副院長，北京大學國家治理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聯合副主任、秘書長，教育部社科委政治學社會學民族學學部秘書長，中國政治學會常務理事，北京市政治學行政學會副會長，全國公共管理專業學位研究生（MPA）教育指導委員會副主任委員。2017年4月，入選“長江學者特聘教授”。

目錄

第1章復興之路：中國治理的歷史路徑
一、中國的國家形成：跳出歐洲經驗
二、中華帝國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
三、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第2章從嚴治黨：打造中國治理的核心力量
一、變化世界中的中國共產黨歷史定位
二、中國共產黨與國家治理
三、全面從嚴治黨：打造國家治理領導力量

第3章依法治國：邁向現代治理的中國法治
一、中國的百年法治路
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憲法觀念
三、不斷完善的中國司法
四、治國必先治黨
五、政法傳統視角下的中國法治前瞻

第4章民主治理：追求善治目標的中國民主
一、從民主思想源頭發掘民主理論資源
二、以民主過程的視角拓展民主空間
三、用改革經驗充實民主內涵

第5章政府與市場：經濟治理的雙驅動
一、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經濟奇跡
二、經濟奇跡之后的經濟新常態和供給側改革
三、中國共產黨在經濟新常態下的“三步棋”
四、“發展型國家”的中國模式
五、中國經濟發展的戰略和戰術

第6章政府與社會：社會治理的多維度
一、變遷中的中國社會
二、從“維穩”到社會治理
三、中國當前的社會治理
四、國家與社會關系：強政府，強社會
后記

本書的目的是從中國治理的角度，通過清點中國歷史遺產、總結發展成就、分析現實問題，盡可能給關注和關心中國的學者們、朋友們還原一個真實的中國，就中國治理特色話題促進各國學者、朋友進行更多更深入的探討和交流。客觀、真實、全面是本書堅持的寫作原則。本書試圖通過梳理中國治理的歷史經驗，分析中國治理現狀及其問題，探討應對措施，并解讀中國政府政策，客觀呈現中國國家治理的全貌。這其中既有引以為傲的輝煌歷史，也有中國迅速崛起帶來的一系列治理挑戰；既有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治理取得的卓越成就，也有新時期新形勢下國家治理面臨的艱難困境。總之，筆者試圖通過客觀的寫作和記錄，展示一個在發展中面臨問題和挑戰而又敢于正視困難并試圖通過全面改革克服困難的中國。
中國有一則寓言，叫作“盲人摸象”，說的是由于大象的體積很大，幾個盲人想要了解大象究竟長什么樣子，于是都紛紛上前用手觸摸。摸到象牙的說大象長得像蘿卜，摸到象耳的說大象長得像蒲扇，摸到象腿的說大象長得像柱子……他們每個人都不知道大象的真正模樣，但卻以為得到了大象的全貌。認知中國治理經驗也是同樣的道理，如果想知道中國治理這頭“大象”長什么模樣，不僅要從不同的角度去切入，而且要知道它的幾個關鍵部位，這樣才能整體把握，不至于管中窺豹，只見一斑。筆者認為，以下這些要素可以算作中國這頭“大象”的關鍵部位：
中國擁有悠久的國家治理傳統。中國是世界上有史料記載的唯一一個文明沒有中斷過的國家。早在約公元前2070年，中國就出現了夏王朝。夏王朝初步建立了從中央到地方的管理體制，中央設相、卿，地方封侯、伯，上下呼應，共同管理國家事務。西周的分封制和血緣關系維系的宗法制，使得周朝在中國歷史上存在了近800年。公元前221年秦王朝統一全國后，推行了以皇權為中心的中央官制，同時在地方施行郡縣制與中央官制相配合，建立起從中央到地方一套完整的、具有極高效率的管理體制。這套體制在中國存在了2000多年，且至今還在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比如，縣制仍舊是中國不可或缺的治理形式。仔細觀察研究就可發現，在中國現今的近3000個縣級行政單位中，有不少縣的名字可以追溯到數百年乃至數千年前的中國古代。唐朝的三省六部制使中國古代中央官制基本定型，元代的行省制度為中國古代治理遼闊疆土提供了寶貴經驗，明王朝的內閣制度、清王朝的軍機處，則使國家管理體系更為集中、統一。這些管理體制從縱向上來看是延續未斷的，從橫向來看也是豐富和全面的，不僅包括從中央到地方的行政管理體系，而且包括諸如察舉制、九品中正制、科舉制等選官用人體系，也包括“重農抑商”的經濟體制和以儒學教育教化為代表的文化統治制度等。
中國是一個地域遼闊、人口眾多的國家治理大國。考察世界歷史和現實不難發現，小型的城市國家、中等規模的民族國家和大型的多民族國家有著不同的治理方式，因此，有人認為組織的規模決定了治理的方式。中國是一個大國，這個大國的“大”至少體現在兩個方面。首先是體量大。俄裔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西蒙·庫茲涅茨把人口超過1000萬的國家稱為大國，把人口超過5000萬的國家稱為真正的大國。按照這個標準劃分出的大國，其人口只相當于中國的一個省而已。幾千年來，中國也孕育了不同的地域文化，形成了56個民族和佛教、道教、伊斯蘭教等諸多宗教。中國的經濟體量也是巨大的，根據世界銀行的報告，截至2016年底，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僅次于美國，以11萬億美元的總量排名世界第二，且相當于排名第三到第六的日本、德國、英國和法國的GDP總量之和。在中國每年召開的“兩會”“兩會”是指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它們是中國現行政治體制中重要的民主決策和民主協商機制。這兩個會議在每年的3月份召開，會議代表圍繞國家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各類事項聽取政府報告并提案討論。因此，“兩會”通常是觀察中國政治和把握政策走向的一個重要窗口。上，經常有中國某個省份的省長在談及省域的治理時，會讓人感到像是在治理歐洲的某個國家。事實上，中國某些省份，諸如廣東、江蘇、浙江等，在人口數量、經濟總量和管轄面積等方面，與歐洲的一些國家的確不相上下。其次是差異大。比如地域差異，中國的海拔高度大致呈由西向東遞減分布，而經濟發展水平則相反。不同地區之間的管理水平、教育水平、宗教信仰乃至飲食文化都各不相同。再比如貧富差距：中國推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來，收入分配不均日益明顯并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這不僅可能成為社會進一步發展的潛在阻力，也可能是危及社會穩定的一顆“不定時炸彈”。此外，城鄉差異也是不得不考慮的因素。居住位置的不同、經濟發展的工業化水平不同，使得中國城市和農村發展的機遇差別非常大，導致了城市和鄉村社會的“二元化”結構，城市和農村的收入水平、教育醫療水平、福利制度等都存在很大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