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化：承認理論探析（簡體書）

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盧卡奇在20世紀初曾經提出了一個經典學說：“物化”，它用以描述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下，商品關係日益入侵到人際關係中，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實踐變得越發扭曲。那麽，一種非物化、非扭曲的狀態究竟是怎麽樣的？處于晚期資本主義時代的人們，如何克服物化的狀態？法蘭克服學派的旗幟性人物霍耐特正是從這些問題出發，重新考察了物化學說。通過將盧卡奇的學說放置在一個更加綜合的知識譜系中考察（包括以海德格爾爲代表的歐陸現象學、以杜威爲代表的美國實用主義、以阿多諾爲代表的法蘭克福批判理論傳統以及英語學界晚近的發展心理學），霍耐特不僅向我們呈現了物化學說的理路，同時也進一步深化了他自己“承認理論”。在他那裏，物化得到了嶄新的定義：物化乃是對承認的遺忘。

作者簡介：
阿克塞爾·霍耐特（Axel Honneth），德國著名社會理論家，法蘭克福學派第三代旗幟性人物，代表作有《為承認而鬥爭》《自由的權利》《權力的批判》等。
譯者簡介：
羅名珍，臺灣臺北人，德國法蘭克福大學哲學系博士，師從霍耐特。現為臺灣“中研院”文哲所博士後研究員。主要研究領域為阿多諾哲學、批判理論與精神分析。譯作有《物化：承認理論探析》和《社會主義理念》（即出）。

1、法蘭克福學派第三代的旗幟性人物霍耐特新作
2、“物化”這一馬克思主義經典概念的理論潛能再開發
3、霍耐特著名的“承認理論”的進一步拓展，顯示出法蘭克福學派宏大的理論抱負
4、對日益分裂的歐陸-英美學術話語進行建設性的聯結，提供一個極有價值的理論溝通垯本

在1920-30年代的德語世界中，“物化”概念乃是社會文化批判的核心議題。如同凹面鏡一般，物化和其他相鄰的概念焦聚了魏瑪共和時代的歷史經驗――日益攀高的失業率與經濟危機，迫使社會關係日漸趨向以功利盤算為目的，昔日對物之工藝的珍視，也被僅著重工具利用的態度所取代。就連最內在的主體經驗都無可避免地透露出冷漠算計的氣息。然而這惘惘不明的時代氛圍，一直到一深思而警醒的哲學家以“物化”統稱之，才得其語彙。這哲學家便是盧卡奇。在他1923年出版的論文集《歷史與階級意識》中，盧卡奇借著大膽融合馬克思、韋伯與西梅爾著作中的主題，成功塑造了此一關鍵概念。《歷史與階級意識》承載了盧卡奇當時對即將到來之革命的企盼，全書重心在於一篇由三部份組成的長文《物化與無產階級意識》，這篇文章促動了一整代的哲學家與社會學家，將當時社會關係所造就的生活形式視為社會物化的產物，並以此觀點進行解析。
然而，二戰之後，“物化”作為時代診斷中最重要的範疇，漸漸失去了重要性。或許是納粹種族屠殺造成的文明斷裂，使得所有帶有揣想誇飾意含的社會診斷皆頓失力量。社會理論家與哲學家轉而探討民主與正義何以失效，而不再引用那些分析社會病徵的概念如物化或商品化。儘管這些概念仍可見于法蘭克福學派、尤其是阿多諾的著作中，且盧卡奇的思想曾在六零年代末的學生運動中一度復興，然而整體而言，物化分析似乎終究隨著時代趨於沒落。任何對物化的談論，聽來都像某種可疑徵兆，彷佛思慮還滯留在一個過往的文化時代，而此文化時代在歷經了戰後時期及各種文化改革和理論更新之後，已失去其正當性。
一直到最近，才又出現了種種跡象，顯示情況或許又將有所改變。“物化”像一個哲學上未經琢磨深究的大塊思想，忽然從魏瑪共和的深水重現，重新回到了理性論述的舞臺。而之所以我們會認為，時代診斷近來在走向上出現轉變，主要是憑據三到四個可見的徵兆。其中的第一個徵兆尚不十分顯著，就是近來陸續出現了許多新的中長篇小說，這些小說呈現出一種意韻氛圍，顯示我們的日常生活如何被悄然地經濟化――不論是小說的文風或所選用的詞匯，皆如同一種文學的見證，在它們的觀察下，社會世界的居存者像是面對無生命之物一樣面對自己與他者，彷佛既沒有絲毫的內在感受，也無意設身處地理解他人的觀點。不論是美國的瑞蒙·卡佛、哈洛·布洛奇、還是驚人無誨的法國作家韋勒貝克，或德語作家艾芙烈·耶利內克和西爾克·朔伊爾曼，他們的作品都可歸入此脈絡。
相較于在文學敘事作品中，物化還只是呈顯為一種氛圍，在新近的社會學分析中，物化指的則是在人類行為形式中所發生的變化。近來許多文化社會學與社會心理學研究皆發現一種日益加劇的傾向，就是主體會出於利害機宜之考慮，長期假裝自己擁有某種感受或願望，及至久而久之，主體真的將這些感受或願望經歷為自己人格個性一部分。當盧卡奇將新聞工作比喻為一種對“自身經歷與信念”的“娼賣”，並視之為社會物化的極致表現時，他所指的也就是這種對自我情感的操控。
然而不論是對於情感管控的社會學診斷，或是對只重實際效益操控所造就之冷漠氛圍的文學紀錄，“物化”概念都還只是隱含在文中而未被明言。在使我們相信物化論題如今再度復蘇的第三類的文本中，則有所不同。那些或曾引動盧卡奇想法的社會現象，在最近的倫理學與道德哲學中亦成為理論探討的主題。這些討論雖不直接引用盧卡奇的原文，但卻明確地援引“物化”概念。例如馬莎·努斯鮑姆在近作中，用“物化”指稱某種將他人視為工具的極端的對待方式；又或者如伊麗莎白·安德森雖不用物化一詞，但她所探討的生活處境的經濟式異化，卻一再體現了物化的現象。在這些倫理學脈絡下所談的“物化”，有著確切的規範意義，它指的是損害道德或倫理原則的人類行為，亦即，一種不符於其他主體所具有的各種人之特質的、將他人當作無感受無生命之客體、當作“物”或“商品”的對待方式。而今日不論是對代理孕母日漸增高的需求、愛情之商業化或是性產業的興盛發展，都是此種界定所涉及的經驗現象。
最後、我們還能指出第四種脈絡，顯示“物化”範疇如今再度被用來凸顯特定的社會趨勢。在近來關於腦部研究之各種結果及其社會影響的討論中，經常可聽到下述批評，即，以純自然科學的思考方式來討論相關問題，本身就隱含了一種“物化”的態度。此批評的主要立論在於，任何僅藉腦神經元之燃動來解釋人類情感與行動的企圖，皆抽離了生活世界之知，而將人類視為無主體經驗的機器、視為物。與先前在倫理學討論中所提及的相似，在這個議題中，人們援引物化概念是為了指稱某種對道德原則之損害。當神經生理學無視于人之為人的特質時，便會被視為是一種“物化”。在這兩類脈絡中，“物化”概念 ――就其暗指對象“僅為物”而言――所隱含的存有論意義，僅是次要而邊緣的――某種“物化”他者的行為之所以被視為可議的或錯誤的，是因為它們違背了某些道德原則，而不是因為它們違背了人類日常行為本身的存有論前提。與這兩類脈絡不同，盧卡奇則相信，進行物化批判可以不需援引倫理原則。因此，盧卡奇在其文章中乃是以字面之原意使用“物化”概念。這是因為他相信，當社會實踐行為悖於特定的存有論事實時，就能夠被界定為“物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