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臺及海外紅學學案（簡體書）

本書遴選港臺及海外紅學學人，對其學術業績、學術方法、學術範式、學術個性、學術精神及學術影響等方面進行撰述，從紅學史、地域紅學及為學過程和為學業績幾方面考量，介紹了各位學人在版本考辨、本旨索隱、文本批評、紅學史述、學風建設、譯本傳播等方面取得的各具拓新意義的成果，形成了關於海內外紅學的整體認識、整體評價。本書為現代學術尋找真實而鮮活的為學傳統，服務於紅學學科重建。

高淮生， 中國礦業大學人文與藝術學院中文系教授，紅學史新範式即“紅學學案”的建構者，人文社科諸學科學術史新範式即“現代學案”的倡導者，《中國礦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現代學案”欄目主持人。
出版學術著作：
《紅樓夢新論稿》（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年出版）
《紅學學案》（新華出版社 2013年出版）
《紅樓夢叢論新稿》（中國礦業大學出版社2016年出版）《紅學叢稿新編》（知識產權出版社 2017年出版）
《周汝昌紅學論稿》（知識產權出版社 2017年出版）《紅學學案啟思錄》（閱文出版社 2019年出版）
《名家與紅樓夢研究》（知識產權出版社2019年出版）《現代學案選粹》（中國礦業大學出版社2019年出版，主編）。
主持學術課題：
《港臺及海外紅學學案》獲得 2016年度*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後期資助立項。

本書是港臺及海外學人紅學志業的“案卷”，它是由每一個“案宗”即學人學案組成，對所遴選港臺及海外紅學學人之學術業績、學術方法、學術範式、學術個性、學術精神以及學術影響等方面作了介紹，正體現了作者“不拘格套，另辟蹊徑，換一種眼光看紅學”的寫作立意。

《港臺及海外紅學學案》是一部現代學案體的紅學學術史著述，是筆者所著《紅學學案》（新華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續編。《紅學學案》這部紅學史著作的寫作立意正在於：不拘格套，另辟蹊徑，換一種眼光看紅學。
何謂現代學案？筆者在《現代學案述要》一文中說：“現代學案，顧名思義即為現代學人之學術志業立案考述。或考述其一生之學術志業，或考述其專攻之學術志業，披沙揀金，知其人而論其學。是故，現代學案不同於‘學術通史’或‘學術專題史’，乃換一種眼光看學術，即為現代學術尋找真實而鮮活的為學傳統，這是它的立意所在。現代學案體制，雖舊彌新。一則現代撰述之形制略不同於《明儒學案》之形制；二則現代學案之旨趣較之《明儒學案》略有所增益。無論形制之新變，抑或旨趣之增益，皆顯見現代學案撰述者之學術史立意。”高淮生：《現代學案述要》，載《中國礦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3期。所謂“形制之新變”，即以現代述學方式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提要鉤玄、指陳得失、明確褒貶、引發思考；所謂“旨趣之增益”，即立案考察學人兩方面之“兼美”：一、考據、義理、辭章之兼美；二、人與書（著述）之兼美。“形制”服務於“旨趣”，即“昭傳”百年紅學史上能夠立得起、站得住的學人之學術個性和學術精神，既為紅學學科發展尋繹可資借鑒的學術典範或學術範型，同時尋繹真實而鮮活的為學傳統。應該說，現代學案已然超越了傳統之路數並獲得了現代之品格。喬福錦教授在《學科重建與學術轉型時代的“建檔歸宗”之作——高淮生教授〈紅學學案〉讀後感》一文中稱《紅學學案》乃紅學“學科重建與學術轉型時代的‘建檔歸宗’之作”。喬福錦：《學科重建與學術轉型時代的“建檔歸宗”之作——高淮生教授〈紅學學案〉讀後感》，載《河南教育學院學報》2013年第3期。在喬福錦教授看來，《紅學學案》通過做好每一個“案宗”、每一組“案卷”，不僅是對過去學術發展的歷史總結，同時也是對當下學術的評估，以及對未來學術發展的預示。《港臺及海外紅學學案》正是港臺及海外學人紅學志業的“案卷”，它是由每一個“案宗”即學人學案組成。
筆者在撰著現代學案時葆有如下認識：學術史研究與拓新性專題研究相比畢竟屬於“二等學術”，不過，的確需要非同一般的德才學識才能做得好。學術視野應“博觀”，治學方法求“圓照”，史家見識善“通識”，史家心性備“仁德之心”，這是成就“立得住”且“相對精善”之現代學案史著的幾大要素。或者說，現代學案之寫作，非做到“考據、義理、辭章”三者兼美以及“人書合一”之境界，則不能成就其“精善”之美。現代學案可謂以《明儒學案》及《史記》紀傳為楷模的“另一種學術史”，同樣是“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則以兼顧“正襟危坐”而“意蘊宏深”與“口舌生香”而“通邑大都”之美，洵非易事也。由此觀之，學案史著洵非“二等”之德才學識所能為。高淮生：《現代學案述要》，載《中國礦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3期。筆者以為，相比較於此前出版的《紅學學案》，《港臺及海外紅學學案》在學術史立意、文獻材料取舍、學人成果考評、寫作策略筆法等方面已經日趨完善和不斷進步了，即學術史立意更加明晰，文獻材料取舍更加審慎，學人成果考評更加縝密中肯，寫作策略筆法更加靈活多樣。筆者的自我期許為：《港臺及海外紅學學案》應比《紅學學案》“相對精善”了，即在“建檔歸宗”方面“相對精善”了，在史料、經驗與見識的結合方面“相對精善”了。當然，筆者“相對精善”的期許需要學界的評估及讀者的認同。
《港臺及海外紅學學案》的撰述兼顧了以下三個方面的考量：一則紅學史的考量，二則地域紅學的考量，三則學人為學過程和為學業績的考量，三者兼顧，則庶幾近乎真貌。該學案學人的遴選同樣兼顧以下三個方面：一則紅學史的地位，二則地域紅學的影響，三則紅學方面的業績。眾所周知，港臺及海外紅學學人雖不能說學者如林，亦可謂名家眾多，因此，取舍之難，顯而易見。該學案所遴選港臺及海外紅學學人實乃眾多名家之代表而已，或有學術個性者，或有自家面目者，或有拓新成果者，或有典範意義者，或兼而有之者，總之，應以傳承有本、自成一家、具有可觀的學術影響為原則。即通過對他們的紅學志業立案考述，既便於為現代紅學尋繹真實而鮮活的為學傳統，並為轉型期紅學的學科重建提供有價值的經驗借鑒，同時有助於呈現紅學的整體面貌和基本生態。簡單地說：學術貢獻、學術影響、學術個性不僅要突出，而且這一貢獻、影響和個性必須是百年紅學發展過程中不可或缺的。是故，該學案的遴選標準已然難以照顧諸如地域、國別分布方面的均衡。蔡義江曾說：“選學案也如選詩，好詩漏了不要緊，個人所見不同；壞詩惡詩一首也不能選，選了就表明你不懂詩。”高淮生：《紅樓夢叢論新稿》，中國礦業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175頁。蔡先生的這番話錚錚有力，不僅頓開筆者之茅塞，且頓釋筆者如履薄冰之心懷。
試將《港臺及海外紅學學案》所遴選港臺及海外紅學學人之學術業績、學術方法、學術範式、學術個性、學術精神以及學術影響等方面的基本風貌和主要特徵分述如下。
宋淇的紅學代表著作即《紅樓夢識要:宋淇紅學論集》，其中有影響的兩篇文章為《新紅學的發展方向》和《論大觀園》。從宋淇紅學論集中可見其學術路徑是對俞平伯“文學考證”的直接承續，並同時可見王國維紅學批評之切實影響。宋淇的紅學研究致力於辨明紅學方向、探究紅樓藝境，由“識小”而“識要”，小中而見大，精思而妙悟，善於微觀研究與宏觀研究相結合。同時，他善於將《紅樓夢》置於世界文學之林作比較研究，對《紅樓夢》的文學價值給予充分的肯定。至於由文本而文化的義理發掘，則又為《紅樓夢》的意義闡釋拓展了研究視野。因此，大陸學者對宋淇的紅學研究評價很高，即起點高、視野寬、路子正，並具有中國作風、中國氣派，其學風和文風都堪稱治學的典範。從如此好評可見：宋淇的紅學研究能夠將“考據”“義理”“辭章”結合得比較好，堪稱學之楷模。
梅節的紅學代表著作即《海角紅樓——梅節紅學文存》，這部著作是梅節紅學研究成果的總集成。梅節的紅學研究主要著力於“考辨”即“考證”和“辨偽”，這兩個方面密切聯繫、相互貫通，而以“求真”為其出發點和歸宿點。他在諸如《紅樓夢》作者問題、版本問題、成書過程問題等方面均有聊備一說的新解，譬如《曹雪芹卒年新考》《論己卯本〈石頭記〉》《史湘云結局探索》《〈紅樓夢〉成書過程考》《論〈紅樓夢〉版本系統》《曹雪芹“佚詩”的真偽問題》等考辨文章體現出以下鮮明特點：文本內外的掘隱與世事人情的推求相結合；分疏論辯的清明意識與機智明快的文字表達相表裡。盡管有些“推求”和“論辯”不免滑入“懸想”“索隱”之徑，然總體上能夠於史料中求識見。梅節後期的紅學研究興趣主要集中於對紅學的學風建設方面，他對於所謂“龍門紅學”毫不留情的批評和批判，彰顯了鮮明的學術個性。當然，由於“正誼的火氣”與學術批評理性之間的失衡，其改良紅學生態的願望與實際效果之間不免失調。當然，梅節對於紅學學風建設做出的一些富有啟示性的切實貢獻不言自喻。
潘重規的紅學著作有《紅樓夢新解》《紅樓夢新辨》《紅學五十年》《紅學六十年》《紅樓夢論集》《紅樓夢血淚史》等，其中以《紅學五十年》《紅學六十年》《紅樓夢血淚史》影響較大。潘重規的紅學研究主要集中於三個方面:索隱、校勘和述史。索隱即索解《紅樓夢》“反清復明”的本旨；校勘即主持校訂《乾隆抄本百廿回紅樓夢稿》及對列寧格勒藏抄本《紅樓夢》的勘正；述史即梳理並總結六十年間之紅學史。潘重規的紅學志業可謂“毀譽參半”：索隱“毀大於譽”，校勘和述史則“譽大於毀”。潘重規的索隱既是對蔡元培舊索隱的“照著說”，又是“接著說”，但其“接著說”的成果並未造成可觀的學術影響，因此其紅學索隱的影響力難與蔡元培相提並論。然而，潘重規的述史影響尤其值得稱道，盡管他的述史動機並非學術史的自覺建構，其《紅學五十年》《紅學六十年》卻對此後的紅學史寫作具有先導作用和啟迪意義，譬如劉夢溪《紅樓夢與百年中國》的撰著正是受到了潘重規史著的直接影響，而《紅樓夢與百年中國》則是一部頗具特色的紅學史著。
周策縱的紅學代表著作即《紅樓夢案——周策縱論紅樓夢》，其紅學研究成果主要體現在考證、評論方面。周策縱的考證是對胡適、顧頡剛紅學考證的承續，譬如《論關於鳳姐的“一從二令三人木”》《〈紅樓夢〉“汪恰洋煙”考》等文章頗受關注，能夠以小見大，獨具見識。周策縱的紅學評論影響更大，譬如《論〈紅樓夢〉研究的基本態度》《多方研討〈紅樓夢〉》《胡適的新紅學及其得失》《周汝昌著〈紅樓夢〉序》等文章，談言微中，析理透辟。周策縱的方法論意識非常強，這方面深受胡適的切實影響。他極力倡導紅學的綜合研究方法，這一倡導不僅具有對紅學研究的切實意義，同時具有對紅學學風建設的切實意義。周策縱積極推動海內外紅學研究的交流，成功地籌劃和主持了1980年6月於美國威斯康辛召開的首屆國際《紅樓夢》研討會，對國際範圍的紅學研究和學術交流起到了積極作用。周策縱身體力行地倡導並參與各種推廣紅學事業的學術活動，體現了他深切的“中國情懷”即“文化中國”情懷，他與周汝昌結交而成的“兩周”紅緣學誼生動地呈現了這一“文化中國”情懷。
趙岡的紅學代表著作即《紅樓夢新探》（增訂本《紅樓夢研究新編》)、《紅樓夢論集》。從這些研紅著作中可見，趙岡的紅學研究主要集中於曹雪芹家世生平及版本考證兩個方面。趙岡勤於搜集版本，詳於比較文字，且時有新發現，其整理文獻的系統性遠勝於同期港臺及海外紅學學人，因而產生了較大的影響。趙岡作為經濟學的“局內人”而兼治紅學考據，試圖將“致用之學”和“求是之學”並駕而驅，足以顯示其學術勇力了。譬如《康熙與江南雙季稻之種植》一文，則顯示了趙岡兼善兩種不同治學路徑的能力。他在《紅學討論的幾點我見》一文中，倡導以“破解懸案”的極大熱情“發掘新材料”，同時保持“有一份證據說一份話”的冷靜，應是一種富有“建設性的貢獻”的主張。趙岡在紅學研究中表現出為學術而學術的治學追求，能體現一種腳踏實地的勤勉精神，胡適極力讚賞這種精神。
林語堂的紅學代表著作即《平心論高鶚》，這部著作集中研討了“高鶚是否續書”的問題和“高鶚續書如何評價”的問題。林語堂認為，《紅樓夢》全書乃曹雪芹所作；高鶚修訂的後四十回不但不壞，而且異常精密，異常合理，不悖該書大旨；高鶚的貢獻主要在於保存流傳之功。《平心論高鶚》中的觀點，既有可取之處，更有可商榷之處，尤其是他對後四十回的審美品鑒和價值判斷。《平心論高鶚》一書中的諸多“一家言”並不能服眾，不過，再度引起《紅樓夢》研究者對於後四十回的興趣及重新評價的熱情，其學術影響不容置疑。當然，由於林語堂在《平心論高鶚》中並沒有提供出相關的新材料，只是對舊有的材料進行新的解釋，難怪引起爭議。尤其是林語堂竟頑固地堅持《紅樓夢》全書作者就是曹雪芹這一觀點，引起了胡適、周汝昌等的強烈不滿甚至嚴厲批評。不過，林語堂倡導“平心論高鶚”的確涉及紅學的學風問題，盡管林語堂自己也並不見得在“平心”方面做得盡善盡美。林語堂在考證上的功夫顯然不如他在文學創作上的功夫，作為作家而考證或評論《紅樓夢》，理應對曹雪芹的創作具有更深切的“理解之同情”，對此問題的思考引發了有關“作家之文”與“學者之學”如何兼善這一話題的爭議，作家研紅這一現象也受到了相應的關注。王蒙倡導作家學者化，可以理解為“作家之文”與“學者之學”兼善，這種倡導乃基於現代社會日益形成的作家與學者截然分離之弊，顯而易見，這種截然分離之弊大不利於文學之研究。
張愛玲的紅學代表著作即《紅樓夢魘》，這部著作集中考辨了《紅樓夢》的成書問題，旨在闡明《紅樓夢》“是創作不是自傳”的紅學主張，這是對新紅學“自傳說”的辨正。這一研究的終極目標是值得肯定的，即“洗出《紅樓夢》的本來面目”，彰顯《紅樓夢》真實的藝術魅力，因此，張愛玲考辨《紅樓夢》的突出亮點正在於其中“閃爍”的“文學洞見與品味”。《紅樓夢魘》是《紅樓夢》成書研究的部紅學專著，它的拓新意義顯而易見。張愛玲的《紅樓夢》版本考辨是對俞平伯文學考證路向的承繼，卻比俞平伯更加貼近《紅樓夢》文本。當然，這種“貼近”究竟多大程度上印證了曹雪芹創作時的真實想法，畢竟難以證實。《紅樓夢魘》對於《紅樓夢》文本由“初詳”至“五詳”的寫法的確別具一格，以至於給人以“看不懂”的閱讀感受，這也影響了《紅樓夢魘》的傳播及對於它的研究。不過，周汝昌的《張愛玲與紅樓夢》一書無疑擴大了《紅樓夢魘》的影響。《紅樓夢魘》在百年紅學史上的學術價值並不明顯地遜色於《金鎖記》在現代小說史上之文學價值，盡管兩者的可比性有待確證，卻能充分地說明張愛玲作為作家型學人的實力。或者說，張愛玲在“作家學者化”方面做得要比林語堂更令人佩服，更具有範式意義。
皮述民的紅學代表著作即《紅樓夢考論集》《蘇州李家與紅樓夢》《李鼎與石頭記》，尤其收錄於《蘇州李家與紅樓夢》的《蘇州李府半紅樓》《脂硯齋應是李鼎考》兩篇論文，可謂獨辟蹊徑。皮述民一改過去將曹雪芹、脂硯齋、賈寶玉密切聯繫的思路，形成了“李鼎、脂硯齋、寶玉三位一體”的新認識，這是“翻案”所結出的果實。當然，皮述民新意的“翻案”還在於他提出了這樣的命題：“李學”即打破紅學謎關之學!之所以提出這樣的命題，是因為在他看來“唯曹說”已經不能把一些真相講清楚，紅學研究需要有突破性的發展。皮述民的紅學代表著作能夠提供獨具啟示性的視角，他由“曹學”推演出“李學”的學術勇氣足以顯示其“自由流動的優勢而較少顧忌”的學術個性。當然，由於“李學”的述學策略和方法與“紅學”和“曹學”並無根本區別，“曹賈互證”與“甄李互證”均脫離不開“自傳說”的影響。況且，“曹學”至今尚存非議，“李學”之說難免節外生枝之嫌。不過，皮述民則信心飽滿，且期許很高，在他看來，“李學”興則“紅學”有望。“李學”的倡導無疑激勵著“曹學”的不斷精進，對於“紅學”的拓展同樣具有一定的激勵作用。
浦安迪的紅學代表著作即《〈紅樓夢〉中的原型與寓意》《紅樓夢批語偏全》。此外，《浦安迪自選集》選錄的六篇評論《紅樓夢》的文章是浦安迪自己精選的佳作。浦安迪聲稱自己是“以外國學術界的眼光來治中國文學遺產”，這一說法是誠懇的，他的《紅樓夢》研究成果的確實現了“略補國內學者和讀者的看法”的學術期許。浦安迪的《紅樓夢》研究業績主要體現在以下兩方面：一是觀照《紅樓夢》原型寓意；二是另辟《紅樓夢》評點蹊徑。周汝昌看重浦安迪在《紅樓夢》研究方面的“文化”立意，即對中國文化下功夫研求理解，深造有得，又能從敘事美學、接受美學、結構主義分析等角度提出值得重視的創見。浦安迪試圖以《紅樓夢》為例來研究中國文學理論即中國文學敘事傳統和理論，相比較運用西方文學理論來研究《紅樓夢》的立意和方法，浦安迪的立意和方法顯然更接地氣，尤其值得致力於建構中國敘事學的學者借鑒。浦安迪並不僅僅滿足於“很方便”地使用文獻材料，他對這些《紅樓夢》批語進行了一番另辟蹊徑的研究嘗試，這一嘗試的成果即《紅樓夢批語偏全》，成為《紅樓夢》批語研究方面的拓新成果。浦安迪的《紅樓夢》研究視野相對開闊，融通中西而雙向借徑的方法尤其值得表彰。浦安迪曾受到錢鍾書、周汝昌的熱情表彰，這也足以說明他的學術影響力。
伊藤漱平的紅學觀點集中體現在他所撰寫的《試論曹霑與高鶚》《紅樓夢在日本的流傳》等五十余篇系列研紅論文及《紅樓夢》日文譯本方面。他為關注曹雪芹的家世生平、脂硯齋評語、《紅樓夢》版本源流及成書過程、後四十回續書等方面的話題。不僅論文數量超過了其他日本的紅學家，論文質量也具有較高的學術水平。《紅樓夢》日文譯本極大地推進了《紅樓夢》在日本的傳播，促進了日本紅學的發展。伊藤漱平在日本紅學史上的學術地位主要取決於他在《紅樓夢》研究及《紅樓夢》翻譯兩個方面的業績，當然也體現在直接或間接地培養日本紅學研究者方面。伊藤漱平的《紅樓夢》研究注重考據，以實證為主，且文風樸實，不僅彰顯了日本漢學界的樸學傳統，同時為日本學界的紅學研究樹立了典範。伊藤漱平特別注重文獻資料的整理，尤其對日本本土《紅樓夢》研究資料的搜集和重視，使他做出了為人稱道的成果。伊藤漱平的《紅樓夢》研究選題和方法能夠直接參與各種紅學論爭，他以“新紅學考證派”的學術作風獲得了紅學界的認同。
余國藩的紅學代表著作即《重讀石頭記:紅樓夢裡的情欲與虛構》。《重讀石頭記》一方面從學理上系統地闡述了《紅樓夢》的虛構性特質，一方面充分地運用了歐美文學研究的多種理論方法，在歐美人文社科學界引起了很大反響，並由此奠定了余國藩在美國紅學研究領域的領先地位。《重讀石頭記》於1997年出版之後，在學界引起了很大反響，且由此奠定了余國藩在美國紅學研究領域的學術地位。並且，《重讀石頭記》的影響不僅限於歐美學界，也不僅限於紅學研究領域，這正凸顯了余國藩紅學研究成果的範式意義。余國藩在運用西方理論對《紅樓夢》作文學闡釋乃至文化闡釋過程中，並非刻板地採用“以西釋中”的闡釋策略或方法，盡管這種策略或方法為常見。余國藩為求《紅樓夢》研究的理論化而搬運理論，大膽而謹慎地將西方文藝理論盡善盡美地運用於《紅樓夢》闡釋，並隨時注意合理解決這一運用過程中所必須考慮到的適用性和契合度的問題。從余國藩的紅學批評實績來看，可以認為，他是行進在王國維鋪設的紅學批評的橋梁之上並做出了突出貢獻的後繼者。余國藩的《重讀石頭記》具有鮮明的啟示意義：《紅樓夢》的經典意義正在於不斷地被“重讀”之過程中。
上述學人分別在版本考辨、本旨索隱、文本批評、紅學史述、學風建設、譯本傳播等方面取得了各具拓新意義的成果，這些成果顯然是百年紅學學術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中一些成果獨具學術範式意義，有些學人的學術影響甚至超出了紅學學科。《港臺及海外紅學學案》立案考述的學人中的“海外學人”主要為美國學者，尤其是華裔美國學者。美國漢學的研究成果被大量譯介，而當代中國學人的著作只是很少幾種被美國人主動翻譯：就評介機制來看，美國的SSCI期刊比國內的CSSCI期刊更權威，更能表明學術水準和國際影響力；至於群趨美國受國史則早在三十年前就開始了，至今方興未艾。顧鈞：《美國漢學縱橫談》，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132頁。美國漢學的研究水準相對比較高，國際影響力相對比較大，這是不容置疑的事實，這也是筆者《港臺及海外紅學學案》之所以為諸多美國籍學人立案的重要依據之一。張惠《紅樓夢在美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一書系統考察了美國紅學的業績和影響，同時對美國紅學的貢獻和啟示意義做了相應的總結，可以參看。可以肯定地說，以周策縱、趙岡、余國藩、浦安迪等為代表的美國籍華裔學人在紅學方面的貢獻不僅影響了美國的漢學研究格局和水平，同時影響了紅學的整體發展格局和水平。中國留美學人在《紅樓夢》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和業績，尤其他們的研究方法和撰述方式對中國本土《紅樓夢》研究方面的影響有待於做更加全面深入的專題研究。當然，整個歐美紅學頗具影響力的紅學學人尚有更多值得立案考述者，假以時日，容筆者撰著《海外紅學學案》時補錄“海外紅學學案”案卷之中亦為時未晚。當然，無論是美國紅學學人或者美國紅學之外譬如港臺紅學學人，一旦立案考述，均堪稱紅學領域之翹楚，其紅學成果對於紅學學術史建構、紅樓文獻學建構、紅學學科建設等具有不可替代的學術價值。

.......

宋淇的紅學研究：辨明紅學方向，探究紅樓藝境
梅節的紅學研究：考論立新說，辨偽以求真
潘重規的紅學研究：索隱舊途迷不悟，校紅述史開新篇
周策縱的紅學研究：陌地生癡心但求解味，白頭存一念推廣紅學
趙岡的紅學研究：勤於家世版本梳理，試圖建設性之貢獻
林語堂的紅學研究：平心論高鶚，到底意難平
張愛玲的紅學研究：十年一覺迷考據，贏得紅樓夢魘名
皮述民的紅學研究：走出“自傳說”拘囿，開拓“李學”新境
浦安迪的紅學研究：觀照《紅樓夢》原型寓意，另辟《紅樓夢》評點蹊徑
伊藤漱平的紅學研究：從來考辨見功力，研紅何懼費精神
余國藩的紅學研究：重讀《石頭記》知史傳虛話，細按《紅樓夢》乃大旨談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