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知識考古學：國家、戰爭與知識人（簡體書）

目前，我的著作正由三聯書店以“子安宣邦作品集”的形式陸續翻譯出版，以供中國讀者閱讀。這些著作都是自20世紀末的90年代至新世紀第一個十年之間寫作的。其間，準確地說是2003年，我由大學這一教育研究的場所退休，之後便一直作為普通市民中的一個思想史研究者在市民講座上以社會人群為物件授課至今。構成“子安宣邦作品集”的幾乎所有作品，都是由這些講座的講義整理而成。面對市民的講義，當然要以一般社會人能夠理解為前提。不過，這也並沒有使我的講義內容和水準變得怎樣通俗易懂。相反，經過不斷的講授，這些講義更具有了當下的問題意識、歷史批判的思想性與方法論意識。因為，講座直接面對著現實社會的問題。而我的授課，則始終是在與社會人群的聽講者構成的緊張關係中展開的。

這15年以來我與市民講座中社會人一起所做的，乃是對日本近代政治史、思想史、宗教史和語言史等進行批判性解構與重估的工作。我認為，只有經過這樣的批判性重估，我們才能找到21世紀日本的正確發展道路，乃至與中國或韓國建立起真正的鄰居關係。有關這個市民講座我還想再說明一點，即解讀《論語》也是在此講座上進行的。我覺得，這部東亞最重要的古典作品，亦只有經過對規定和束縛著我們的“近代”知識進行自我反思的思想批判，才能超越其原初的意義和學派性、民族性而向我們展示出對人類的普遍性意義。《孔子的學問》（三聯書店刊行），就是這樣成書的。總之，構成這套“子安宣邦作品集”的幾乎所有著作，都源自這些市民講座的講義。

以上，是我對“作品集”中各部著作的形成所做的回顧。之所以談這些，是因為其中收錄了一部《近代知識考古學》。我在上世紀90年代開始了一系列思想史的研究工作，《近代知識考古學——國家、戰爭與知識分子》（巖波書店，1996）便是最初的成果。而如今這部書的中文版則是在此基礎上重編的。我回顧的視線，自然要落在這本書上。那麼，該書是怎樣開始動筆的呢？

如前所述，我至今依然在進行的批判性思想工作始於1990年代初。這正是日本的戰敗即將過去半個世紀的時候。與此同時，也是我們經歷了導致冷戰結構解體的諸種世界史性事件的時期，我們不得不痛切地思考：與世界的轉換一同即將過去的那個世紀到底為何。那時，巖波書店正在策劃“當代思想”講座叢書，而協助編輯工作的我則試圖通過對作為近代日本自我及他者認識的知識形態進行批判性檢證，來完成這項任務。我認為此刻，作為近代日本的知識而與日本國家一起確立起來的學問形態本身，必須加以追究。同時，“近代”對於日本知識分子來說到底意味著什麼，這也是作為思想史學者的我必須追問的課題。也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我寫作了本書中的主要論文，如《一國民俗學的確立》《近代知識與中國觀——支那學的確立》及《日本的近代與近代化論——戰爭與日本知識人》等。

我在這些論文中所闡明的是，以國民為主題確立起來的新的自我認識之學（國學）——柳田民俗學，還有以內藤湖南為指導、根據嚴格的文獻考證方法而建立起來的京都大學支那學其對他者中國的帝國日本支配性的學說，它們何以會成為這樣的知識。針對民俗學、支那學，還有國語學和倫理學等這些成立於近代日本的學術話語，我的分析方法一面受到米歇爾·福柯《知識考古學》的強烈刺激，同時也是由日本近代知識必須轉變這一意識所促發而自覺意識到的批判性認識方法。

在這個時期裡，即戰後即將過去半個世紀的90年代初期，我寫作了多篇檢證“戰後50年”的論文。它們是關於丸山真男的問題、日本語的問題、歷史認識以及戰爭記憶問題等。這些有關戰後時代話語分析的論述，與剛才提到的有關柳田國男和內藤湖南等近代日本學術知識的話語分析論文合在一起，編成一冊《近代知識考古學》。

如今，我想在這部著作基礎上再加入《日本民族主義解讀》（白澤社，2007）一書中的數篇論文，編成中文版的《近代知識考古學》而奉獻給中國讀者。《日本民族主義解讀》是我在現實社會中的，即市民講座授課中的最初成果。在該書的序言裡，我這樣寫道：“我的日本民族主義解讀，將對引導和支撐甚至造就了國家和戰爭之20世紀帝國日本的話語進行徹底的批判性解構。這是我的歷史研究工作。所謂歷史認識，乃是要否定歷史修正主義者所謂‘戰前戰後的日本並沒有斷裂 ’的觀點，從而使我們的將來不再遭到荒廢而勢在必行的認識工作。”

如今，我期望在增加了《日本民族主義解讀》中的部分篇章後編成一部新的《近代知識考古學》，以作為“子安宣邦作品集”的方法論序章。幸運的是，這得到了三聯書店的贊同，中文版《近代知識考古學》也因此即將面世。

察覺到我的想法而重新編輯了《近代知識考古學》的，是對我的思想史工作多有理解的趙京華先生。他同時也擔任了該書的中文版翻譯工作。作為“子安宣邦作品集”之重要的一卷，此書終於得以與中國讀者見面，這對我來說是莫大的榮譽，也是莫大的喜悅。在此，我要對趙京華先生以及三聯書店致以誠摯的謝忱。

中文版作者序言

第一章一國民俗學的確立

第二章近代知識與中國觀——“支那學”的確立

第三章“國語”死去，“日本語”就誕生了嗎？

第四章日本的近代與近代化論——戰爭與近代日本知識人

第五章“近代”主義的錯誤與陷阱——丸山真男的“近代”

第六章在隱蔽與告發之間——戰爭的記憶與戰後意識

第七章被書寫者和無法書寫者——歷史表象與死者的記憶

第八章“日本民族”概念的知識考古——“民族”“日本民族”概念的確立

第九章“民族國家”的倫理學建構（一）——和辻哲郎：從eshics到倫理

第十章“民族國家”的倫理學建構（二）——和辻哲郎：昭和日本的倫理學

第十一章哲學的民族主義表征——“種的邏輯”與國家之本體論

注釋

譯者後記

一如子安宣邦先生在“中文版作者序言”中所言，本書是在出版於1996年的《近代知識考古學——國家、戰爭與知識人》（巖波書店）的基礎上，外加一篇發表於1994年的《“近代”主義的錯誤與陷阱——丸山真男的“近代”》，又從2007年問世的《日本民族主義解讀》（白澤社）一書中選取四篇相關論文，而重新編定的一個全新中文版。這在三聯書店推出的“子安宣邦作品集”中，是比較特殊的一本。

《“近代“主義的錯誤與陷阱》一文，實際上發表於巖波版《近代知識考古學》出版之前，原來計劃收入該書，但由於內容上有部分重復，故沒能實現。作者認為，此文與書中第四章主要討論戰前“日本的近代與近代化論”的內容密切相關，同時作為“丸山真男論”可以獨立成章，且能代表戰後日本的近代化論的走向，故作為第五章收入目前這個三聯中文版。三聯版的第八章至第十一章，則選自《日本民族主義解讀》一書。三聯版的書名依然沿用1996年的巖波版，是因為它最能代表子安宣邦先生二十余年來思想史研究的路徑和批判的立場。

拙著《日本後現代與知識左翼》曾這樣評論此書：

1996年，巖波書店出版了日本思想史學者子安宣邦最具批判鋒芒的著作《近代知識考古學――國家、戰爭與知識分子》。該書在學術界和社會上產生了相當大的衝擊力和不同的反響，清晰地顯示了一位學養深厚的研究者深邃的學理思考，和作為一個公共知識分子強烈的政治關懷與批判意識。在個人的學術思想歷程中，這部著作作為一個分水嶺，標志著子安宣邦從江戶儒學研究者向近代日本思想批判者的重心轉移。換言之，他是在總體把握了300年江戶思想之變動發展的歷史脈絡後，逐漸將思考的視線轉向了近代日本的，並以近世以來四百年間東亞地緣政治變化的長時段視角來逼視問題重重的當下日本和東亞。因此，在1990年代以來傳統左翼批判力量日漸衰退的日本知識界，他以思想批判的深刻和尖銳成為廣受關注的物件。

也就是說，《近代知識考古學》的出版在子安宣邦先生的學術生涯中是一個標志性的“事件”，預示了他此後二十余年的批判視野和思想史方法論路徑。而對於要全面了解他的著作的中國讀者來說，我們可以視此為一本導論性質的著作。說到批判視野和思想史方法論路徑，可以認為子安宣邦先生作為日本後現代時期的學者是在不斷與丸山真男的思想史研究進行對話和挑戰的過程中建立起來的。他的丸山真男批判，同時也是自身立場與方法論的表明。我理解，這也正是子安宣邦先生堅持將《“近代”主義的錯誤與陷阱》一文收入三聯版的原因所在。因此，特別希望中國讀者加以留意。

在此文中，針對丸山真男的代表作《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1952。三聯書店曾於2000年翻譯出版，並將於近期經譯者全面校訂後再版），子安宣邦先生將其與同時期的霍克海姆、阿多諾的《啟蒙辯證法》相比較，發現丸山真男的近代主義“話語”確實具有他自己一再強調的批判戰爭期間“近代的超克”論的一面；但是，丸山真男並沒有像《啟蒙辯證法》那樣從根源上去反思“超克”論所講的那個“近代”，而是把對“近代”的懷疑置換成了“近代性思維”在日本是否成熟的問題來討論，從而在戰後日本構築起了“近代主義”的知識話語。子安宣邦先生強調：問題就在於近代主義本來就不具有質疑和指控“近代”本身的視野。因此，這個與“近代的超克”之歷史哲學話語相抗爭的“近代主義”，也就未能建立起對發動帝國主義戰爭的日本國家所依據的“近代”理念進行徹底批判的視角。

如果說，丸山真男的思想史方法論以及明治維新以來的日本知識話語體系可以稱之為“在近代思維中思考近代”，那麼，子安宣邦先生的則為“在近代視角之外思考思想史”問題，其核心在於跳出“近代思維”的框架，去反省和解構“近代”本身及圍繞於此所形成的日本知識制度。而在具體方法上，子安宣邦先生則主要受到福柯“知識考古學”的啟發。第一，把思想史上的某個學說或理論論爭視為話語“事件”，以顛覆後人的學術敘事對之進行的歷史本質論的重構。《近代知識考古學》就是要從“話語分析”和知識譜系學的視角，來揭示近代日本自我同一性話語建構的秘密，顛覆以往從近代主義視角建立起來的思想史敘述。第二，要進行這樣的解構式閱讀和思想史研究，需要改變丸山真男那種“在近代思維中思考近代”的方式，“必須認真地將我們自己的視角設定在近代話語機制之外”，因為近代話語機制總是在內部不斷地再生出關於“日本”“日本人”之民族國家同一性的神話。第三，為了挑戰“本質性意義論”而提出了“話語性意義論”的策略。

我們知道，米歇爾·福柯是法蘭西學院的思想史教授，他思想史的研究與以往建立在客觀性科學實證基礎上的歷史學不同，他用“考古學”的方法考察現代人普遍接受的知識、思想和信仰被建構起來的過程。在他看來，歷史都是人為建構起來的話語體系，而作為話語被建構起來的知識與權力息息相關。思想史研究就是要用“考古學”的方法和“系譜學”的相關知識一層層地挖掘出知識、思想、信仰被建構起來的歷史，以揭露權力操縱和支配知識話語的秘密。不如此，就無法擺脫啟蒙知識對人類身體和思想的壓迫，就不能實現人的真正解放。這樣的方法無疑是對近代歷史學乃至近代主義觀念的根本性顛覆。ienngg正如福柯研究歷史注重的不是“客觀事實”，而是“觀念”“知識”“話語”的產生機制以及與權力的關係，不是去發現人文科學中的“客觀真理”，而是注重對“理性話語”操縱知識和真理這一隱蔽的事實加以批判一樣，子安宣邦先生的《近代知識考古學》注意在特定的思想史話語空間中，確定某一個概念或者思想學說出現的“事件”性，即這個思想學說是針對什麼而發的，何以這樣言說，與當時的社會意識形態構成怎樣一種關聯，後人又是怎樣解讀和重構這個思想學說的。與此同時，這種不斷被重構的知識話語一旦體系化，便會成為壓迫、遮蔽其他思想學說的權力桎梏而束縛人們的思考視野。對近代日本的“知識考古”，就是要顛覆“近代主義”話語一直以來的霸權。

我想，書中對柳田國男“一國民俗學”、戰前京都“支那學”、“二戰”前後“國語與日本語”之爭、近代化與近代性論述、戰爭記憶敘事，乃至“日本民族”概念、人間倫理學與“種的理論”之民族主義本質的分析，都不是一般概念史、學術史意義上的整理研究，而是解構主義批判意義上的話語分析和知識考古。其中深藏的近代反思，尤其值得我們留意。

以上，是我多年來閱讀和翻譯子安宣邦先生著作過程中的一點體會，期待著能與廣大讀者共享。

最後我想表示，在子安宣邦先生二十余部系列著作中，我最喜歡的是《近代知識考古學》和《近代日本的亞洲觀》兩種，而此次三聯書店推出他的“作品集”，能夠讓我來擔任兩書的翻譯，實在是非常幸運的事情。雖然，這一本遠比《近代日本的亞洲觀》要晦澀難譯，我還是勉力而為，盡可能求“信”求“達”，而為了最終達到“雅”的境界，殷切期待著方家對拙譯提出批評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