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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漢英雄氣運:始皇功過論辯×史書海洋紀事×漢代絲路貿易,史家淺論秦漢帝國的政經文化與地域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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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漢英雄氣運:始皇功過論辯×史書海洋紀事×漢代絲路貿易,史家淺論秦漢帝國的政經文化與地域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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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目次
書摘/試閱

商品簡介

所謂「天下」、「海內」,帝王對疆域和海洋的意識何時產生?
張騫通西域耗時十數年,「鑿空」意義媲美發現美洲新大陸?
《史記》乃無韻之離騷,太史公筆下人物的傳神之處為何?

史記書寫×海洋紀實×墓葬考證×絲路視野
以考古文物和史書佐證,再現秦帝國與漢文化的整體風貌!

▎秦火不再,燃煙卻燎燒千百年
說到秦始皇,最具爭議也最為人所知的事蹟就是「焚書坑儒」,
在統一各國後的幾年,秦始皇為了達到政治思想與文化統一的目的,
下令「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也就是對於國家「無用」之書,
除了具實用性的醫藥、卜筮、種樹之書得以保留下來之外,
其餘包括六國史書以及《詩》、《書》等儒家典籍無一倖免,
此舉導致許多先秦文獻遭到破壞、亡佚,是歷史上一次重大的文化浩劫,
自古以來對焚書一舉的議論貶多過於褒,認為其破壞文化根基,
然而有學者指出秦文化因重視實用性,許多技術層面的知識得以流傳,
民間也未必能完全將書籍盡數燒毀,仍有少數諸子思想留存。
秦火究竟對學術文化破壞到何種程度,也未有定論,仍待後人考察。

▎星辰崇拜,吉凶占卜與精神思想
天文星象對人文的交互關係遠在先秦時期就深深影響人們的思想,
對「星」的崇拜明顯影響著當時人們的社會理念與生活,
因此考察上古信仰體系對了解民間迷信的歷史源流大有助益。
秦漢社會所通行用以趨吉避凶的占星用書《日書》中,
就有可以根據星相判斷行為宜忌的內容和警示文字,
古人認為有的星象預示出疾疫、戰爭、政治動亂等內容,
對星辰有擬人稱呼也是在「敬天」的理念中發展而來,
包括「織女星」、「造父天星」,以及後世的「太白金星」等,
都能體現星辰崇拜的意識對民俗社會與思想產生的廣泛影響。

【本書特色】:
本書以秦漢時期的人物為主軸,論「英雄」之於時代的文化意義,在歷史興衰、朝代起落之時,以英雄人物之「氣運」對人、生命、思想、文化、時代精神有深刻的洞見,並以史家見解來展現秦漢時代的精神特色,包括焚書坑儒的正反論辯、《史記》對於成王敗寇的細微書寫、漢代富強繁榮的文化成就、絲路貿易與地域文化的關係等等。

作者簡介

王子今,歷史學者、教授。曾任多所大學的歷史學院教授與研究所指導教授,專攻秦漢史,著有《秦漢交通史稿》、《史記的文化發掘》、《中國盜墓史》、《秦漢時期生態環境研究》、《秦漢史:帝國的成立》、《秦漢邊疆與民族問題》、《秦漢稱謂研究》、《秦漢交通考古》、《秦始皇直道考察與研究》等學術專著。

引言

《晉書》卷八四〈劉牢之傳〉記載,桓玄派遣何穆說劉牢之,有一段論功臣命運的名言,其中說到「亂世英雄」:「自古亂世君臣相信者有燕昭樂毅、玄德孔明,然皆勳業未卒而二主早世,設使功成事遂,未保二臣之禍也。鄙語有之:『高鳥盡,良弓藏。狡兔殫,獵犬烹。』故文種誅於句踐,韓白戮於秦漢。彼皆英雄霸王之主,猶不敢信其功臣,況凶愚凡庸之流乎。自開闢以來,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以見容於暗世者而誰?至如管仲相齊,雍齒侯漢,則往往有之,況君見與無射鉤屢逼之仇邪。今君戰敗則傾宗,戰勝亦覆族,欲以安歸乎?孰若翻然改圖,保其富貴,則身與金石等固,名與天壤無窮,孰與頭足異處,身名俱滅,為天下笑哉。惟君圖之。」

發表這篇論說的人,當然是從傳統史觀出發,首先以軍事政治業績論「英雄」,而我們知道,創造歷史的「英雄」事業,本來自有普通百姓如農人、兵士、商賈,甚至婦女、兒童們的貢獻在內。何穆所謂「亂世君臣」,從「燕昭樂毅」到「玄德孔明」,前者處於秦人奠基帝業的時代,後者處於漢末王朝衰微的時代。可以說,他總結的「英雄霸王」時代的歷史體會,是關心秦漢史的朋友們所熟悉的。

秦漢是中國古史的英雄時代。自秦始皇實現統一至曹丕代漢,這四百四十一年的歷史階段成就了政治建設、經濟開發與文化繁榮。這一時期的思想家、發明家、雋才學者、逸人高士、農夫工匠、僮僕販客,以及有作為的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均各有貢獻。可以說全社會共同創造了輝煌的秦漢文化。他們推進歷史進步之事業,成功的基礎在於富有英雄主義特色的時代精神。實際上,戰國時期秦崛起與擴張的歷程中,已經表現出在秦漢時期得以發揚光大的進取精神、務實態度和開放胸懷。

本書集合了作者有關秦漢文化風格的若干文章,從不同角度試圖說明這個英雄時代的精神風貌。起初以《秦漢英雄器宇運》為題,是借用與秦漢前後相距不遠的史家對秦漢人物的評價。《三國志》卷五三〈吳書.薛瑩傳〉:「(薛瑩)著書八篇,明曰《新議》。」裴松之注引王隱《晉書》:「(薛)瑩子兼,字令長,清素有器宇,資望故如上國,不似吳人。」「器宇」言度量、胸懷、儀表、氣概。《晉書》讚美人物,有「器宇宏曠」(《晉書》卷三五〈裴憲傳〉),「器宇高雅」(《晉書》卷三七〈宗室傳.任城景王陵傳附弟斌傳〉),「器宇弘劭」(《晉書》卷八五〈魏詠之傳〉),「神明器宇」(《晉書》卷一一六〈姚襄載記〉)等說法。後來人們慣用的「器宇軒昂」,最早見於《三國演義》第四三回〈諸葛亮舌戰群儒,魯子敬力排眾議〉,是用來形容漢末英雄人物諸葛亮的:「張昭等見孔明豐神飄灑,器宇軒昂,料道此人必來遊說。」「器宇」也寫作「氣宇」。後來的文獻中,我們可以看到「氣宇調暢」(〔南朝梁〕陶弘景〈尋山志〉)、「氣宇清明」(〔宋〕儲泳《祛疑說.邪正》)、「氣宇清深」(〔元〕辛文房《唐才子傳.包佶》)等。唐人呂岩《七言》詩之十四有「虎將龍軍氣宇雄」句。所謂「氣宇雄」,正與本書初擬題名「英雄器宇」意思相近。

後來再三思索,覺得「器宇」或「氣宇」作為對「秦漢英雄」基本正面的判斷,仍未能全面涵蓋討論主題的內容。要全面考察和說明「秦漢英雄」的得失、成敗、盛衰、興起與凋落、得意與困頓、光榮與詬辱,想到了可能較為適宜的「氣運」一語。《六韜.盈虛》:「文王問太公曰:天下熙熙,一盈一虛,一治一亂,所以然者何也?」關於「一盈一虛,一治一亂」,注:「指氣運言。」(清《平津館叢書》本)《潛夫論.德化》關於「人君之治」的討論,也說「氣運感動,亦誠大矣」。「氣運」似乎又超越人為所能的神祕力量,影響著社會歷史進程。《藝文類聚》卷二八引曹植〈節遊賦〉:「感氣運之和潤,樂時澤之有成。」此「氣運」則展現自然偉力,似乎又有天地規律的意義。治道與「氣運」相關,生命亦與「氣運」相關。「英雄」事業之「盈」、「虛」,有時也以「氣運」解說。元人邵亨貞〈悼趙士弘先生宋宗室良字行〉詩:「英雄隨氣運,浩蕩濟艱危。」(《蛾術詩選》卷二〈五言長律〉,《四部叢刊》三編景明本)清人羅天尺〈洛陽〉詩:「園囿盛衰關氣運,圖畫零落嘆英雄。」(《癭暈山房詩刪》卷八〈七律〉,清乾隆二十五年刻三十一年羅天俊增修本)張塤〈秋試〉詩:「文章關氣運,科目重英雄。」(《竹葉庵文集》卷八〈鳳皇池上集四〉,清乾隆五十一年刻本)吳錫麒《韓蘄王將臺三首》其二:「盜賊有時關氣運,英雄無策救危亡。」(《有正味齋集》詩集卷二〈嚴江集〉,清嘉慶十三年刻《有正味齋全集》增修本)感嘆歷史世事,都言「英雄氣運」、「氣運英雄」,對秦漢史考察均有啟示。於是這本小書最終取「英雄」、「氣運」語,以此為命題。

歷代文獻多見史論家讚譽戰國、秦、漢「英雄」時代的文例。如:

迄乎周秦,兵革迭興,英雄互起。(〔唐〕謝偃〈雜文九.玉諜真記〉,《文苑英華》卷三五九)

漢興,高祖躬神武之材,行寬仁之厚,總攬英雄,以誅秦、項。(《漢書》卷二三〈刑法志〉)

漢高祖起於布衣,提三尺之刃而取天下,用六國之資,無唐虞之禪,豈徒賴良平之奇謀,盡英雄之智力而已乎,亦由項氏為驅人也。(《晉書》卷四八〈段灼傳〉)

高祖入關,既因秦制,世宗挺英雄之略,總文景之資……。(《晉書》卷二五〈輿服志〉)

漢武英雄思拓邊,昆明習戰遺風傳。(〔宋〕王十朋〈觀習水勝〉,《梅溪先生後集》卷三)

漢武帝英雄蓋世。(〔明〕李樂《見聞雜記》卷五之三十八)

光武以仁厚之德,濟英雄之志。(〔元〕胡一桂《雙湖先生文集》卷八〈東漢紀.光武〉)

沖、質不永,桓、靈墜敗,英雄雲布,豪傑蓋世,家挾殊議,人懷異計。故從橫者欻披其胸,狙詐者暫吐其舌也。(《三國志》卷四二〈蜀書.郤正傳〉)

漢室陵遲,為日久矣,今欲興之,不亦難乎?且英雄並起,各據州郡,連徒聚眾,動有萬計,所謂秦失其鹿,先得者王。(《後漢書》卷七四上〈袁紹傳〉)

董卓作逆,英雄並起,阻兵擅命,人自封殖。(《三國志》卷一四〈魏書.劉放傳〉)

董卓煽禍,英雄群起而攻之。(〔元〕胡一桂《雙湖先生文集》卷八〈三國.漢昭烈〉)

明公定冀州之日,下車即繕其甲卒,收其豪傑而用之,以橫行天下。及平江、漢,引其賢俊而置之列位,使海內回心,望風而願治,文武並用,英雄畢力,此三王之舉也。(《三國志》卷二一〈魏書.王粲傳〉)

自操破於漢中,海內英雄望風蟻附。(《三國志》卷三二〈蜀書.先主傳〉)

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暗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岩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三國志》卷三五〈蜀書.諸葛亮傳〉)

……其惟玄德、孔明,可謂英雄耳。(〔宋〕胡寅《致堂讀史管見》卷五)

信古之英雄,惟諸葛孔明為不可及矣。(〔明〕胡應麟《少室山房集》卷九七〈論八首.爾朱榮〉)

蜀漢人材,孔明而下,定推趙雲。孔明以聖賢而英雄,子龍以英雄而聖賢也。(〔清〕鄭光祖《一斑錄》雜述八〈陳壽三國志〉)

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尚當橫行天下,為漢家除殘去穢。(《三國志》卷五四〈吳書.周瑜傳〉)

回顧古代「英雄」史觀,應當注意到「英雄」之高大身形的背後,與光輝對應,往往有陰暗的影子。觀察對於秦漢史影響深刻的人物,如商鞅、秦始皇、漢武帝等,都應當注意到他們在當時推進歷史的另一面,也為後世若干嚴重的政治罪惡提供了先決條件。

當然,以上這些有關「英雄」的歷史感慨,依然多是從戰爭史和行政史視角讚嘆當時「事態百變,人才輩出」。而歷史之豐富多彩,往往也表現於作為政治家、軍事家之「英雄互起」、「英雄並起」、「英雄群起」時段之間的「承平時代」,文化之進步,亦多實現於並非「兵革迭興」的「安逸寧靜之境」。

回顧秦漢時期的歷史,是可以看到這個情形的。

本書選取作者近年關於秦漢史的研究,以隨筆、短論,及並非十分專深的論文形式發表的若干成果,從英雄主義、進取精神、開放胸懷等方面,介紹秦漢時期民族精神具有歷史積極意義的時代特色。希望透過通俗解讀歷史學知識的方式,與讀者一起深化對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傳統的認知、理解和反思,以利於繼承其中適應現代社會文化生活的內容。成敗得失,不敢妄做樂觀預想,願意虛心接受讀者的評判。

目次

引言

第一章 秦史考察的意義
「雖在僻陋之國,威動天下」
秦兼併天下,「如暴風雷雨,閃擊中原」
秦實現統一的原因
「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
秦史的世界影響

第二章 秦文化的實用風格
文化取向:從商鞅焚書到秦始皇焚書
秦昭襄王言「無益」之學
《韓非子》「去無用」、「禁無用」主張
孔鮒的感嘆:「吾為無用之學」,「秦非吾友」

第三章 秦「力士」與秦文化的「尚力」傾向
早期「力士」故事與「秦之力人」
秦史「三力」及相關現象
「力士」地位與秦文化「尚力」風格
「扛鼎」、「舉鼎」競技表演
秦「尚力」傳統在漢代社會的遺存
秦人對「力士」及「尚力」傾向的思考
關於「小人尚力」、「小人絕力」

第四章 秦始皇「天下一統」的歷史新識
秦統一的條件
秦統一的規模
秦統一的意義
秦統一的影響

第五章 秦「抑商」辨疑:從商君時代到始皇帝時代
秦「抑商」說與秦「重商」說
對《商君書》農商政策的理解
秦「市」及商路的繁榮
呂不韋故事與「烏氏倮」、「巴寡婦清」、「名顯天下」

第六章 再議「焚坑」
「煙燎之毒」:中國文化的浩劫
「坑儒」辨疑
「焚坑」非「一時間事」

第七章 里耶發現:秦史認識的新視窗
簡牘資料有關秦統一的資訊
長江流域的秦史遺存
秦王朝「江湘之間」的行政經營

第八章 遷陵「郵人」的歷史足音
「以郵行」與「郵人」稱謂
「郵人」身分
關於「輕足」

第九章 秦始皇帝的海洋意識
「並一海內」成功與「天下」、「海內」理念
「議功德於海上」的政治文化意義
「夢與海神戰」的心理背景
「入海求仙人」:海洋探索的特殊形式

第十章 秦漢宮苑的「海池」
《秦記》「蘭池」疑問
「蘭池」象海的可能性與秦封泥所見「晦池」、「每池」
西漢長安宮苑中的「海池」
秦漢宮廷海洋象徵的神祕意義

第十一章 《史記》的海洋視角
「海內」與「天下」
「言海中神山者」
《史記》有關「海」的文字
「南海」與「海東」開拓
「周覽四海」與「廣大」氣象

第十二章 英雄歌哭:太史公筆下劉項的心思和表情
垓下:項王「悲歌慷慨」、「泣數行下」
沛宮:高祖「慷慨傷懷,泣數行下」
英雄成敗―一樣的表情,不一樣的心思
太史公深意推想

第十三章 《漢書》的海洋紀事
「四海」、「海內」:政治地理意識
「樓船」、「橫海」事業
漢武帝「臨大海」、「浮大海」
長安「海中神山」模型
海:財用之所出
東洋與南洋航運
「北海出大魚」紀錄

第十四章 漢代的「海人」
「海人之占」:海洋學的進步
《說苑》「海人」故事
「海人」傳遞的神異知識
齊「習船者」與「海人」的技能
「海人」與「山客」
關於「海人之仄陋」

第十五章 漢武帝與漢武帝時代
中國古史的英雄時代
漢武征伐匈奴
張騫「鑿空」
罷黜百家,表章《六經》
上古文化的豐收季節
晚年漢武帝和「巫蠱之禍」
漢武帝的「文采」
一個多情的帝王,一個無情的帝王

第十六章 漢武帝的人才意識與人才政策
漢武帝「得人」:卑賤者「反貴重之」
人才發現:「何相見之晚也!」
察舉:選官制度的進步
太學:「養天下之士」

第十七章 北邊「群鶴」與泰畤「光景」:漢武帝後元元年故事
關於「非用羅網時」
鶴與漢代社會生活
「光景並見」:「靈命」的暗示
「北邊」、「群鶴留止」記錄的生態史料意義

第十八章 長安:西漢經學的「天府」
長安與齊魯文化的西漸
石渠千秋
「書肆」與「槐市」
經學研究的中心
太學:經學教育的基地
西漢長安:政治主導與文化中心

第十九章 東方朔言「海上」、「仙人」
《資治通鑑》諫止武帝「欲自赴海求蓬萊」,記載
東方朔諫言可否信據
東方朔諫止漢武帝「自浮海求蓬萊」事的文化影響
東方朔成功諫止漢武帝「自浮海求蓬萊」的因由
題東方朔撰《神異經》、《十洲記》的海洋文化要素

第二十章 張騫「鑿空」事業
「鑿空」之旅
「鑿空」語義
「『孔道』猶言大道」
「遙想漢人多少閎放」

第二十一章 合浦的海氣珠光
南海名港
「合浦珠還」傳說
「神珠薏苡」
「璧流離」―舶來的玻璃
南洋航路上的「蠻夷賈船」
「伏波」南征

第二十二章 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
「天人」、「古今」
「敬天」理念
時代話題

第二十三章 史家的「童心」:《史記》閱讀體驗
「天真」、「好奇」
「永遠帶有生命」的「寂寞和不平」
天下「奇氣」,古今「至文」
「山川」、「雲物」、「鳥獸」、「草木」:漢賦的關心
「得意」:秦漢政治表情
童年「耕牧」生活

第二十四章 「好會」:《史記》記述的和平外交
《史記》「會」的史跡
河洛地區:戰國會盟中心
「唐且」故事
關於「好會」
澠池「好會」
史學用語中「好會」的淡出

第二十五章 司馬遷的行旅
司馬遷「二十」出遊
「奉使」西南之行
王國維:「史公足跡殆遍宇內」
歷史的實地訪問
歷史的現場考察
山川旅歷與「文氣」養成
交通史體驗.交通史記憶.交通史解說

第二十六章 楚風與海氣:漢史考察視野中的楚文化
劉邦的建國史與楚風之盛起
「因楚之罪而奪之東海」:削藩強勁動作
漢武帝巡狩「會大海氣」
楚地的「海賊」
浮屠登陸與「楚王英始信其術」
楚王山丘與徐州漢畫

第二十七章 海昏侯墓發掘的意義
劉賀際遇:霍光時代政治史的寫真
海昏侯墓發現反映昭宣時代的社會經濟文化
劉賀歸宿:海昏侯國的區域文化分析
海昏侯墓的保護與發掘

第二十八章 絲綢貿易史視角的漢匈關係考察
匈奴「好漢繒絮」與關市交易
西域絲綢市場與匈奴「賦稅諸國」
漢王朝厚賂匈奴織品的去向
漢匈軍事前線的絲綢發現

第二十九章 戰國秦漢政論的「美善」
「美善不空,才高知深之驗也」
「博喻之富」與「奇」的追求
「文辭美惡,足以觀才」
「聖人不空作,皆有依據」

第三十章 稱謂研究與秦漢社會文化的新認知
稱謂研究的學術基礎和時代條件
秦漢稱謂研究的意義
稱謂與秦漢等級秩序
稱謂與秦漢職業身分
稱謂與秦漢家庭結構
稱謂與秦漢民族關係
稱謂與秦漢社會控制
稱謂與秦漢世俗風俗

第三十一章 秦漢時期的生態環境
秦漢氣候形勢
秦漢植被和野生動物分布
秦漢時期的水資源條件
秦漢生態環境變化的人為因素

第三十二章 秦漢史研究理論認知散談
對秦政理論基礎的判斷
對漢代學者整合先秦理論創造的理解
秦漢社會思想意識的理論說明
秦漢史微觀和中觀考察的理論指導
秦漢史宏觀研究的理論總結
有關秦漢史在整個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中地位的理論思考

第三十三章 說唐詩「蘇武」詠唱
「蘇武在匈奴,十年持漢節」
蘇武「以勇武顯聞」
蘇武的「愁」、「恨」、「冤屈」
蘇武在唐人英雄意識中的地位
唐代詩人筆下的「蘇李」
唐詩蘇武形象的歷史文化影響

第三十四章 呂思勉和呂著《秦漢史》
《秦漢史》:呂思勉代表性著作
「以新、漢之間為大界」
「秦漢時人民生活」
「考據」傳統與「自由回照」
呂著《秦漢史》的結構布局
關於「直以劄記體裁出之」
「拆拼正史資料,建立新史規模」
對《二十四史》通讀過幾遍?

第三十五章 星崇拜與「救星」意識的發生
上古「星」崇拜與「祭星」禮俗
星象與人世「吉」、「凶」
擬人星:人際稱謂與星辰名號
俗文學作品中的「救星」

第三十六章 魯迅讀漢畫
魯迅對漢畫的關注
魯迅對漢畫的研究
「倘能遇到,萬不可錯過也」
漢畫與精神
魯迅藏漢畫的文物品質

後記

書摘/試閱

秦史考察的意義

西元前二二一年,秦王嬴政完成了統一大業,建立中國歷史上第一個高度集權的「大一統」專制主義帝國。秦王朝執政時間短暫,西元前二〇七年被民眾武裝暴動推翻。秦短促而亡,其失敗,在後世長久的歷史記憶中,更被賦予政治教訓的意義。然而人們回顧秦史,往往都會追溯到秦人從立國走向強盛的歷程,也會對秦文化的精神和特色有所思考。多代學者就此進行長期的認真研究,獲得考古發掘收獲等多重證據,相關認知有所深入。

「雖在僻陋之國,威動天下」

秦人有早期以畜牧業作為主體經濟形式的歷史。《史記》卷五〈秦本紀〉說秦人先祖柏翳(伯益)「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漢書》則作「育草木鳥獸」(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上〉),「養育草木鳥獸」(卷二八下〈地理志下〉),對象包括「草木」,暗示農業和林業在秦早期經濟形式中也曾經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秦作為政治實體,在兩周之際得到正式承認。秦人起先在汧渭之間建設畜牧業基地,又聯合草原部族,團結西戎力量,國力逐漸強大,後來向東發展,在雍(今陝西鳳翔)定都,成為西方諸侯國家,與東方列國發生外交和戰爭關係。秦國的經濟進步,有利用「周餘民」較成熟農耕經驗的因素。秦穆公時代「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廣地益國,東服強晉,西霸戎夷」(《史記》卷五〈秦本紀〉),是以關中西部地區作為根據地實現的政治成功。

史書明確記載,商鞅推行變法,將秦都由雍遷到了咸陽。《史記》卷六八〈商君列傳〉記載,商鞅任大良造,「居三年,作為築冀闕宮庭於咸陽,秦自雍徙都之」。定都咸陽,是秦史具有重大意義的事件,是秦國興起過程中的重要轉折。遷都咸陽,有將都城從農耕區邊緣轉移到農耕區中心的用意。定都咸陽,是秦政治史上的輝煌里程碑。商鞅頒布的新法,有擴大農耕的規畫,獎勵農耕的法令,保護農耕的措施。於是使得秦國在秦孝公執政、商鞅變法時代,實現新的農業躍進。而指導這歷史變化的策劃中心和指揮中心,就在咸陽。咸陽附近也自此成為關中經濟的重心地域。《史記》卷二八〈封禪書〉說:「霸、產、長水、灃、澇、涇、渭皆非大川,以近咸陽,盡得比山川祠……」,說明「近咸陽」而地方水資源得以合理使用。關中於是「號稱陸海,為九州膏腴」(《漢書》卷二八下〈地理志下〉),被視為「天府之國」(《史記》卷五五〈留侯世家〉),因其豐饒,千百年居於經濟優勝地位。

回顧春秋戰國時期列強競勝的歷史,對後世影響比較顯著的國家,多位於文明程度處於後起地位的中原周邊地區。其迅速崛起,對於具有悠久文明傳統的黃河中游地區,造成強烈衝擊。這個歷史文化現象,就是《荀子.王霸》中所說的:「雖在僻陋之國,威動天下,五伯是也」、「是皆僻陋之國也,威動天下,強殆中國」。「五霸」雖然都崛起在文明進程原本相對落後的「僻陋」地方,卻能夠以新興的文化強勢影響天下,震動中原。「五霸」所指,說法不一,如果按照《白虎通.號》有關「五伯」的說法,是包括秦穆公,即所謂「秦穆之霸」的。

在戰國晚期,七雄之中,以齊、楚、趙、秦為最強。到了西元前三世紀的後期,則秦國的軍威,已經勢不可當。在秦孝公與商鞅變法之後,秦惠文王兼併巴蜀,宣太后與秦昭襄王戰勝義渠,實現對上郡、北地的控制,使秦的疆域大大擴張,時人除「唯秦雄天下」(《史記.魯仲連鄒陽列傳》)之說外,又稱「秦地半天下」(《史記》卷七〇〈張儀列傳〉)。秦國上層執政集團可以跨多緯度空間控制,實現對游牧區、農牧並作區、粟作區、麥作區以及稻作區兼行管理的條件。這是後來對統一王朝不同生態區和經濟區實施全面行政管理的前期演習。當時的東方六國,沒有一個國家具備從事這種政治實踐的條件。

秦兼併天下,「如暴風雷雨,閃擊中原」

秦統一的形勢,翦伯贊說:「如暴風雷雨,閃擊中原」,證明「任何主觀的企圖,都不足以倒轉歷史的車輪」(翦伯贊《秦漢史》,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第八頁)。秦的「統一」,有的學者更願意用「兼併」的說法。注意「歷史的車輪」之說,應當理解當時社會意識嚮往「天下定於一」(《孟子.梁惠王上》)的共同傾向。《公羊傳.隱西元年》首見「大一統」說。而儒學之外的其他學派,也有相近的文化表現。如《莊子.天道》:「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帝王天子之德也……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又說「一心定而王天下」。《墨子.尚同中》:「選擇天下賢良聖知辯慧之人,立以為天子,使從事乎一同天下之義。」《荀子.不苟》也說「總天下之要,治海內之眾」。身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韓非子》一書中「天下」這一詞彙出現的頻率最高,達二百六十七次。如〈解老〉「進兼天下」,〈飾邪〉「強匡天下」,〈制分〉「令行禁止於天下」等。成書於秦地的《呂氏春秋》,可見「天下」凡二百八十一次。

秦統一的實現,後人稱之為「六王畢,四海一」(〔唐〕杜牧〈阿房宮賦〉)。其實,秦始皇完成統一的空間範圍,並不限於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等原戰國七雄統治的地域,亦包括對嶺南珠江流域的征服,及「西北斥逐匈奴」(《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據《史記》卷七三〈白起王翦列傳〉,「(王翦)虜荊王負芻,竟平荊地為郡縣,因南征百越之君」。從記述次序看,事在王賁、李信「破定燕、齊地」及「秦始皇二十六年,盡并天下」之前。遠征南越,是秦統一的戰略主題之一。而蒙恬經營北邊,又「卻匈奴七百餘里」(《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南海和北河兩個方向的進取,使得秦帝國的版圖遠遠超越了秦本土與「六王」故地的總和。

秦實現統一的原因

在對於秦文化的討論中,不可避免地會導入這個問題:為什麼戰國七雄的歷史競爭中,最終秦國獲勝?為什麼是秦國,而不是其他國家完成統一這個歷史進程?

應當怎麼理解秦人實現統一的原因?按照秦始皇自己的宣揚,稱「德并諸侯」、「烹滅強暴」,又說:「寡人以眇眇之身,興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自詡立足正義「以誅暴亂」,同時感謝「宗廟之靈」。而賈誼〈過秦論〉「奮六世之餘烈」的說法,也肯定秦王嬴政前代君主的歷史作用。李斯的總結,突出強調其政策和策略的合理:「謹奉法令,陰行謀臣,資之金玉,使遊說諸侯,陰修甲兵,飾政教,官鬥士,尊功臣,盛其爵祿。」(《史記》卷八七〈李斯列傳〉)

司馬遷《史記》有歸結為「天命」,又言「若天所助」的說法:「是善用兵,又有天命。」(卷四〈周本紀〉)「論秦之德義不如魯衛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強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險固便形勢利也,蓋若天所助焉。」(卷一五〈六國年表〉)

對於秦之所以能夠實現統一的原因,近世多有學者討論。有學者認為,秦改革徹底,社會制度先進,是主要原因。曾經負責《睡虎地秦墓竹簡》定稿、主持張家山漢簡整理,並進行秦律和漢律對比研究的李學勤曾經指出:「睡虎地竹簡秦律的發現和研究,展示了相當典型的奴隸制關係景象。」「有的著作認為秦的社會制度比六國先進,筆者不能同意這一看法,從秦人相當普遍地保留野蠻的奴隸制關係來看,事實毋寧說是相反。」(《東周與秦代文明》,上海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七年,第二九〇至二九一頁)

對於秦富國強兵,終於一統的具體條件,可以進行技術層面的分析。研究者注意到秦國在水利經營、交通建設、機械發明、動力革命等方面展現的優勢,實現了國家綜合實力的提升,成為在軍事競爭中勢不可當的重要因素(王子今〈秦統一原因的技術層面考察〉,《社會科學戰線》二〇〇九年九期)。而管理方式的進步與鐵質工具的普及,也表現出對東方六國某種意義上的超越。秦的學術文化傾向特別注重實用之學的特點(王子今〈秦文化的實用之風〉,《光明日報》二〇一三年七月十五日),與這一歷史現象有關。秦在技術層次的優勝,使得秦人在兼併戰爭中能夠「追亡逐北,伏屍百萬」,「宰割天下,分裂河山」,最終「振長策而御宇內」,「履至尊而制六合」(賈誼〈過秦論〉)。當然,正如有些學者所指出,「秦國專制君權較早就發展出相當高的政治控制和社會動員能力」(閻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能夠「有效地規範行政秩序和官員行為」,「保證行政機制的精密運轉」(閻步克《波峰與波谷――秦漢魏晉南北朝的政治文明》,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第二二六頁),也是重要的原因。從秦執政者自我宣揚的言辭來看,若干措施「使秦國成為戰國七雄中政治最為清明的國家」(陳蘇鎮《《春秋》與漢道:兩漢政治與政治文化研究》,中華書局,二〇一一年,第十頁),而這正是能夠「武威旁暢,振動四極,禽滅六王」(《史記.秦始皇本紀》)的重要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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