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公司：來自非洲的祕密移民如何在歐非各國形成一門好生意

★★一本縱橫在歐非邊界、捕捉非法移民產業如何運作，如何將祕密移民變成一門好生意的民族誌★★

不斷移動、追尋的人如今是移民。這些家庭原本靠一小塊土地維生，四十畝地生於斯長於斯，土地裡的收成決定他們能吃飽還是得挨餓。如今他們在西方世界的後院漫遊，四處奔走，尋找工作；海上有一船又一船的人，邊界壕溝有一排又一排的人。在他們身後，還有更多人即將來到。沙漠與邊地充斥著移動的人們……移動改變了他們：公路、路旁的營地、對饑餓的恐懼與饑餓本身改變了他們；沒有晚餐的兒童改變了他們；無止境的移動改變了他們。他們是移民。敵意改變了他們，融鑄了他們，聯結了他們──敵意讓富國集結起來，耀武揚威，擺出驅逐侵略者的架勢。巡邏艇上的邊界警衛與配備步槍的非洲警察捍衛這個世界，防備自己的同胞。──本書作者根據史坦貝克（John Steinbeck）《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所改寫

來自非洲的移民搭著小船出現在外海、行走在沙漠，他們有時是亟需被救援的危殆者，有時是讓人恐懼的黑色勢力，有時已化作冰冷屍體；他們窮盡所有力氣，只為扣開歐洲大門……從二〇〇〇年開始，這些非法移民（祕密移民）意象透過各種照片、文字、影片，占據了新聞版面，彷彿是歐洲二戰後的最大威脅。以此而生，包括邊境管理、國防、救援工作、媒體學術等在內的非法移民產業（illegal migration industry）也蓬勃興盛，歐盟與歐洲各國投注了大量預算與人力，就為控制人口移動，將「威脅」阻擋於歐洲之外。

從馬利到華沙，透過在歐非之間邊地的大量田野與實地觀察，作者安德森指出非法產業本身的荒謬性。首先，這些祕密移民在統計學上無足輕重，所謂的「入侵」根本就沒有發生，歐洲國家的反應過於極端。再者，非法產業的存在是為了阻隔祕密移民，然而它們卻從祕密移民身上得利，當國界上的威脅愈被彰顯，這個產業愈能取得資源，收益也愈可觀……如此恐怖的迴圈，被生產與被消耗的是它們原欲排除的人，並讓這些活生生的人困在深淵中進退不得。

由於本書討論的範圍是「產業」而非限定範圍中的特定群體，作者設定的田野調查場址是延展（extended）且流動的，轉換於出發╱被遣返、抵達╱被收容，遷徙路線的封鎖點╱指揮控制中心之間，大範圍地拼出非法產業的多個面向，希望能為全球人口移動的辯論提供資源，甚或找出可能解答。

安德森以社會人類學的研究結合新聞學的採訪寫作，與一百多位移民、八十位非政府組織主管與各國官員、五十多位邊界警衛、四十位紅十字會員工進行深度田野對話，企圖恢復這些祕密移民的真實面貌，一如作家史坦貝克在《憤怒的葡萄》所寫的奧克拉荷馬人，他們想要的就是更好一些的生活，他們不多也不少，就是一群遷徙的人。

作者簡介

魯本．安德森（Ruben Andersson）

人類學家，主要研究領域為移民、邊界和安全問題，特別關注西非撒赫爾（Sahel）和南歐地區，現為牛津大學國際發展部社會人類學教授。

著有《非法公司：來自非洲的祕密移民如何在歐非各國形成一門好生意》（2014）、《無望世界：恐懼如何重繪我們的地圖、感染我們的政治？》（No Go World: How Fear Is Redrawing Our Maps and Infecting Our Politics，2019），合著有《災難經濟學：為什麼是時候該結束對一切的戰爭了》（Wreckonomics: Why it’s time to end the war on everything，2023） 。

魯本最近正在進行一項計畫：「即將到來的啟示錄：安全、顛覆和為人類未來而奮鬥」（Apocalypse soon: Security, subversion and the struggle for a human future），是關於在這個危機四伏的年代，如何多地點地擴展全球安全議程的研究。

作者個人網站：rubenandersson.com/

譯者簡介

閻紀宇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長期從事翻譯與國際新聞報導。曾任《風傳媒》執行副總編輯、《中國時報》國際新聞中心主任。重要譯作包括《亞洲海洋大歷史》、《新疆再教育營》、《澤倫斯基：我們如此相信》（主譯）、《美國夢的悲劇》、《石頭之屋》、《向法西斯靠攏：從尼采到後現代主義》、《永不屈服》、《價格戰爭》、《決斷2秒間》、《強國論》、《SQ：I-You共融的社會智能》、《別對我撒謊》、《紙醉金迷哈瓦那》、《非理性的魅惑》、《魔鬼詩篇》、《遮蔽的伊斯蘭》、《中國即將崩潰》（主譯）等書。

序論

歐洲與非洲邊界的非法產業

這道邊界像圍籬一樣高，像大海一樣深，然而移民與難民絡繹不絕，試圖穿越。對於從非洲「非法」遷徙到歐洲的悲慘奇觀，這過程是最後一幕，但注定要在兩座大陸的斷層反覆上演：

美利雅（Melilla），北非，二〇〇五年十月。夜幕低垂之後，移民開始向西班牙飛地休達（Ceuta）與美利雅奔去。數百名遠道而來、疲累不堪的非洲人從摩洛哥一側的森林營區現身，將臨時做成的梯子搭上兩座飛地的邊界圍籬，努力往上攀爬。圍籬之間的地帶人影幢幢，攝影機捕捉到他們模糊的動作和一圈一圈的鐵絲網。新聞記者形容那是一場「大進擊」（asalto masivo）：新聞節目與媒體頭版報導大批黑皮膚移民迅速、安靜地行動，其中許多人「訴諸暴力」或「不計一切代價」。接下來，摩洛哥或者西班牙安全部隊──到底誰要負責已是無頭公案──向移民開火，至少造成十四人死亡。飛地外面簡陋的移民營地被摩洛哥部隊夷為平地、縱火焚燒。移民遭到圍捕、拘禁、送上巴士，巴士駛往遙遠的撒哈拉沙漠（Sahara）。許多人從此消失無蹤。之後，當局加強管制，邊界地區被清理乾淨，媒體繼續報導其他新聞。然而沒過多久，歐洲「打擊非法移民行動」出現一道新戰線：移民改由海路前往遙遠、難以抵達的西班牙加納利群島（Canary Islands）。二〇〇六年，逾三萬艘移民船登陸當地，與日光浴遊客、紅十字會志工、大批記者與警察摩肩擦踵。多年來抵達歐洲南部海岸的移民一直在增加；如今，歐洲外部邊界（external borders，譯注：通常指歐盟成員國與非歐盟成員國的邊界）的混亂一發不可收拾。

蘭佩杜沙島（Lampedusa），義大利，二〇一一年三月。悲劇發生當時，利比亞爆發民眾起義。被逼上絕路的格達費上校（Colonel Gaddafi）威脅要以「史無前例的非法移民潮」淹沒歐洲南部，報復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即將發起的軍事攻擊。非洲難民隨即出發，一船又一船，他們表情茫然的臉龐出現在英國廣播公司（BBC）、半島電視臺（Al Jazeera）、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的畫面，他們鏽蝕不堪、嘎吱作響、嚴重漏水的小船航向義大利的蘭佩杜沙島，大批救援工作者、新聞記者與警察在岸上守候。搭船移民的奇觀當時已司空見慣，歐洲的觀眾硬起心腸，冷漠以對；海岸上的警衛與軍人也是如此。這樁悲劇──眾多悲劇其中之一──從利比亞的黎波里（Tripoli）開場，一艘小船載著七十二名乘客出航。後來小船發出求救訊號，但是無人理會。一架軍方直昇機空投飲水與食物之後離去，再也不曾回來。小船在北約的海上軍事活動區（maritime military zone）漂流了兩星期，最後被沖上蘭佩杜沙島的海岸時，船上只有九人倖存，其他人不是活活渴死就是活活餓死。官方進行調查，做出結論：這是「歐洲黑暗的一天」。然而在歐洲最南方的邊界，移民每天一醒來就要面對「黑暗的一天」──在蘭佩杜沙島外海，二〇一三年秋天有數百名移民在船舶翻覆後淹死；在希臘與土耳其交界的崎嶇河床、在休達與美利雅外面、在直布羅陀海峽（Strait of Gibraltar）與西西里海峽（Strait of Sicily），都是如此。距離西班牙飛地圍籬慘案還不到十年，歐洲南部邊界已陷入長期混亂。

可怕的移民死亡故事堆疊在西方世界的大門口，從歐洲南部邊地、美國與墨西哥邊界到澳洲的太平洋海岸。故事的場景似曾相識：「非法移民」擠進不堪航行的船隻、塞進鏽蝕的卡車駛過撒哈拉沙漠、跋涉遙遠的亞利桑納州沙漠、攀附著墨西哥的鐵路貨運列車。成千上萬人死於這些艱難坎坷的旅程，一項不完整的統計顯示，一九八八年迄今，將近兩萬人死在「歐洲堡壘」（Fortress Europe）的大門。然而對走投無路的移民而言，苦難並沒有在歐洲的大門止步。新聞媒體、民粹政客、熱忱官僚抓住機會，將非法移民妖魔化，化成一個陰魂不散的外來者，乘著浪潮入侵西方國家。在他們的論述中，世人看到一個全球社會的化外之人（global pariah）：有時令人著迷，有時無人聞問；有時帶來恐懼，有時令人同情。他在富國的邊界徘徊窺伺，沿路撒下恐慌的種子，引發選戰亂局，鬧出頭條新聞。

關於這個埋伏在歐洲大門之外的「威脅」，相關論述不勝枚舉：新聞報導、紀錄片、政策文件、學術論文與基金會報告都曾針對非法移民進行追蹤、檢視、探討。本書將採取不一樣的做法，特別關注觀察者的角色，深入研究我所謂的「非法移民產業」（illegal migration industry）或簡稱「非法產業」（illegality industry），在歐洲與非洲日益重要的邊界如何運作。這個產業倚賴它掌控的「人類原料」運作，本書將一一檢視相關場域：歐洲新成立邊界體制（border regime）的控制室、在政府監控下為移民提供人道照顧的收容所、在非洲大地獵捕行蹤飄忽遷徙者的警察巡邏車。

然而若要實現此一寫作宗旨，就必須好好思考這些介入手段的目標──非常態移民（irregular migrants），尤其是來自撒哈拉沙漠以南（sub-Sahara）的旅人；他們愈來愈容易陷在歐洲與非洲之間、有如野草地散布的無人區，進退不得。旅人要經歷一連串邊界管控體制的考驗，從沙漠延伸到大海、從北非城市延伸到沙塵飛揚的撒赫爾（Sahel，譯注：撒哈拉沙漠與蘇丹稀樹草原之間的地帶，西起大西洋，東至紅海）垃圾堆。西班牙一位難民收容中心主任形容，他們的遭遇就像一場「達爾文天擇」（Darwinian selection），一種最殘酷的天擇，乾枯的身體消失在撒哈拉沙漠的沙丘，腫脹的屍體漂上直布羅陀海峽的海岸。幸運一點的旅人滯留在新近國際化的邊界城鎮與邊緣地區，例如丹吉爾（Tangier）與烏季達（Oujda）、的黎波里與塔曼拉瑟特（Tamanrasset），一次又一次。然而無論旅人最後是達成目標抑或功虧一簣，他們愈來愈有可能淪入一種處境：在成為這個恐怖生產線上的非法移民的過程中，他們其實是與非法產業合作。

本書是一部民族誌，記錄這個產業的運作，聚焦歐洲外部邊界的西緣：西非、馬格里布（Maghreb，譯注：非洲西北部）與西班牙之間。接下來幾章將呈現，在這些日益重要的邊地，歐洲對於「非法」非洲人口遷徙的反應激發了衝突與矛盾，也透顯了這些富國與其南方鄰居的關係。書中故事很少落腳歐洲的土地；前往歐洲邊界是一門生意，現在正蓬勃發展，而且運作範圍遠遠超出歐洲的地理邊界。（未完）

推薦序 ⊙阿潑
誌謝
作者說明
重要名稱縮寫
時間軸：政策與移民事件

序論 歐洲與非洲邊界的非法產業
第一景 寂寞的獄卒

PART 1 邊地Borderlands
1 穆罕默杜與吃定遷徙者的人
2 一場風險的賽局
3 獵人與獵物

PART 2 穿越Crossings
第二景 遇上船難的特派員
4 邊界奇觀

PART 3 衝突Confrontations
5 白人媽媽，黑人兒子
第三景 在神父的房舍
6 擱淺在時間之中
第四景 不提供工作的求職中心
7沒有邊界的進軍者

結語 荒謬的邊界
附錄：方法論
注釋
書目

1　穆罕默杜與吃定遷徙者的人
 
慈悲媽媽（Mother Mercy）遲到了一個小時。塞內加爾一條沙塵飛揚的偏僻街道，她的車就停在一間房子外面。她從乘客座下車，走進簡樸、破舊的房子；她在這地方成立了一個組織，集結一群女性，她們的兒子都死於乘船移民。她身穿一件剪裁俐落的黑色洋裝，銀色線條環繞全身。她大搖大擺走過，對著手機高聲講話，手腕上戴著大大的手表。「啊，對不起。」她原本用沃洛夫語講電話，這時轉成法語招呼我；我坐在角落一張木頭桌子後方等候。「路況真是糟糕……」她彈響手指，要助理注意；助理是位豐滿的女性，待在房間後面一座搖搖晃晃的櫃檯。助理立刻拿了一本行事曆過來，上面已經標記前往法國、義大利與西班牙的行程。慈悲媽媽是一位非常、非常忙碌的女性。她一手翻閱行事曆，一手拿著手機，用一連串沃洛夫語和法語下達指令、安排會面，同時記下另一趟出國旅行的細節。
 
就在此時我體會到，祕密移民的世界正在發生奇怪的事。
 
穿著紅色、綠色、黃色服裝的中年女性魚貫走進辦公室，走到櫃檯前面，掏出五百二十五中非法郎（相當於一美元）交給那位助理。慈悲媽媽在達卡的組織建立了一個微型貸款（microcredit）計畫，參加的成員每天要償還五百二十五中非法郎。許多成員都像慈悲媽媽本人一樣，至少有一個兒子死在海上。櫃檯旁邊牆上貼著一張海報，大剌剌寫著：「向死亡之船說不！」（Non aux pirogues de la mort!）

慈悲媽媽終於結束手機通話，從桌面上滑送一本小冊子給我，「我們的兒子不幸犧牲，於是才有我們的組織。」她的聲音變得溫柔、母性，彷彿經過數百次演練。事實也的確如此。二〇〇六年大批漁船滿載遷徙者從塞內加爾駛往遙遠的加納利群島，她的組織也成為新聞記者與政治人物追捧的對象，從倫敦到帕馬斯（Las Palmas，譯注：加納利群島最大城市）都是如此。媒體很快就為她送上「慈悲媽媽」的封號，表揚她勇敢地「對抗移民」。她先後登上諸多媒體的螢幕與版面，包括英國廣播公司、法國電視二臺（France 2）、《魅力》（Glamour）、《她》（Elle）、《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法國《解放報》（Libération）與《世界報》（Le Monde）、西班牙《國家報》（El País）……名單沒完沒了。小冊子詳細敘述這個組織的義舉善行，她快速翻閱，暫時不理會響個不停的手機。「我們的目標是要終結非法移民。」她如此解釋，儘管組織只有「微薄的資源」，「我們必須努力讓年輕人留下來。」
 
媒體與政治人物讚許她致力於協助讓年輕人留下來，做法是針對「非法移民的風險」來進行所謂的「敏感化」（sensibilisation╱sensitization）與提升人們的覺察。 BBC在二〇〇六年報導，她的工作「比歐盟派往大西洋的所有戰艦軍機還有成效。果真如此，慈悲媽媽的成功也是她的致命傷。到二〇一〇年時，移民船不再出航，資金逐漸枯竭。她說：「我們的工作必須繼續下去。如果我們只在這裡做敏感化運動，人們會從別的地方出海。」這意謂著她們要把訊息散播到全國各地，甚至整個區域！「敏感化運動沒有結束期限。」她心不在焉地說著，一邊將一組號碼輸入手機，然後撥打電話。我的會面時間結束了。
 
我走到外面，打電話給穆罕默杜（Mohammadou）。慈悲媽媽先前吩咐：「告訴他，電話號碼是我給你的。」一邊在紙上寫下號碼。沒過多久，我就看到穆罕默杜漫步走向辦公室。他是當地被西班牙遣返青年協會的主席，但模樣實在配不上響亮的頭銜：寬鬆的牛仔褲、塑膠涼鞋、舊外套、鴨舌帽。他簡短地打招呼，面無笑容；然後帶我前往他住的地方，街巷裡滿地黃沙。這地方我稱之為揚古爾（Yongor），是一座漁村，面對達卡龐大的市區顯得渺小，搭船移民對當地造成很大的衝擊。穆罕默杜和他的朋友曾經從這裡出海，如今也在這裡遊蕩，沒有工作，無處可去，試圖療癒遣返經驗留下的傷口。

「你可以帶給我們什麼？」穆罕默杜突然說道；我們走向海灘，沉悶的空氣瀰漫著腐爛的魚腥味與汽油味。他又追問：「你想要什麼？」兩個問題的次序似乎倒過來了，但原因可以理解：他見識過太多訪客。街角兩名女性身穿鮮豔的長袍，蹲在一部滿載芒果的推車旁邊；一群孩子在車旁邊奔跑，踩著泛白、滾燙的沙灘。我走過這一切，試圖想出適當的回答，但不知該如何開口。
 
我們來到阿里（Ali）的家，他是一位健壯的被遣返者，年紀二十來歲。海浪拍岸的聲音傳過狹窄的巷道，房子牆上以西班牙文與法文寫著鄰居親屬的電話號碼，阿里將一張板凳壓進沙地放好，穆罕默杜坐下來，拿出筆記簿，翻過一頁又一頁的姓名、電話與電郵，都是曾經與被遣返者協會接觸過的人。其中也包括新聞記者、研究人員、學生、NGO工作者，甚至還有一位歐盟代表。然而這些人留下聯絡資料之後，就再也不曾聯絡。「許多人來到這地方，但是只要他們回到歐洲，什麼消息都沒了。」阿里點點頭，分享他唯一的一支菸，穆罕默杜趁著餘燼熄滅之前吸了最後一口，說道：「他們吃定了我們。」嘴巴噘成不以為然的樣子，我很快就發現這是他常有的表情。就連救援組織也在吃他們的錢，被遣返者一無所獲。「我是協會主席，卻得跟他討一根菸來抽，你說這樣像話嗎？」穆罕默杜愈說愈氣，朝著朋友的方向點頭示意。
 
被遣返者受夠了，不想再跟研究人員或記者打交道。對那些事實調查員與代表團，他們只有怨恨與憤怒，更別提那些為白種人（toubabs）牽線的人，像是慈悲媽媽。「她為什麼要你來找我們？」穆罕默杜露出勉強的微笑，對這個問題他自有答案，後來變成我們常開的玩笑，「因為你沒錢。如果你開一臺四輪驅動車上門，她會請你到她家做客。」（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