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虛構更離奇：真實的故事（簡體書）

假如你還沒有發現，請允許我先劇透：我的所有作品講的都是孤獨者想方設法和他人發生關聯。

不如說，那恰是“美國夢”的反面。眾所周知，“美國夢”崇尚的是賺到大錢，高高在上，傲視那些擠在高速公路上——更糟的是巴士里——的庸俗之輩。哦，不，“美國夢”其實就是有恢弘宅邸，孤絕矗立。那必須是頂層豪宅，如霍華德·休斯。或是山頂孤堡，如威廉姆·藍道夫·赫斯特。總之，都是些離群索居的漂亮巢穴，你只會邀請自己喜歡的俗人來做客。你能一手操控的環境，遠離沖突和痛苦。你說了算的私域。

不管是蒙大拿州的大牧場，還是連通高速網線、藏有成千上萬張DVD的地下室公寓，私域決不會失效。我們進入其中，孤單獨處。我們便孤獨了。

等我們悲慘到了一定程度——就像《搏擊俱樂部》的主人公在他的時髦公寓里，《隱形怪物》的女主人公被她自己那張漂亮臉蛋隔絕于世——我們就會摧毀自己的漂亮巢穴，強迫自己回歸到大千世界里去。從很多方面來看，寫一部小說也不外乎如此。你構思情節，查找資料。你獨處著，構建這個由你操控的漂亮世界，你不僅能操控，還能操控萬事萬物。你任憑電話鈴響個不停。任由電郵堆積到爆。你沉溺在自己編織的故事里，直到親手毀了它。然后你才回歸到與他人共處的世界。

如果你寫的故事大賣，那就準備上路參加書展吧。接受采訪。實打實，和他人打成一片。很多的他人。人山人海，直到你煩透了人。直到你迫不及待地想要逃跑，逃到……

逃到另一個漂亮的虛構世界。

如此循環反復。獨處。共處。獨處。共處。

如果你讀到了這一頁，很有可能，你也懂得這種循環。讀書不是群體活動。和你去看電影、聽音樂會不一樣。讀書，就是這種循環的孤獨盡頭。

在這本書里的每一個故事都在講與人共處。我和他人的共處。或是，別人之間的相處。

對城堡建造者而言，共處，就是揮舞鮮明的石頭旗幟，引來做同樣夢的人們。

對收割車比拼者而言，共處，就是用撞毀農用機械的方式重構社區，尋求一種共處的方法，一種具有鮮明規則、目標的社會結構，然后各就各位。

對瑪麗蓮·曼森而言，共處，意味著一個來自中西部、不會游泳的小孩突然搬到了佛羅里達——那兒的社交生活整個兒沉浮在海水里；即便如此，那孩子還是拼了命想要和別人產生關聯。

我在寫小說的間歇寫下的這些故事和隨筆都不是虛構的。我自己的周期是這樣的：事實。虛構。事實。虛構。

寫作有個缺點：你必須獨處。就單純的寫作而言。孤絕的高閣。在世人的想象中，那就是作家和記者的不同之處。周刊記者，報紙記者，他們總在東奔西跑，獵奇追新，約見他人，挖出真相。編寫出一個故事。記者是在眾人包圍之下寫作的，也總有個交稿限期。擁擠，匆忙。興奮，好玩。

記者的寫作，能讓你和更大的世界連通起來。猶如某種管道。

但作家的寫作就不同了。在世人的想象中，任何撰寫虛構故事的人都是孤單的。這或許是因為，小說會讓你和某個特定人物的聲音勾連起來。也或許是因為，閱讀本身就是我們獨自完成的事。似乎是把我們和他人隔離開的一種消遣。

記者調查故事。小說家想象故事。

滑稽的是，為了創造出這個孤單的敘述聲音——這個看似與世隔絕的世界——小說家卻要花很多時間和他人共處，多到足以讓你大吃一驚。

很難把我的任何一部小說稱為“虛構”。

我寫作，多半是因為寫作能讓我每周一次和別人在一起。那是一個寫作小組，導師是已有著作出版的作家湯姆·斯潘保爾，每周四晚上活動，地點就在他家廚房的餐桌邊。那時候，我和別人的大部分交情都基于就近原則：不是鄰居，就是同事。不妨這么說吧：你認識那些人，純粹是因為你每天都不得不坐在他們旁邊的位子里。

我認識的人中最有趣的當屬伊恩·格貝特，他把諸位同事稱作你的“空氣家族”。

近鄰交情的問題在于，他們會搬走。他們會辭職，或被炒掉。

直到我加入了寫作小組，情況才有了改觀，我發現，友情可以基于共享的熱情。寫作。或是戲劇。或是音樂。某些可供分享的愿望。一種共有的使命把你和他人湊在一起，他們也珍視你珍視的那種看不見摸不著、玄玄乎乎的技藝。這種友情可以超越工作或租房導致的離合。周四晚上的漫長交流穩定又固定，是我在寫作賺不到一分錢的那些年月里持續寫作的唯一動力。湯姆，蘇西，莫妮卡，史蒂文，比爾，科瑞，里克。我們爭論不休，也互相贊美。那就夠了。

《搏擊俱樂部》一炮而紅，我個人對此的解釋是：這個故事呈現了一種人與人共處的方式。人們都想看到新的溝通方式。瞧瞧這些書：《如何縫制美式棉被》，《姐妹淘的神圣秘密》，《歡樂幸運俱樂部》。這些書都展現了一種模式——縫被子也好，玩兒麻將也好——能讓人們抱成團，分享各自的體驗。這些書講述的小故事都是由人們共同參與的活動所維系的。當然，統統是女人的故事。我們看不到很多男性社交互動的新模式。無外乎運動、建谷倉。就這些。

現在有了搏擊俱樂部。且不說它是好是壞。

在我動筆寫《搏擊俱樂部》之前，我在一所慈善救濟院做過義工。我的任務是開車送人去就診或參加互助小組活動。互助小組的活動設在教堂地窖里，他們會坐成一個圈，互相比較癥狀，再操練幾個“新世紀”風格的動作。那種集會讓人很不舒服，因為不管我怎么遮掩，別人總是認定我和他們一樣患有某種惡疾。沒有什么萬全之策能讓我坦言自己只是旁觀者、過路客，只是為了等活動結束，好把我關照的病人送回救濟院。所以，我開始給自己講故事：說的是一個人迷上了晚期重病患者的互助小組，只有去那里，他才會感覺好些，不再被自己毫無意義的生活所困擾。

從很多方面看，互助小組、十二步康復小組、撞車大賽這類地方漸漸擔負起了昔日組織化的宗教場所的職責。以前，我們去教堂，掏出內心最惡的念頭，最孽的罪行。傾吐自己的故事。讓罪惡被證實。被寬恕。還能得到救贖，被自己的社區重新接納。這套儀式就是我們用以維系他人的方法，在或許已迷失的人性尚未消逝之前，紓解我們的焦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