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歐洲工會運動：在市場、階級與社會之間（簡體書）

本書以市場、階級和社會這三個維度為依據，歸納出歐洲工會的三種理想型，即集體談判的經濟代理機構、階級鬥爭的動員載體和社會整合的仲介組織。並具體分析了英國、德國和義大利的工會運動，對工會認同、意識形態和工會策略等問題研究提供了一個新穎的視角。
作者提出了解析歐洲工會運動的分析性概念和架構，並對每一種工會模式可能面臨的各種張力進行了分析；而且還將不同國家工會的歷史演變融入進來，使抽象的概念分析與具體的歷史敘述相互結合，正如作者所說的，其研究方法“部分是概念性的和分析性的，部分是歷史性的和描述性的”。

理查•海曼（Richard Hyman）（英），倫敦經濟學院產業關係教授，《歐洲產業關係季刊》（European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編輯。
吳建平，中國勞動關係學院工會學院副教授，主要研究中國工會組織與制度變遷、工會理論等。出版專著《轉型時期中國工會研究》（獨著）、《組織團結過程中的員工參與》（合著），發表工會研究論文數十篇。

編輯推薦
西方勞動關係經典譯叢。
權威作者多年研究成果，為歐洲工會運動提供多種維度。
多角度、有重點、比較方法研究介紹英國、德國和義大利工會運動。
全面借鑒西方市場經濟國家處理勞動關係矛盾的理論和經驗，為中國勞動關係研究和學科建設提供參考。

第一章工會運動的戰略取向

永恆的三角：市場、階級、社會

第二章作為經濟行動者的工會

韋布夫婦：超越“市場中的討價還價”
商業工聯主義
存在勞動力市場嗎
市場取向的工聯主義的自我矛盾
結論：市場工聯主義與政治經濟主義

第三章工會與階級鬥爭

“鬥爭的學校”
社會民主模式
二十世紀的階級與工會運動
二十世紀的革命工會運動
對階級的理論分析：對工會的可能影響
結論：階級工會運動的必然性與不可能性

第四章公民社會中的工會

反社會主義者的挑戰
整合性工會運動的聯合
社會夥伴關係的悖論
工會與社會：一種社會民主霸權？
重新發現公民社會
社會制度還是社會運動？
結論

第五章英國工會運動

一種獨特的工會模式的形成
手藝傳統
經濟和政治：勞工運動的興起
憲政騷亂的興起與衰退
新秩序：在高層級的政治與低層級的工業關係之間
英國工會運動的轉型？
工會戰略的重建：更為精簡但更為合適？
結論：尋求一種特性

第六章德國工會運動

工會運動的重建和激進主義的消退
社會市場與一致行動
自下而上的挑戰
處於守勢中的德國工會
統一與分裂
紅—綠聯合政府：救生衣還是約束衣
結論：百慕大三角？

第七章義大利工會運動

統一與分裂
義大利工會運動的轉型：“熱秋”與歷史妥協
應對經濟危機：從政治交換到微觀法團主義
會員流失與代表性問題
義大利政治大動盪與工會運動面臨的挑戰
更多的三方關係：這需要三方的妥協……
結論：成為一個工會；但如何去做呢？

第八章挑戰與變遷

團結與勞工運動的建構
意識形態的終結？超越國家認同
參考文獻
索引
譯後記

第一章
工會運動的戰略取向
——典型模式導論
 
 
在北歐國家，工會和雇主組織通常被描述為“勞動力市場中的雙方（parties）”。在英國的傳統中，則稱之為產業關係中的“雙邊（sides）”。而在許多其他歐洲國家，通常的說法是“社會夥伴（partners）”。這種用詞上的差異，簡明地概括了本書主要關注點。在不同的國家環境和歷史時期，工會分別被看作——在其會員與幹部及外部人士看來——主要是圍繞通常的雇傭條款和條件而參與集體談判的經濟代理機構（economic agencies）；或者是在敵對的階級鬥爭中與雇主對峙的鬥爭性組織
如果這樣來解釋“雙方”這個詞顯得過於強烈的話，那麼也可以參照產業關係的希臘用語；當“社會夥伴”一詞在一些領域中被普遍採用時，“工會及其支持者卻拒絕或避免使用這個詞，並更傾向於使用社會對抗者（socialantagonists）或社會對手（social adversaries）”（Kravaritou，1994：132—133）。；或者是社會秩序構建中的組成部分。而在某些時候和某些地方，工會可能會同時表現出這些面貌。
 
永恆的三角：市場、階級、社會
 
20世紀歐洲的工會在組織形式和意識形態取向上呈現出多樣性特點。在工會運動中出現這種多元主義現象（Dufour，1992），是因為人們對工會性質的界定是相互矛盾的，對集體組織目標的理解也是相互對立的，此外，對其中的戰略和戰術模式的看法也是相對立的。每一特定的工會、工會同盟會或全國性運動，都會有佔據主導地位的特性——反映出了全國性組織產生於其中的特定處境（Crouch，1993）——這些特性塑造了它們對自身利益的認同，也塑造了它們影響其會員、積極分子及領導者的民主觀念，還塑造了它們所追逐的議題以及它們得以培養和應用的權力資源類型。圍繞工會性質所形成的不同意識形態觀點之間的衝突，使得幾乎每一歐洲國家的勞工運動都出現支離破碎的情形。
 
為了簡化對這種複雜的多樣性的分析，我將歐洲工會運動區分出三種理想型，每一種都有各自不同的意識形態取向。在第一種理想型中，工會是一種主要在勞動力市場中發揮作用的利益組織；在第二種理想型中，工會是一種更為普遍的提升工人社會地位以及促進社會正義的載體；在第三種理想型中，工會則是勞資鬥爭中的一所“鬥爭的學校”（schools of war）（Hyman，1994；1995）。
 
儘管在一些國家，工會在演進過程中沒有與前資本主義的工匠組織發生顯著性斷裂，但是作為一種實體性的組織，工會仍然是工業革命的產物。事實上，trade union這個詞（在大多數歐洲語言中，這個詞並沒有按字面意思來翻譯）就是指具有共同手藝或技術的工人的結社。從一開始，它們的特徵和取向就折射出它們產生於其中的環境：在歐洲大部分地方，雇主都會野蠻地壓制工人在工作場所中要求自主和抗爭的行為，並且通常會伴有國家的鎮壓。這種敵意反過來也在工會中激起針對雇主的好鬥的、對立的、有時是明顯的反資本主義的性情傾向，以及激進的政治態度，在選舉權受到限制以及面對著專制政府的處境中，這種激進的政治態度與革命性的社會主義並沒有明顯的區分。無須詫異，這也就會強化工會對手的敵對立場。
 
不過，工會還是在鎮壓中生存下來了；在經過幾十年後，也就是幾代人之後，生存下來的工會鼓勵進行某種自我調整，這種自我調整也反過來支撐著這種生存。在不同的國家（通常也在每個國家內部）之間，工會的特性是不同的；但通常情況是，在19世紀後半葉，較為成功的工會都將其激進主義取向邊緣化或儀式化，並開始在“做一天公平工作，得一天公平工資”（按照馬克思的批評，該原則的具體意思就是說工資工時是由資產階級的供求規律來決定的）這一格言的基礎上，尋求與雇主之間的相互理解。
 
這種去激進化的例子最明顯的發生在英國，韋布夫婦（Webbs，1894：1）即由此提出了他們對工會的經典定義：工會是“工資收入者為維持或改善其雇傭條件而組建的一種持續性的聯合會”。而眾所周知，列寧在寫作其1902年的論戰性著作《怎麼辦》時，就深受韋布夫婦分析的影響。他認為，如果任憑工會自發的發展，那麼工會將會只關心怎麼去維護其會員的眼前職業利益。對於這種“純粹且簡單的工聯主義（pure-and-simpleunionism）”——這是一種調適性的且是典型的部門經濟主義（sectional economism）——的發展趨勢，只能通過革命性政黨的特別干預才能予以制止。
 
一個世紀前的爭論是圍繞工會性質的三角分化而展開的。第一種模式試圖將工會運動發展成為一種反對資本主義的對抗運動。這是一系列左派的運動目標：包括激進的社會民主派、工團主義和共產主義。儘管這種模式的各種變化形態在強調的重點上存在實質性的差異——而且通常還彼此間出現極其尖銳的衝突——但是都有一個共同的主題，即將鬥爭和社會—政治動員置於優先性地位。在這種模式中，工會運動的使命就是強化階級利益。
 
至於第二種模式，部分是由第一種模式的競爭對手演化而來，部分則是從第一種模式中轉變過來：即工會運動是社會整合的載體。對這種模式最早的系統闡述見之於19世紀末的社會天主教，它提出了一種關於社會的功能主義和有機論的理念，並與社會主義關於社會的階級對立的理念針鋒相對。在這種意識形態基礎上，許多國家都出現了社會主義取向的工會與反社會主義取向的告解式（confessional）工會之間的分化。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社會民主黨自己——或明或暗的——從革命性的社會變革目標轉變為演化性的社會變革目標時，其工會運動通常都會採納後者的許多成份。早在1897年，韋布夫婦（他們是費邊社成員）就已經在呼籲，工會應該成為不斷推動產業民主的代理機構；而且在整個歐洲，對於那些仍然宣揚社會主義信念，但同時又急於表明自己不同于左派批評者的工會領袖來說，這種方案具有越來越大的吸引力。與此同時，許多基督教工會運動者也開始接納對資本主義進行批判的觀點，認為“產業……的目標不應是謀求私人利益，而應是滿足社會需求”（Lorwin，1929：587）。儘管社會民主派與基督教民主派在工會運動上存在組織間的對立，但是，二者開始共用重要的意識形態特徵：社會福祉與社會凝聚力的逐步增長具有優先性地位，因此工會將自我形象定位為社會利益的代表。
 
第三種模式是商業工聯主義（business unionism），在實踐中往往難以將這種模式與第二種模式進行明確區分——部分是因為其意識形態基礎往往比較隱晦而不明確。美國的工會是其最有力的宣導者，另外，在大多數英語國家也存在著其各種變化形態，這種模式可被看作是一種對經濟主義的有意識的追逐。其中心主題就是將集體談判置於優先性地位。工會主要是一種職業利益的代表組織，在其運作過程中如果從屬於更為廣泛的社會—政治目標的話，那麼其職能就會遭到破壞；因此，工會必須避免與政治發生糾纏。普爾曼（Perlman）在其1928年的著作《勞工運動理論》中，對這種商業工會的意識形態進行過最為清晰的闡述，在該書中，他對革命的和改良的社會主義者對工會的干預全都進行了批評，認為他們的干預阻礙了“工會‘心智’（mentality）的成熟”，這種工會“心智”是建立在工人對雇傭機會進行集體控制的需求的基礎之上。不過，在歐洲大陸的很多工會中也都可以發現類似的觀點，這些工會都在努力堅持從最初創建它們的社會主義政黨中獨立出來；此外，英國工會與工党有時在關係緊張時，也會引發類似觀點，分隔的雙方通常都會小心謹慎地維持“政治”與“產業關係”之間的嚴格界限。英國的“自由集體談判”（free collectivebargaining）說法與德國的Tarifautonomie概念，都有同樣的涵義，即在政黨政治領域和工會行動領域之間，最多也只能是建立起一種保持一定距離的相互關係。
 
從傳統上看，工會運動的各種競爭模式之間這種基於意識形態的對立，已經具有了一種能自我維繫的動力。每一種模式都有實體性組織作為依託，而這些組織都有繼承而來的傳統、原則及運作模式，因而每種模式都最終具有了很強的制度慣性。不過，從很多方面來看，工會運動歷史上充滿衝突的各種意識形態，可以看作是同一個主題的各種變化形態：這個主題就是工會內在性質與宗旨的三維張力。這種永恆的三角可參見工會運動的幾何圖形。
 
所有的工會都會面臨著三種選擇方向。作為雇傭工人的聯合會，它們應集中關注對雇傭勞動關係的管理問題：即對雇工的工作及報酬的管理。工會也絕不能忽視了市場。但是，作為工人的組織，工會還應額外地體現出將工人與雇主區分開來的集體利益和集體認同。不管是否贊同階級分化和階級對立的意識形態，工會都不可避免地要承擔起作為階級的代理機構的角色。此外，工會存在於一種社會結構之中並在其中發揮作用，它們希望對此社會結構進行變革，但這種社會結構也反過來制約著它們的當前選擇。工會要生存下去，就必須與其他制度和利益群體（甚至包括了一些工會認為無法改變與其敵對的利益群體）共存。工會是社會的一部分。
 
在某種意義上，在這個永恆三角中，每一個角都關聯著一種獨特的工會運動模式。商業性工會關注的是市場，整合性工會關注的是社會，激進—對立性工會關注的是階級。不過，某一工會如果僅僅是站在一個角上，那是不穩定的。純粹的商業工聯主義如果存在，那麼也是非常罕見的；即使工會將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勞動力市場中，也不可能完全忽視與市場相關聯的更為廣闊的社會和政治環境。特別是當勞動力市場變得不利於它們，雇主不再同意通過有序的集體談判來彼此互惠時，或者這種穩固的職業群體發現它們傳統地位受到侵蝕時，更是不能忽視這種社會和政治環境。對於作為社會整合載體的工會來說，它們一個基本原理就是認為工會是一種自治的機構，不過對這一基本原理的維繫，是以工會的性質及其行動能夠反映出它們的會員，也即處於從屬地位的雇傭工人，是有著自身特定的經濟利益並且可能會與社會中其他群體的利益存在衝突為前提的。而對於支持階級對立的意識形態的工會來說，它們也必須（正如前面所指出的）至少在現有社會秩序內進行默認性的適應；同時也必須反映出它們能夠充分地代表其會員通常所期待的那種眼前經濟利益。
 
因此在現實中，工會的性質和意識形態一般都分佈在這個三角形之中。三種模式通常都有自己的一些立足點；但是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實際存在的工會經常是傾向於將這三種理想型中的兩種進行矛盾性的混合。換言之，它們都是定位於這個三角形的某一條邊上：或者是階級和市場這條邊，或者是市場和社會這條邊，或者是社會和階級這條邊。這些取向同時反映了工會的物質環境和意識形態傳統。當工會運動面臨變革和挑戰時，其取向就會進行重新定位：在這個工會運動的幾何圖形中，其第三條邊（即社會和階級這條）迄今為止很受忽視，但這一邊很可能將會產生更大的影響。這實際上是對工會性質和意識形態的動態特點所進行的主要解釋。
 
在接下來的各章中，我將對這種演變動態進行闡釋，首先我將考察較大範圍內不同國家的經驗，來分析市場、階級和社會是如何影響工會的性質及其實踐的；然後針對英國、德國和義大利這三個國家近些年來的發展，提供一種典型化的解釋。在每一個國家中——也在更為一般的國際經驗中——都出現了此三角關係的不穩定問題，這已經成為工會面臨的主要挑戰，當然或許也為工會帶來了新的機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