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浦江上的飛鳥：上海印度人的歷史(中英對照)（簡體書）

我不是在中國出生，但我在國內長大。在故土過了二十五年後，我在1954年離開中國前往印度。在故國生活的那段時間，我是一個流浪者。我在兩個中國城市居住時間超過五年，分別是長沙和上海，我的太太是上海人，或許，我也可以算作是個“旅居上海的印度人”。
本書編者之一的沙美智女士是與我有著三十年交情的年輕朋友，我很喜歡她。幾年前，我在她上海的家裡吃飯，她的一位朋友說我倆間像是鏡子的影像，美智是印度的“中國通”，我是中國“印度通”。我也跟她的一群美國朋友講述了我在上海求學期間的事。1948年，人民幣飛速貶值，我的大學教授們從辦公室領好錢，拿著成捆的現金，騎車去雜貨鋪換食品（如果存銀行或放家裡，錢就等於打了水漂）。從大學到市場的幾個小時，他們還不得不承受“法幣”紙鈔的縮水。如今居於上海的年輕一代人，根本無法想象在那已逝去的時光裡，普通中國人在上海是如何生存的。
1929年，印度偉大詩人拉賓德拉納特-泰戈爾私人出訪來到上海，他是受中國詩人徐志摩邀請而來。泰戈爾還帶著徐志摩到幾個非常富裕的印度朋友家聚會。我在上海的時候，從來沒有遇到過那些印度富人。然而當時，印度人獨一無二的的標志是錫克人的頭巾，人們可以在交警，銀行保安、豪華飯店門衛們的頭上看到。上海方言稱印度人為“紅頭阿三”（字面意思就是“包紅頭巾的阿三”）。我想起了一件趣事：抗戰期間，印度國大黨派了五名印度醫生去延安，他們受到了熱情接待。延安魯迅藝術學院曾上演過一個短劇，描述延安人民歡迎印度醫生的場景。節目一開始，毛主席就開懷大笑。他看到五名由延安魯迅藝術學院學生扮演的醫生都包著頭巾，但是，坐在他身邊的真正的醫生們，卻沒有一個是包著頭巾的錫克教徒。1954年，我去北京的印度大使館辦理簽證，在大使館門口看到了包著頭巾的錫克警衛。或許，他是最後一批帶有此標志的印度人之一。
20世紀50年代，所有錫克教徒都被遣送回國。1959年，我在舊德裡的月光集市碰到一個錫克紳士，他用流利的上海話同我攀談起來。1963年，我在新德裡外語學校裡教中文，那年班上有個學生與上海也很有關係。他是個印度士兵，父親是個錫克教徒，母親是上海人。同一年，許多在印度的華人也被遣送回國，其中有些人已娶了印度妻子。中印跨國夫婦自然而然地同甘苦、共進退，這事跡也令人欽佩。
隨著鴉片戰爭結束、南京條約簽訂，上海逐漸興起成為一個大都會。人人皆知印度是英屬殖民地，被描述為英國“都會中心”的“邊緣地帶”。孫中山博士的觀察是，沒有印度，英國只不過是一個三流國家。英國把印度當作其東亞擴張的司令部。因而，作為世界“邊地”的印度就成了東方的次級“都會中心”。而中國，則成為印度這個次級“都會”的“邊地”。我認為孫中山博士把中國定義為“次殖民地”，比半殖民地要更為合適。作為這一邏輯的延伸，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上海也成為一個“次生都會”，而中國內地則成為它的“次生邊地”。
就像包頭巾並不是印度合理的標志符號一樣，“通商口岸”也並非毫無爭議地就能代表上海的名聲。盡管西方勢力把上海當作從經濟和文化上通向中國內地的橋頭堡，上海也是在此“次殖民地”時期實現了自我飛躍，成為照亮中國未來的燈塔。上海是中國現代經濟、工人階級和企業家階層的搖籃，也是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搖籃。透過文明的多棱鏡，上海是一個象征，代表一片廣大的區域，北至揚州、南通杭州，從公元6世紀起就處於經濟發展的前沿。隋煬帝曾經把揚州建成一個“不夜城”，彼時，歐洲卻是人們晚上不敢出門的“黑暗時代”（沒有陽光的歐洲就是上帝缺席的異教徒世界）。一幹年前，古印度的“天宮”（中國人譯作“天堂”）理念深深吸引中國人後，那句“上有天堂，下有蘇杭”就出現在了中國的民間俗語裡。
隨著佛教和素食主義進入中國，中國的茶文化開始興盛，種茶產業也不斷成長。中國的烹飪變得多彩起來，各種蔬菜被最大化使用，成為菜色中的亮點，諸如野生菌菇、木耳、百合等都上了優雅的餐桌。素食（比如素雞、素鴨、素鵝）成為新的家庭食物開支種類，在中國人的食譜中與肉類相匹敵。

導言
前言
最早的商人們
一家孟買公司五代人的故事——三代人在上海
上海歷史的旁觀者
始於古吉拉特的商業故事：
帕西商人與他們的中國貿易
仿佛被命運選中：上海的帕西人
上海*顯眼的印度人：錫克警察
淚水和辛勞：謁師所的生活
捕房大門口的兇殺案
來自分裂國土的商人
一個印度家庭的上海旅程
在土地與忠誠之間：上海的印度猶太人
沙遜家族*顯赫的傳人
從上海和平大廈談起——看沙遜家族在上海的冒險
泰戈爾生命中的上海
印度獨立運動在上海
中國在血液裡：
南印度外交官家族史
昆佳如是說
追逐電光幻影
上海新印度人努力的結晶
板球在義烏風生水起
在中國東南沿海的印度人
來自孟買的少年：一個搭上中國過山車的企業家的人生故事
為上海量身定制
一個女商人的成功故事
追求人生的萬變玄機（少有問津的道路）
致謝
作者簡介
舊上海印度人物業名錄

“這是一棟五層高的公寓樓，名叫楊氏公寓。我後來在香港遇到了這棟房子的房主，他們都是中國上海人。”莫漢說道。多年後，一家人遷到了香港，莫漢在香港國民俱樂部中認識了一位中國的紳士，並得知他的家族就是那棟公寓樓的房主。
莫漢說，華龍路非常短，路的盡頭有一座相當安靜平和的法國公園。他所指的公園就是現在的復興公園。1937年，吉杜馬一家匆忙搬進華龍路公寓。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1937年夏天，吉杜馬一家去了中國北部的英國海濱浴場威海衛度假。1937年8月，蔣介石的國民革命軍和日本進攻上海的軍隊之間爆發了激烈的戰斗。就在那一個月，日本軍隊自1931年開始就在中國北方醞釀的侵略戰爭終於在上海爆發了。8月14日，中華民國空軍的炸彈發射失敗，落在了外灘，那裡正好是維克多·沙遜的酒店附近。中國的飛機本來瞄準的是日本海軍停在黃浦江上的軍艦“出云”號。發射失敗的炸彈在公共租界裡造成了嚴重破壞，導致數千平民的死亡。莫漢說：
“我們回到上海皮爾斯公寓（這裡的房主是美國人）的時候，看到我哥哥的臥室裡有一顆子彈……當時父親就決定要搬出公共租界。”
後來城市的這個部分被日本人占領了，“在那裡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對抗日本。”當時法租界是相對安全的，在那裡吉杜馬家的孩子們甚至還能把頭伸出窗外看看下面發生了什麼。那裡街道是專門為遊行而建造的，因此很寬敞。“法國軍隊可能會在很多場合進行遊行，以此來炫耀自己的實力——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他們被德國人羞辱了一番。”莫漢說道，“他們會一邊打鼓、一邊唱歌穿過公園，身穿白色軍服、在隊伍最前面的是法國軍人，身後跟著安南人。”
對他年幼的妹妹簡姬來說，一家人搬家時她只有三歲，而這座法國公園正是她在上海生活的亮點之一。保姆會帶著簡姬整天都在那裡玩耍。
“我記得我的保姆會帶我去公園，我小跑著躲到了樹叢後面。”吉杜馬家的保姆是個非常友善的人，她會把上海話和英語混合在一起說。保姆很和藹可親，薪水也高。簡姬並不是個聽話的孩子：現在兩分鐘就可以吃完的東西，她卻要用一個小時。“我那時不會張嘴的。”她說。
簡姬清楚地記得，華龍路上的公寓很寬敞，裡面有兩間大臥室，每一間都帶著一間大浴室和放置衣服與行李箱的儲藏室。簡姬的哥哥們共享一間臥室，這也為公司少數的信德員工騰出了空間，而簡姬和父母用一間臥室（Gidumal，2015.第20頁）。
當時上海的信德人社群主要是由當地信德公司的少數員工組成的。公寓裡總是擠滿了客人——許多往來於日本和上海的信德商人在此停留片刻，來照看他們在這裡的業務。有時候，如果他們待得太晚了，或是錯過了搭船的最後時間，吉杜馬家的客人們就會睡在家裡那張寬敞又精致的中式古董餐桌上。
很多時候，這些居住在上海的信德人來拜訪吉杜馬一家是衝著他家的飯菜。幸運的是，查圖芭是一位非常優秀的廚師，即使來了許多客人，她都能做出一桌美味佳肴。查圖芭的廚藝是從一位被他們稱作“Dasu”的當地廚師那裡學來的，這個名字可能是這家人對中文“大師傅”的簡稱。大師傅是一位多才多藝的中國穆斯林廚師，盡管他不碰非清真肉類，但他能用其他食材做出一家人愛吃的菜。
吉杜馬一家每個星期日都會去南京路上著名的新雅飯店吃飯。簡姬回憶道：“我記得很清楚，我們在那裡可以盡情喝可口可樂，想喝多少都行！”（Gidumal，2015，第20頁）
簡姬給我看了更多照片。
“如果你再翻一頁，就能看到我在上海的許多好朋友。這是猶太人，而她是日籍德國人。”一位是海倫·盧茲基，他是童年時期住在吉杜馬的蓬路公寓對面的白俄羅斯猶太人，一位是瑪姬·舒爾茨，她是有著德國父親和日本母親的歐亞混血兒。海倫和瑪姬相處得並不好，但她們都是簡姬的好朋友。女孩們可以隨意進出對方家裡，也會在晚飯時候留在那裡。“即使家裡人正坐著在吃飯，海倫和我一起來我家，沒關係，只要告訴他們不是來吃晚飯的就行。”孩子們也喜歡看電影。簡姬記得，她當時一周的零花錢可以買一張半電影票。
吉杜馬家所有的孩子都在漢璧禮學校上學，這是一所由工部局管理的公立學校。這所學校是共濟會在1886年建立的，他們認為有必要對外國兒童進行適當的教育。學校的管理人已經更換了好幾屆。沿著學校的主幹道.原來由羅盤和直角形構成的共濟會徽記已經變成了旗幟上簡單的“Y”形，而旗幟的顏色則代表著工部局的各個國家。漢璧禮學校保留了英國公立學校的風格，那裡的學生都穿著西裝上衣和法蘭絨褲子（Fein，1986）。學校坐落在滬寧鐵路以南，靶子路（今武進路）以北。莫漢在1939年至1945年期間在漢璧禮學校上學。吉杜馬家孩子周圍的同學有英國人、歐亞混血、俄羅斯人和葡萄牙人，而他們是當時學校裡僅有的印度學生。
即使他們非常熟悉上海，吉杜馬家的孩子們也很少和中國人打交道。雖然其他人也知道一些上海話的知識，但三個孩子中只有最年長的希拉會正確地講普通話。到1940年，希拉進入了聖約翰大學。這所大學被稱為“中國的哈佛”，是一所主要為中國基督徒建立的教會大學。雖然希拉很聰明，但吉杜馬仍然需要動用一些關係才能讓他入學。
那時的上海很大程度上是一個分裂且充滿隔閡的地方。每個人都被語言、種族，或階層分離開。
當時，許多在中國的印度人是錫克警察，莫漢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