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內市場：中國國家主導型政治經濟學（簡體書）

導論

本研究試圖重新思考中國政治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前提。我們認為，中國的政治經濟學被西方嚴重誤解，並且這種誤解在中西方的學者和決策者當中造成了各種形式的困惑與衝突。因此，對一些概念進行徹底的重構，將有助於澄清對中國的看法和誤解，從而促進我們對中國的認識和決策。

在本研究中，我們通過考察政治與經濟之間的內在聯系，將中國的政治經濟體制概念化。雖然我們常常論及中國的歷史經驗，但主要關注的是當代中國。在方法論上，我們對問題的研究采取了實證的方法，即探討中國的政治經濟體制是什麼，它是如何形成、如何演變的，現在又是如何運作的。

在中國研究領域，中國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地位越來越重要。在歐洲和北美，學者們提出了諸多政治經濟學的概念和理論，用來解釋西方經濟發展和增長的漫長歷程。近代以來，中國開始接觸西方列強，中國學者逐漸接受了諸如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等“標準”的西方政治經濟學的概念和理論，並將其用於解釋中國的經濟發展和增長。然而，他們的解釋始終存在問題和誤導。2我們認為，要解釋中國，必須基於由中國自身的經驗提煉出來的科學概念和理論，就像西方學者基於西方經驗提出他們的概念和理論那樣。

雖然中國歷史悠久，但中國學者並沒有像西方學者那樣，提出一套系統的政治經濟學理論。盡管如此，中國在不同的歷史時期裡，踐行著不同形式的政治經濟體系，在這一點上，中國有著豐富的歷史經驗。對於政治經濟理論家和政策分析家而言，將中國政治經濟的實踐經驗概念化，是一項重要的學術探索。而當代中國的轉型歷程已經超過30年，中國是社會科學各領域的最大實驗場。有鑒於此，這一努力將整體上為政治經濟學的各個重要研究領域提供新視角，特別是為中國國家和經濟的研究提供新視角，進而提高和深化我們對中國的理解。考慮到有關中國崛起的不確定性越來越大，這對於政策界而言尤其如此。

在這個時代，所有有關中國崛起的理論問題，都是激烈辯論的話題。作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中國正在全球範圍內發揮越來越大的影響力。然而，中國的政治經濟體制仍然是個謎。中國是市場經濟體嗎？資本主義在中國的語境下意味著什麼？中國是所謂的“國家資本主義”的一個例子嗎？或許，最重要的問題是，中國的國家與市場之間的關係是什麼？它是如何形成的？為什麼這個在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者眼中長期效率低下的模式，卻能夠如此有效地應對經濟危機？毋庸置疑，這些問題對理論發展和政策分析都有著巨大的影響。諸如此類的問題，常常困擾著研究中國的學者們，因為他們發現，很難將經濟學和政治學的主流理論應用於中國。由此，許多國家都不確定應該對中國采取什麼樣的政策。在沒有足夠的知識儲備來回答“中國是什麼”的問題之前，制定有效的中國政策的難度可想而知。

我們寫這本書有著雙重動機：其一是求知的欲望，其二是政策考量。多年來，我們一直困惑於有關中國發展的兩個相關的長期爭論，即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之間的長期爭論。我們認為，理解中國近年來的經濟奇跡及其可能的未來，關鍵在於從理論上分析中國過去和現在的思想與結構。由於這項任務的緊迫性，我們的這項研究展示了一種以中國的歷史經驗和當代演變為基礎，對中國的政治經濟進行理論分析的嘗試。

中國和市場經濟

中西之間的首要爭執，事關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這一過程讓人印象深刻。中國不僅成為全球貿易和金融投資的受益者，而且成為似乎擁有無限增長潛力的經濟體。然而，中國經濟融入全球體系，也引發了中國與西方的衝突。其中，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是一個主要的問題。

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時，同意在一定時期內被視為非市場經濟體（NME），期限最長為15年，以期能在過渡期結束前發展成為市場經濟體。中國領導層希望以此展示其推動中國成為市場經濟體的決心。在世貿體系下，受到反傾銷調查的國家被分為“市場經濟體”（ME）或者“非市場經濟體”。盡管俄羅斯在2002年就被美國認定為“市場經濟體”，但中國與阿爾巴尼亞、柬埔寨、哈薩克斯坦、越南仍被留在了“非市場經濟體”的陣營中。中國被歸類為“非市場經濟體”的後果是，在反傾銷調查中，世貿組織不會使用中國制造的出廠價格來計算最終出口產品的公允市場價值，而通常會使用來自像印度這樣的“替代國”的價格數據進行計算。這種運用“替代國”數據進行計算的做法，常常導致對中國出口企業不利的裁決和更高的反傾銷稅。在許多情況下，選擇“替代國”是偏見的一個重要來源，它往往被各國當成一種便利的工具，以對付國內競爭對手施加的政治壓力。

從中國的角度來看，自從加入世貿組織並改革其法律制度以來，中國放寬了經濟體制，從而使得經濟活動大幅增加，自由貿易出現空前的增長。對於中國而言，市場經濟地位事關國際貿易爭端中的反傾銷案件，具有重要意義。不難理解，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的許多年裡，中國領導人在與歐美領導人會面時，總會敦促他們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

然而，從西方的角度看，由於中國還遠未成為西方意義上的市場經濟體，因此它還不應被賦予市場經濟地位。3在中國，國家仍然是經濟決策的最終權威，市場在很多領域依然未能發揮調節經濟的作用，這些領域包括界定不清或缺乏保護的產權、過時的勞工制度、對金融體系的持續控制、貨幣波動，以及宏觀經濟政策的其他方面。中國采取的所有這些形式的控制和監管都抑制了企業活動，阻滯了經濟增長。

在所有這些問題領域中，中國的國有企業尤其引發了海外觀察家之間的持久爭論，並且成為中國政治經濟體制的顯著標志。的確，中國國有企業的龐大規模和覆蓋範圍，使得中國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獨樹一幟。也正是由於這一龐大部門的存在，而非其他因素，中國的政治經濟體制才被貼上了“國家資本主義”的標簽，即由國家開展商業經濟活動，但卻以資本主義的方式管理和組織生產資料。這種國家資本主義制度時常招致海外的審查和國內的批評。時任麥肯錫咨詢公司上海辦公室主任的華強（Jonathan Woetzel）在2008年的一份麥肯錫報告中寫道：

多年來，西方一直以非黑即白的眼光看待中國國有企業。有人持懷疑眼光看待這些滲透者。例如，中國鋁業公司近期斥資數十億美元購買力拓股份，這筆交易引發了人們對中國計劃收購澳大利亞資源的擔憂。還有人將國有企業視為頭腦簡單、四肢發達的打手：它沒有私營企業的聰明才智，但有很多“肌肉”。這些人認為，國企雖然是失敗的經濟實驗的遺物，但它仍然主導著國民經濟，控制著自然資源、公用事業和許多其他重要的部門。國企的實力和影響力——尤其是其與執政的共產黨和政府之間的關係，讓其伙伴和競爭對手不得不停下腳步。

盡管國內外許多人都積極敦促中國進行大規模且系統性的民營化舉措，從而大幅縮減國有部門，但在20世紀90年代末的改革中，中國的國有企業得到了加強而非削弱。在中國，許多人都認為，國有企業是國家的優勢而非劣勢。國有企業一直在履行私營企業無法承擔的許多關鍵職能。例如，國家利用國有企業來建設大規模的基礎設施，促進經濟增長，平衡被視為貪婪的私營企業。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國家利用它們來應對嚴重的經濟危機，如1997—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與此同時，國有企業被指責在履行這些職能的同時，也存在著經濟效率相對低下、過度擴張和政治利己主義的問題。

由於這些問題的存在，就中國是否應該獲得市場經濟地位，西方未能達成共識。歐美世界就這一問題辯論了多年，一直爭論不休。從戰略角度來看，有些人認為，雖然中國尚未成為“自由市場”，但是通過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西方能夠對中國展現出一種歡迎的姿態，希望中國向更加自由和繁榮的正確方向邁進。西方需要推動中國實現經濟自由化，強化全球範圍內的競爭。

在中國內外，那些認為中國應當獲得市場經濟地位的人，提出了一些有說服力的觀點。這些觀點包括：第一，政府除了在少數戰略經濟部門（如銀行、電信、交通和能源，這些部門的國有化在許多其他市場經濟體裡也是常態）中擁有主導權外，中國絕大多數其他行業都充滿競爭，數百家企業參與其中且利潤微薄。第二，中國的民營化是漸進式的。徹底的民營化政策不可能一蹴而就，西方應該承認中國在市場自由化方面的發展。第三，拒絕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可能會阻礙西方與中國之間的貿易關係。中國促進了西方財富的增長，而中國的出口行業也由於自由貿易而欣欣向榮。換言之，自由貿易使社會6變得更好，而保護主義則使其更加糟糕。第四，拒絕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主要是出於政治考量。這不僅荒謬，而且在某種意義上具有歧視性。西方將中國視為非市場經濟體，而願意承認俄羅斯具有市場經濟地位，這不能不說是雙重標準。

在那些支持和反對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的觀點背後，不難發現相似的邏輯——用詹姆斯·法洛斯（James Fallows）的話來說，中國將變得“更像我們”。親中派認為，更自由的中國政策將使中國變得更加自由；反中派則認為，更強硬的中國政策將迫使中國變得更加自由。事實上，中國一直都被視為一個後社會主義的轉型經濟體，或處於轉型期的半市場經濟體。

在加入WTO近20年後，中國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貿易國。中國已經從資本短缺狀態轉變為資本剩餘狀態，其資本力量已在全球範圍內崛起。盡管對中國而言，市場經濟地位已不再重要，但是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繼續對國家資本的性質提出質疑。例如，在奧巴馬執政期間，美國試圖說服11個太平洋國家加入“新一代”的貿易協定，即“跨太平洋伙伴關係協定”（TPP）。如果當時TPP成功締結，這將是自2001年世界貿易組織多哈回合談判破裂以來最為重要的貿易倡議，因為它將把最大經濟體中的兩員（美國和日本）捆綁在一起，組成一個國內生產總值占全球比重40%的陣營。TPP排除了中國，但卻包括了越南，這是一個刻意的舉動。事實上，TPP是美國對亞洲的“貿易再平衡”。外界預計，中國可能會被迫進行經濟改革，以便在晚些時候加入TPP。和之前一樣，西方的目的是促進中國的經濟自由化。人們可以預測，只要中國的經濟制度不效仿西方，這樣的博弈將來還會繼續下去。

因此，對於學術界而言，中國是否會成為一個自由的市場經濟體，這一問題仍然非常重要。中西方的學者和決策者的共識是，中國的經濟轉型過程是一個從計劃經濟轉變為市場經濟的過程，7分歧在於這一轉型將會有多徹底。毋庸置疑，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市場化程度越來越高，而計劃扮演的角色越來越弱。但我們可以提出兩個概念上的問題：其一，中國國內外的學者和決策者理解市場經濟的方式一樣嗎？其二，中國的市場是否正在變得與我們在西方所看到的類似？如果將這兩個問題放入 “大分流”的爭論中，我們就能進一步質問：在市場經濟的發展道路上，中國和西方最終是否會殊途同歸？

從經驗上講，這個問題的答案是相當肯定的：中國不會變成我們在西方所看到的那種市場經濟體。例如，盡管中國在向市場經濟體轉變，但國家一直強調，國有企業應當在國家經濟結構中占據核心地位。2013年11月，中國共產黨召開了第十八屆三中全會，會上通過了近20年來最重要的經濟改革文件，國有企業的這一地位再次在文件中得到印證。領導層堅持強調市場化是中國經濟改革的方向，但也重申了公有制是中國獨特的經濟制度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支柱”和“基礎”。因此，我們必須回到最根本的問題上來：什麼是中國的政治經濟體制？如果這個問題得不到答案，我們將繼續誤解中國。

從邊緣成長起來的市場：1978—1994年

20世紀80年代初，在剛剛開放的市場中，大多數新的市場行為者都處在舊秩序的統治不那麼顯著的邊緣地帶，比如失業的回城知青、獲釋的勞改犯，以及為了生存而拼命兜售半合法商品的小販。從某種程度上說，20世紀80年代的基層創業之路，既是國家逐漸放松控制的產物，也是原有體制中蟄伏的邊緣人在社會主義社會邊緣重建市場—國家關係的產物。隨著中央政府領導的改革在關鍵的城市部門取得實際進展，這些新生的經濟力量更多的是對現有秩序的補充而非顛覆。這些人的故事確實非同凡響：他們能夠對任何微小的政策變化都采取快速的反應，同時又小心翼翼地不去挑戰國家。一旦越過了政治紅線，他們就注定失敗。在接下來的討論中，我們將討論兩個著名的案例，一位叫年廣久的企業家和一個叫大邱莊的村莊。在第一個案例中，一位邊緣企業家抓住了舊秩序消亡後的商業機會，在20世紀80年代初成為市場化的先驅，他的案例具有很強的示範性力量，從而為他贏得了國家對有利於市場化發展的及時幹預。在第二個案例中，一位有魅力的領導人帶領一批農村企業度過了它們的鼎盛時期，但當他越過市場領域的紅線，進入政治和國家法律的危險領域時，他就聲名掃地。我們對這些案例的討論也將闡明，這條紅線是動態的、政治化的，而不是由法律來嚴格界定的。當由主導的政治力量領導的強大國家準備從市場撤退時，即使是最小的草根企業家也可以在市場改革中發揮作用。

20世紀80年代初的“傻子瓜子”熱潮

安徽蕪湖市的年廣久被稱為中國最具啟發性的草根企業家，他是一個從舊秩序的邊緣地帶自下而上出現的企業家精神的典型案例。年廣久是一個街頭小販的兒子，當他還是父親幫手的時候，就學會了做生意的基本知識。20世紀60年代，他在舊秩序的邊緣地帶從事各種行當，如賣水果和長途叫賣。但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做私人生意既不光彩也不安全。在此期間，他因為投機倒把或挑戰國家的貿易壟斷而被判入獄一年。15年廣久不識字，也沒有單位，因此他幾乎毫無選擇，在20世紀70年代初獲釋後，只能繼續他的地下商販生涯。這次他選擇了賣烤瓜子，這是中國南方最受歡迎的家庭小吃。他的行當生存條件極其艱苦，晚上烤瓜子，白天和當地幹部“玩捉迷藏的遊戲”。

年廣久的努力最終得到了豐厚的回報。艱苦的躲藏歲月不僅提高了他作為一名瓜子烘焙師的技能，也鍛煉了他作為一名小企業主的商業頭腦。中央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情況進一步提高了他的技能和敏銳度：國家壟斷了小吃的生產和分配，而且當地的國營工廠只生產又咸又差的瓜子，潛在的顧客一直渴望買到一種物美價廉的瓜子，以供節日和日常消費。因此，當改革派放松了國家對商販的嚴格控制時，年廣久就處在了有利的地位，可以把生意擴展到家鄉以外，並迅速進入上海等主要市場。1982年春節期間，年廣久的瓜子僅在上海市場就賣出了數百噸；面對排起了長隊的顧客，出售“傻子瓜子”的商店不得不為每位顧客設定500克的限定配額。

年廣久非凡的成功很快帶來了麻煩。為了滿足上海和其他城市市場的需求，他不得不購買其他品牌的瓜子，並把它們包裝成“傻子瓜子”出售。但精明的上海人很快就發現了區別，轉而反對年廣久。緊隨各大日報批判年廣久的腳步，蕪湖市商業局迅速介入，發現了年廣久在產品上貼虛假標簽、逃稅4.3萬元、“非法”雇用7名以上工人的證據——對中國的個體戶來說，這些都是典型的違法行為。在取得巨大成功後，年廣久失寵了。

但幸運之神再次眷顧了這名小販。由於國內甚至國際新聞都報道了他的事跡，年廣久成了某種非自願的全國市場代言人，從而成為中國經濟改革的風向標。因此，甚至在1984年3月他給時任安徽省委書記黃璜寫信，傾訴對黨的忠誠、宣誓執行黨的路線之前，年廣久就已經在最高領導層的演講中被多次點名，每次都同時夾雜著對他的贊許和批評：贊許他在商業上的成功；批評他的非法行為，尤其是超額雇用。但最終，中國最高領導人鄧小平向他伸出了援手。1984年10月22日，在中央顧問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鄧小平提到了“傻子瓜子”的故事：

前些時候那個雇工問題，相當震動呀，大家擔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見是放兩年再看。那個能影響到我們的大局嗎？如果你一動，群眾就說政策變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決了一個“傻子瓜子”，會牽動人心不安，沒有益處。讓“傻子瓜子”經營一段，怕什麼？傷害了社會主義嗎？

鄧小平“放放看”的及時建議，立刻為年廣久提供了一個破例，讓其得以繼續他的瓜子生意。這一次，年廣久決定加入蕪湖的兩家集體所有制企業。他再次冒著巨大的商業風險，在全國範圍內率先搞起了一次有獎銷售。他將每包瓜子的單價提高了10分錢，並承諾將在幾百萬包瓜子中提供15萬份的獎勵。兩周內，瓜子的總銷量攀升至230萬包。但是，暴風雨隨後就來臨了。太多的商家企業爭先恐後地提供有獎銷售，隨之而來的市場混亂引起了國家工商總局的警覺，發布了《禁止借有獎銷售為名推銷殘次商品》文件，突然禁止了所有的有獎銷售。年廣久的合資公司注冊資本不足30萬元，卻由此遭受了63萬元的巨大損失。

在這場致命的危機之後，年廣久被卷入了與區政府任命的副局長們的衝突中，這些副局長們隨後在當地尋求法律手段來取締他的生意。1989年9月，年廣久再次被當地法院調查並定罪，這次不是因為他在商業上“投機倒把”（在中國宣布改革開放後，其性質已經變得比較模糊了），而是因為他的道德問題。年廣久因婚外情、重婚、私生子而被判流氓罪。蕪湖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他有期徒刑3年，緩期3年執行。

年廣久不服法庭的判決，擔心當地會對他進行進一步的迫害，於是再次訴諸最高層。最後他的申訴信迂回曲折地到了鄧小平手裡。年廣久的申訴信來得正是時候，因為鄧小平已經開始扭轉1989年後的經濟緊縮。由於年廣久中國“第一商販”的名頭，最高領導人再次響應了他。1992年1月，在鄧小平具有裡程碑意義的視察南方期間，這位事實上的最高領導人在他著名的南方講話中提到了年廣久的名字，從而幫助了這位“第一商販”：

這次十三屆八中全會開得好，肯定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不變。一變就人心不安，人們就會說中央的政策變了。農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個“傻子瓜子”問題。當時許多人不舒服，說他賺了一百萬，主張動他。我說不能動，一動人們就會說政策變了，得不償失。像這一類的問題還有不少，如果處理不當，就很容易動搖我們的方針，影響改革的全局。

與美國最高法院的裁決不同，中國最高領導人再次保護年廣久的核心理由不是關於合法性或道德，而是關於整體政治得失的考量。作為一個目不識丁的個體戶，年廣久完全不像20世紀50年代那些黨必須在原則問題上認真對待的商業大亨和大地主。此外，對年廣久的支持發生在改革的關鍵時刻，當時鄧小平正準備啟動他著名的南方視察，這是一次政治之旅，最終為全面的經濟改革掃清了障礙。面對某些地方的強烈抵制，國家需要通過穩定數千萬個體戶的期望來維持改革。因此，鄧小平的評論不是圍繞這些市場行為者的商業成功，而是市場改革的總體方向，這遠遠超出了小型市場行為者的命運。

後來的事態發展證明了鄧小平的觀察。在鄧小平的保護下，年廣久不再是當地幹部一個容易下手的目標。但隨著中國在20世紀90年代進入市場擴張的新階段，他的經濟財富最終隨著不斷發展的市場而減少。年廣久對市場化的最大貢獻顯然僅限於第一波市場化。雖然他的一個兒子是一位更有能力的經理，“傻子瓜子”也仍然是一個全國性的知名品牌，但是生意的規模仍然不大，生產基地僅限於蕪湖。在瓜子生意如常經營的同時，“傻子瓜子”的企業也逐漸失去了作為國家象征的作用，因為它的相對分量和重要性都在下降。具有意味的是，這也是 “傻子瓜子”和年廣久一開始就得到上層保護的原因：公司的規模小，保證了它的代表性和可控性。

對數百萬與年廣久一樣的人來說，鄧小平的支持至關重要。與年廣久一樣，這些草根企業家大多來自受教育程度相對較低的社會邊緣地帶和農村貧困地區，幾乎沒有機會進入國有企業。對這些人來說，創業是一種選擇，也是實現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在年廣久和第一代草根企業家迅速崛起之後，個體戶和私營企業家的數量急劇上升。在今天的中國，有多達4500萬的個體戶，另外還有1200萬的小型私營企業。這些私營企業大多比年廣久早期的瓜子生意規模來得小。

當個體戶創業成為最普遍的致富途徑時，“萬元戶”（即在20世紀80年代初，一個家庭的凈財富為1萬元）成為最常見、最光榮的新貴頭銜。而個體戶這一早期致富競賽的引領者，不再與後來的新富階層一脈相承。20世紀90年代及以後，當國家主導的市場化進入下一個階段時，早期成為“萬元戶”的大多數人的財富都停滯不前，或以更慢的速度增長。這個過程是很容易理解的，因為個體戶通常只有很少的機會能夠獲得技術和資本，而且大多只針對當地市場。盡管有些草根企業家成功地讓自己的企業繼續成長，並在今天依然位列最富有的人群行列，但他們是例外，而不是常態。23回顧過去，個體戶創業在中國是第一個生動的、也是最持久的自下而上的市場化模式，但作為一種常規，它並沒有發展成為20世紀90年代以後最強大的創業和市場化模式。

導論 / 00

中國和市場經濟 / 00

中國和資本主義 / 00

中國及其當代經濟奇跡 / 0

研究計劃和主要觀點 / 0

本書的結構 / 0

第一部分 理論

第一章 市場、國家和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與中國 / 0

西方的國家與市場 / 0

市場體制和資本主義 / 0

市場體制和資本主義的歷史性 / 0

現代工業資本主義 / 0

凱恩斯主義 / 0

新制度經濟學 / 0

發展型國家理論與東亞新興工業經濟體 / 0

結語 / 0

第二章 制內市場：一個中國的政治經濟學理論 / 0

中國的國家和經濟 / 0

帝制時期中國國家和經濟的話語論述 / 0

“兩種市場”概念 /

中國的市場和市場體制 /

結語 /

第二部分 歷史

第三章 帝制中國的國家和市場 /

帝制國家、家庭和市場 /

帝制時期政治經濟的常態與非常態 /

自治和統治 /

帝國經濟秩序的再造 /

結語：帝制經濟秩序的理想與現實 /

第四章 現代中國政治經濟的起源：地緣政治、大眾動員和國家構建 /

地緣政治、國家構建與現代中國政治經濟 /

晚清的危機與地方改革：1840—1895年 /

晚清“新政”的國家構建實驗及其後繼者：1895—1927年 /

黨國的崛起與南京政府的10年：1920—1937年 /

全面抗日戰爭和動員經濟的年代：1937—1953年 /

冷戰時期動員經濟的轉型：1953—1979年 /

結語：當代“制內市場”經濟體制的起源 /

第三部分 當代機制

第五章 基層資本和市場化：當代市場改革的動力 /

當代市場化 /

從邊緣成長起來的市場：1978—1994年 /

全面市場化：1994年以來國家主導的市場改革 /

當代中國的市場化及其限度 /

第六章 中間地帶：國家和私營企業之間的紐帶 /

當代私營企業的來源 /

伙伴關係模式：作為先行者的私營企業 /

國家代理模式：國家作為主導行為者 /

國家吸納與主導的機制 /

結語 /

第七章 貨幣體制：財政和貨幣改革及其限度 /

貨幣化：改革和結構變革 /

打造一個新的宏觀經濟結構 /

1994年後的地方金融與現金紐帶 /

結語：貨幣在“制內市場”體制和中國社會中的媒介作用 /

第八章 國有資本：央企和經濟主導 /

“家庭自留地”理論和國有部門 /

國有企業改革 /

央企的擴張 /

作為財政體制的央企 /

作為政治行為者的央企 /

作為經濟行為者的央企 /

央企的監管困境 /

結語：國有企業與國家主導的動力 /

總結 /

“制內市場”的社會後果 /

“制內市場”與中國政治體制 /

全球背景下的“制內市場”體制 /

注釋 /

參考文獻 /

索引 / 483

譯後記 / 4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