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會的公僕：湖南聖經學院簡史(1916-1952)

自拙作《為真道爭辯：在華基督新教傳教士基要主義運動（1920-1937）》（香港：宣道出版社）於2008 年問世之後，我一直希望整理和研究1949 年之前中國基督新教基要主義運動的相關機構和人物。這本小書就是沿著這個思路努力的結果。之所以選定湖南聖經學院（湖聖）作為研究對象，主要基於兩個原因：第一，對於基要主義運動來說，聖經學校是其最重要的活動平台之一。而湖聖則是一個典型個案。它不僅是基要派的一個神學教育機構，更是基要派事工與活動的一個綜合體。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其福音佈道等事工影響之大與其華人教授團隊實力之強都相當突出，比當時號稱基要派神學教育大本營的華北神學院有過之而無不及。

第二，近十年前，我得以在洛杉磯拜歐拉大學（Biola University） 圖書館找到了較為完整和系統的相關英文檔案，其中多為當時湖聖與洛杉磯聖經學院（BIOLA） 領導層的英文通信。這項研究雖然醞釀和起步較早，但由於我轉換工作，教學和行政事務繁忙，健康狀況等原因，進展遲緩，時斷時續，中文材料的發掘整理尤為不易。其間我雖然也曾發表了三篇相關論文，但直到2019 年，蒙我所任教的歌頓―康維爾神學院（Gordon-Conwell Theological Seminary） 批給學術假期，我才得以進一步充實材料，最終定稿。在這本小書中，我希望能夠勾勒出湖聖歷史的粗線條，並把湖聖置於國際基要派聖經學校運動的大背景下略作考察與評價。

本書的大標題「教會的公僕」經常出現於1930 年代《佈道》雜誌所刊載的「湖南聖經學院工作概況」及「招生廣告」， 能表達該院的身份和使命。正如我在導論中所言，在我看來，此書只能說是這個課題研究的第一步。切盼此書的問世能夠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引起學界同仁，尤其是華語學者們對中國基督新教史上眾多基要派聖經學校的關注，一同把此領域的研究推向深入。這也是為什麼我特意選定以中文發表此書的主要原因之一。

湖聖自1916 年正式在長沙建校，到1952 年關閉。它的歷史正好涵蓋了中國基督新教歷史上一個關鍵的時期。就教會的外部大環境來說，中國社會歷經晚清、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北伐戰爭、南京十年、日本侵華，到國共內戰，見證了十分動盪不安的時代。就教會自身的發展和演變而言，則是本土教會的成熟和自立，從傳教到教育、醫療等各項的事工的成長，多數都可圈可點。尤其是這個時期教會的神學和事工明顯呈現多樣化的趨勢。本土復興運動風起雲湧，新宗派紛紛出現。隨著十九世紀中期以來在華傳教運動的演變，以及北美教會內基要主義與自由主義（現代主義）鬥爭的激化，中國教會和在華西教士群體在二十世紀初也大致分化為基要主義和自由主義兩大陣營。雙方圍繞著聖經權威等教義問題和傳教運動方向與重心等議題發生了明顯對立。可以說，湖聖的歷史從多方面反映了中國教會這個時期的一些主要發展趨勢。

姚西伊（Kevin Xiyi Yao）

北京市人。天津南開大學歷史學碩士，美國門諾會聯合聖經神學院（Associated Mennonite Biblical Seminaries）神學研究碩士（Master of Theological Studies），波士頓大學神學博士（Doctor of Theology）。2003－2011年，任教於香港中國神學研究院。2012年至今，任教於美國哥頓－康維爾神學院（Gordon-Conwell Theological Seminary）。主要著作：《為真道爭辯―在華基督新教傳教士基要主義運動（1920-1937）》（香港：宣道，2008）；《中國基督教唯愛主義運動》（香港，基道，2008）。

自拙作《為真道爭辯：在華基督新教傳教士基要主義運動(1920-1937)》（香港：宣道出版社）於2008 年問世之後， 我一直希望整理和研究1949 年之前中國基督新教基要主義運動的相關機構和人物。這本小書就是沿著這個思路努力的結果。之所以選定湖南聖經學院（湖聖）作為研究對象，主要基於兩個原因：第一，對於基要主義運動來說，聖經學校是其最重要的活動平臺之一。而湖聖則是一個典型個案。它不僅是基要派的一個神學教育機構，更是基要派事工與活動的一個綜合體。

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其福音佈道等事工影響之大與其華人教授團隊實力之強都相當突出，比當時號稱基要派神學教育大本營的華北神學院有過之而無不及。第二，近十年前，我得以在洛杉磯拜歐拉大學(Biola University) 圖書館找到了較為完整和系統的相關英文檔案，其中多為當時湖聖與洛杉磯聖經學院(BIOLA) 領導層的英文通信。這項研究雖然醞釀和起步較早，但由於我轉換工作，教學和行政事務繁忙，健康狀況等原因，進展遲緩，時斷時續，中文材料的發掘整理尤為不易。其間我雖然也曾發表了三篇相關論文，但直到2019 年，蒙我所任教的歌頓―康維爾神學院(Gordon-Conwell Theological Seminary) 批給學術假期，我才得以進一步充實材料，最終定稿。

在這本小書中，我希望能夠勾勒出湖聖歷史的粗線條，並把湖聖置於國際基要派聖經學校運動的大背景下略作考察與評價。本書的大標題「教會的公僕」經常出現於1930 年代《佈道》雜誌所刊載的「湖南聖經學院工作概況」及「招生廣告」， 能表達該院的身份和使命。正如我在導論中所言，在我看來，此書只能說是這個課題研究的第一步。切盼此書的問世能夠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引起學界同仁，尤其是華語學者們對中國基督新教史上眾多基要派聖經學校的關注，一同把此領域的研究推向深入。這也是為什麼我特意選定以中文發表此書的主要原因之一。

此書得以印行，我首先要感謝歌頓―康維爾神學院對這項研究多年的支持，並要感謝邢福增和吳昶興二位同行專家的推薦，以及梁家麟教授在百忙之中賜序，最後要感謝中原大學基督教與華人文化社會研究中心在行政和編輯上的大力協助。

姚西伊
2021年1月於美國麻州漢米爾頓市

目次
總序／v
梁序／xi
自序／xv

第一章　導論／1
一、中國神學教育史的分期／2
二、中國神學教育機構的分類／5
三、聖經學校的定義與地位／8
四、北美聖經學校運動的歷史回顧／11
五、從洛杉磯聖經學院（Bible Institute of Los Angeles）到拜歐拉大學（Biola University）／19

第二章　湖南聖經學院的醞釀：葛蔭華早期的事工／25
一、湖南早期傳教史概述／26
二、逐家佈道團與聖經學校／30
三、南嶽秋令聖經學校／41

第三章　湖南聖經學院從正式創立到走向輝煌／49
一、創立／49
二、迅速而平穩的發展／56
三、領導架構的建立／65

第四章　各項事工的全面發展／75
一、逐家佈道團的發展／75
二、南嶽秋令查經聚會和學校／81
三、其他事工的開展／87
四、「大蕭條」的衝擊／90

第五章　華人教會領袖與湖南聖經學院／101
一、陳崇桂與《佈道雜誌》／105
二、成寄歸與「司可福函授聖經課程」／111
三、由湖聖華人教員開展的其他事工／114
四、三十年代中期中西同工的嚴重分歧／117

第六章　從抗日戰爭到中共建政／133
一、機構重組與完善的嘗試／133
二、抗日戰爭當中的湖南聖經學院／138
三、抗戰勝利之後的恢復／145
四、中共建政之後的生存與結局／156

第七章　結論／163

參考書目／171

在基督新教在華傳播史上，神學教育始終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馬禮遜(Robert Morrison, 1782-1834) 時代即已有辦學培養人材之舉，之後成為來華各差會紛紛投入之事工。其起伏變化頗能反應新教傳教運動整體演變的脈博。從1807 年至1950年代，新教神學教育事業經歷了一個由簡入繁的過程。其所經歷的歷史階段大致與新教教會的發展相對應。本研究是關乎二十世紀上半期中國基督新教神學教學的一個獨特個案―湖南聖經學院（以下簡稱湖聖）。湖聖的獨特之處主要在於它既是中國教會基要派神學教育的一個標誌性的機構和事工平臺，又
是美國洛杉磯聖經學院（The Bible Institute of Los Angeles，即BIOLA）的「中國分部」。可以說，在二十世紀上半期的中國基督教史，乃至於國際基要主義運動史上都具有不容忽視的意義。

湖聖自1916 年正式在長沙建校，到1952 年關閉。它的歷史正好涵蓋了中國基督新教歷史上一個關鍵的時期。就教會的外部大環境來說，中國社會歷經晚清、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北伐戰爭、南京十年、日本侵華，到國共內戰，見證了十分動盪不安的時代。就教會自身的發展和演變而言，則是本土教會的成熟和自立，從傳教到教育、醫療等各項的事工的成長，多數都可圈可點。尤其是這個時期教會的神學和事工明顯呈現多樣化的趨勢。本土復興運動風起雲湧，新宗派紛紛出現。隨著十九世紀中期以來在華傳教運動的演變，以及北美教會內基要主義與自由主義（現代主義）鬥爭的激化，中國教會和在華西教士群體在二十世紀初也大致分化為基要主義和自由主義兩大陣營。雙方圍繞著聖經權威等教義問題和傳教運動方向與重心等議題發生了明顯對立。可以說，湖聖的歷史從多方面反映了
中國教會這個時期的一些主要發展趨勢。湖聖既是一個中國基督教的神學教育機構，又具有清晰而持久的國際背景，身份和定位頗為複雜。因此，我們在展開對
其歷史的敘述之前，有必要把它放在中國基督新教神學教育和國際聖經學校運動歷史的大背景之下，對其的處境和定位做出說明。

一、 中國神學教育史的分期

在近現代中國基督教歷史的研究中，對神學教育史的研究並非顯學。與對教會高等教育的研究相比，相關的研究成果並不豐富。但在現有的研究成果之中，研究的視角和結論還是呈現出相當的多樣性。不同的歷史撰寫者對中國基督教神學
教育的歷史發展即有不同的分期方法。茲以二十世紀中晚期兩種較為典型的分期法為例。一為金陵神學院教授誠質怡(1898-1977) 在1950 年發表的〈神學教育在中國教會的以往、現在與將來〉。在該文中，誠氏將之前的神學教育發展史劃分為五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預備的時代（1807 至1842 年）」，以梁發(1789-1855) 和英華書院為標誌；第二是「開始的時代（1842至1866 年）」。除傳教士在家中收聚學生，進行訓練外，開始出現正式的神學訓練班，「此後漸漸又有聖經學校成立，專收初中或高小畢業程度的人才，在這個時期之內，一班西國傳教師不主張高等神學教育。」 第三是「成立的時代（1866 至1900年）」。這時在中國內地出現了最早的神學院。當時學生入學的程度並不很高，且神學教育常與普通教育結合在一起。第四是「聯合的時代（1900 至1934 年）」，神學院規模擴大，且更為成熟。第五是變遷的時代（1935 至1950 年），歷經戰亂和變化之後，中國教會神學教育正醞釀著巨變。

二十一世紀初期問世的一個主要的神學教育史研究成果，則是香港信義宗神學院前院長蕭克諧(K. H. Andrew Hsiao,1926-2003) 所撰寫的《中文神學教育簡史》。他認為，從1807年至1860 年為新教神學教育事業之初期。此一時期的特點是「小規模『非正式』權宜的訓練本地助手。」具體來說，則有「個人學徒式訓練」、「團體在職式訓練」和「學校『一石二鳥』式訓練（即神學與普通教育同時進行）」。 從1860 至1900 年為「初創時期」。此時神學院校逐漸增多，但「各差會在神學教育事工上各自為政」，而教師、教材、教學水準等都頗簡陋。同時大學內附屬的神學院開始出現。下一個階段則是「發展時期（1900 至1937 年）」。在此時期內，「中國神學教育發展之規模和速度，超越了過去千百年的總和。」但暴露出的問題，和面臨的挑戰也很多，包括學生程度難於提高，課程不切實際，經費嚴重依賴西差會等等。

最後一個階段從1937 年延續到1950年。中國教會神學教育事業迭遭戰亂困擾，在損失慘重之外，尚能繼續生存與發展。從這兩個典型分期法，我們可以看出，具體分期法也許有所不同，但梳理出的脈絡其實大同小異。從現存的研究成果來看，中國教會神學教育的發展線索已相當清楚。總體來說，十九世紀大多屬於草創和起步階段，學徒式訓練、聖經學院、神學院和一般通識教育的分野還極為模糊。直至二十世紀初，神學教育才發展的較為完備和正規，各種類型和各個層次的院校都出現了。而二十世紀初，中國教會神學教育的演變又與自由主義與基要主義的分野息息相關。

1910 年代至1920 年代上半期可以說是教會大學神學教育的黃金時期。但二十年代獨立神學院的崛起標誌著神學教育在中國的分化和多樣化。前者的式微和後者的蓬勃到三十年代已再明顯不過了。而獨立神學教育的興起直接反應了基要派教會領袖和西教士對自由主義主導之下的基督教教育體系的高度不信任。在基要派看起來，自由派影響下的神學教育機構既不能保證學生信仰的純正堅定，又無
法為教會提供合用的牧養和傳道人才，他們除了另起爐灶外實無他法。結果便是一大批保守派神學院和聖經學校的出現。而湖聖的興起是這個大趨勢的一個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