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簡介
目次
書摘/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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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實世界各國都盡力降低風險,提高安全,延長壽命。降低風險已經成為現代政府的基本目標。如何應對全球變暖?各國如何處理恐怖主義帶來的風險,同化學武器相關的風險及航空器的安全問題?政府應當規范或禁止對食物的基因改造嗎?應當從飲用水中除去砷嗎?能源政策和環境保護的關系是什麼?政府應當要求汽車達到使用燃料的經濟性標準嗎?這樣的要求是否會使汽車的安全性降低呢?這類問題困擾著國內及國際上的公共機構。
然而絕大部分時候,政府的行為是盲目的。它們經常將資源浪費在小問題而不是急待解決的大問題上。他們有時會屈從于短視的公共輿論。有時它們不能考慮到采取措施所帶來的負面效應。有時它們甚至使情況變得更壞。在規制風險方面,他們投入了高昂的成本,這些成本制造了新的風險,包括價格上漲,工資下跌,失業,甚至疾病和死亡。各國對科學是重視不夠的。它們傾向于憑直覺或因為暫時的恐懼來采取行動,而不是去調查事實。身處技術或恐怖主義帶來巨大災難時代的各國領導人必須面對這個難題。這也是環境質量或工人健康成為嚴重公共問題的時代所必須面對的難題。
本書首先試圖將人們對風險的慣常性思維同政治和法律領域經常出現的問題聯系起來。正如筆者們將要看到的那樣,人們經常對危險所知甚少。有時他們杞人憂天。他們的錯誤是致命的。這些錯誤導致了日常生活中的種種麻煩,包括疾病和死亡。同樣的錯誤造成了政策和法律中的麻煩,這是筆者主要關注的。當人們恐慌時,政府很可能要采取應對措施,即使公眾的恐慌毫無依據。當人們漠不關心時,政府也很可能漫不經心,即使這時人們實際上面臨著嚴重的危險。筆者們將看到,一套更為靈敏的風險防范機制能夠挽救數以千計的生命以及數十億計的金錢。
此外,筆者樂意對這里羅列的問題建議一套直接且簡單的應對措施:在行動前,如果可行的話,政府應當進行成本收益分析,精密計算采取不同的行動方案所產生的后果。成本收益分析有助于人們了,解待解決問題的難易。它需要人們研究緩解問題所花費的開支以及解釋誰將承擔這些成本。它需要人們重視科學,需要確保專家或技術官員對政府政策的形成發揮重要作用。筆者所說的成本收益方法才剛剛出現不久,它仍需要適當依據的支持。筆者使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并不是主要依據經濟性的理由,而主要原因在于它是對認知局限性的校正和對大眾需求的回應。
有些人認為成本收益分析是一種冷酷的,缺乏人性的計算,把生命僅僅當作商品,把政府假設為一個巨大的追求效益最大化的機器。相反,筆者認為成本收益分析應當被看作是一個簡單實用的工具,被設計出來以更好地評估規制措施的后果。使用成本收益分析的政府有權認為準已經受到幫助而誰正遭受傷害。例如,它可能使人們確信必須采取特殊措施以保護兒童,窮人,或少數團體的成員。使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的政府也應當盡量保質保量地描述規制措施帶來的各種影響。必須正確理解的是,成本收益分析并不是玄學。相反它通過保障規制措施確實地實現自己的目的,從而對政府和民眾都有所助益。例如,假如被提議的經濟性油耗標準能夠顯著地降低溫室氣體,但同時也使汽車越來越小,更加不安全,以至于每年造成千余件的死亡事故,那麼官員和民眾就應當清醒地認識到這個負面事實。
然而,僅僅要求政府對風險及其規制進行細致的分析是不夠的。筆者贊成通過對政府各部門的機構改革來克服以上所列的各種問題。國會應當采取措施確保風險規制體系具有全局性的意義。應當授權規制機構在規制措施本身將制造明顯的新風險時,拒絕采取規制措施。執行機構應當創設公共網址,提供現存風險的信息,使人們能夠比較各種風險。當規制反而會惡化局勢時,法院應當禁止政府采取行動。可能最為重要的是,筆者主張政府應當使用“靈敏工具”(即成本收益分析方法),這將能夠有效地降低風險,不會花費很多,也不會超過政府的負荷,而且將使筆者們獲得比預期更多的保護。幾種最為靈敏的工具遠遠超越了政府層面上的成本收益分析而利用了市場的力量,因為市場集中信息的能力遠遠超過政府官員們。因而筆者將探究經濟激勵,風險控制合同及“自由市場環保主義”是如何避免集中控制風險所帶來的問題。
成本收益分析的絕大部分優勢在于它能夠發現為人們通常直覺所忽略的保護健康,延長壽命的方法。努力超越直覺和發現自己選擇所造成的后果,不能被視為是將社會目的簡約為某種數學公式。相反它是人類認識自身的局限性,促進法律和政策符合人類目標的方法。
然而絕大部分時候,政府的行為是盲目的。它們經常將資源浪費在小問題而不是急待解決的大問題上。他們有時會屈從于短視的公共輿論。有時它們不能考慮到采取措施所帶來的負面效應。有時它們甚至使情況變得更壞。在規制風險方面,他們投入了高昂的成本,這些成本制造了新的風險,包括價格上漲,工資下跌,失業,甚至疾病和死亡。各國對科學是重視不夠的。它們傾向于憑直覺或因為暫時的恐懼來采取行動,而不是去調查事實。身處技術或恐怖主義帶來巨大災難時代的各國領導人必須面對這個難題。這也是環境質量或工人健康成為嚴重公共問題的時代所必須面對的難題。
本書首先試圖將人們對風險的慣常性思維同政治和法律領域經常出現的問題聯系起來。正如筆者們將要看到的那樣,人們經常對危險所知甚少。有時他們杞人憂天。他們的錯誤是致命的。這些錯誤導致了日常生活中的種種麻煩,包括疾病和死亡。同樣的錯誤造成了政策和法律中的麻煩,這是筆者主要關注的。當人們恐慌時,政府很可能要采取應對措施,即使公眾的恐慌毫無依據。當人們漠不關心時,政府也很可能漫不經心,即使這時人們實際上面臨著嚴重的危險。筆者們將看到,一套更為靈敏的風險防范機制能夠挽救數以千計的生命以及數十億計的金錢。
此外,筆者樂意對這里羅列的問題建議一套直接且簡單的應對措施:在行動前,如果可行的話,政府應當進行成本收益分析,精密計算采取不同的行動方案所產生的后果。成本收益分析有助于人們了,解待解決問題的難易。它需要人們研究緩解問題所花費的開支以及解釋誰將承擔這些成本。它需要人們重視科學,需要確保專家或技術官員對政府政策的形成發揮重要作用。筆者所說的成本收益方法才剛剛出現不久,它仍需要適當依據的支持。筆者使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并不是主要依據經濟性的理由,而主要原因在于它是對認知局限性的校正和對大眾需求的回應。
有些人認為成本收益分析是一種冷酷的,缺乏人性的計算,把生命僅僅當作商品,把政府假設為一個巨大的追求效益最大化的機器。相反,筆者認為成本收益分析應當被看作是一個簡單實用的工具,被設計出來以更好地評估規制措施的后果。使用成本收益分析的政府有權認為準已經受到幫助而誰正遭受傷害。例如,它可能使人們確信必須采取特殊措施以保護兒童,窮人,或少數團體的成員。使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的政府也應當盡量保質保量地描述規制措施帶來的各種影響。必須正確理解的是,成本收益分析并不是玄學。相反它通過保障規制措施確實地實現自己的目的,從而對政府和民眾都有所助益。例如,假如被提議的經濟性油耗標準能夠顯著地降低溫室氣體,但同時也使汽車越來越小,更加不安全,以至于每年造成千余件的死亡事故,那麼官員和民眾就應當清醒地認識到這個負面事實。
然而,僅僅要求政府對風險及其規制進行細致的分析是不夠的。筆者贊成通過對政府各部門的機構改革來克服以上所列的各種問題。國會應當采取措施確保風險規制體系具有全局性的意義。應當授權規制機構在規制措施本身將制造明顯的新風險時,拒絕采取規制措施。執行機構應當創設公共網址,提供現存風險的信息,使人們能夠比較各種風險。當規制反而會惡化局勢時,法院應當禁止政府采取行動。可能最為重要的是,筆者主張政府應當使用“靈敏工具”(即成本收益分析方法),這將能夠有效地降低風險,不會花費很多,也不會超過政府的負荷,而且將使筆者們獲得比預期更多的保護。幾種最為靈敏的工具遠遠超越了政府層面上的成本收益分析而利用了市場的力量,因為市場集中信息的能力遠遠超過政府官員們。因而筆者將探究經濟激勵,風險控制合同及“自由市場環保主義”是如何避免集中控制風險所帶來的問題。
成本收益分析的絕大部分優勢在于它能夠發現為人們通常直覺所忽略的保護健康,延長壽命的方法。努力超越直覺和發現自己選擇所造成的后果,不能被視為是將社會目的簡約為某種數學公式。相反它是人類認識自身的局限性,促進法律和政策符合人類目標的方法。
目次
英文版序
中文版序
前言
緒論
第一章 超越1970年代的環境保護主義
第二章 仔細考察風險
第三章 專家們錯了嗎?
第四章 近期風險(與Timer Kuran合著)
第五章 理性地減少風險
第六章 在健康與健康之間權衡
第七章 關于砷的計算
第八章 在司法過程和成文法中的成本收益默認原則
第九章 凈化空氣
第十章 規制工具
編后記:結論以及技術專家
附錄
附錄A 世界健康數據
附錄B 統計風險:美國死亡率的總趨勢
附錄C 有關臭氧和微粒的成本收益分析數字
附錄D 劑量一反應曲線
致謝
索引
譯后記
中文版序
前言
緒論
第一章 超越1970年代的環境保護主義
第二章 仔細考察風險
第三章 專家們錯了嗎?
第四章 近期風險(與Timer Kuran合著)
第五章 理性地減少風險
第六章 在健康與健康之間權衡
第七章 關于砷的計算
第八章 在司法過程和成文法中的成本收益默認原則
第九章 凈化空氣
第十章 規制工具
編后記:結論以及技術專家
附錄
附錄A 世界健康數據
附錄B 統計風險:美國死亡率的總趨勢
附錄C 有關臭氧和微粒的成本收益分析數字
附錄D 劑量一反應曲線
致謝
索引
譯后記
書摘/試閱
分布不均勻
有些風險是,或者被認為是,不均勻分布的,這首先是由于受害者大多是社會弱勢群體。例如,某些死亡會集中在窮人、美國黑人或者同性戀中。又例如,市中心的孩子們遭受著含鉛油漆中毒的折磨,黑人和同性戀者比其他群體更多地受到艾滋病的威脅。市民們和議員們認為政府應當對這些分布不均的風險予以特別的關注。這些死亡之所以被認為是糟糕的,不是因為它們會帶來特別的痛苦,而是因為人們對它們在某類社會群體中更易出現表示出特別的關注。
當這樣的社會關注出現,并且沒有與憲法和其他依據相沖突,官員們采取相應的措施是完全合法的。規制者應當被允許對分布不正常的風險給予相應的分配權重。該觀點贊同采取特別的措施以控制艾滋病;控制集中在市區兒童身上的諸如哮喘一樣的環境性危險;控制集中發生在婦女身上的疾病。實際上,現行政策已經體現出給予不同分布的風險以相應的規制資源分配權重(distributionalweights)的努力。規制機構傾向于使用“支付意愿”(willingnesstopay)作為評估死亡等風險的依據。但是他們使用的是一個平均的支付意愿數字,對窮人沒有調低該數字,對于富人沒有調高該數字。例如,當風險主要是被窮人所承受時,像農場工人,規制機關并沒有調低這個數字。當風險主要是被富人所承受時,規制機關也沒有調高這個數字。窮人當然比富人更不愿意出錢,因為他們沒錢。在某種重要的意義上,政府拒絕對窮人所遭受的風險使用較低的數字進行評估,這就是一種分配權重。
有些風險是,或者被認為是,不均勻分布的,這首先是由于受害者大多是社會弱勢群體。例如,某些死亡會集中在窮人、美國黑人或者同性戀中。又例如,市中心的孩子們遭受著含鉛油漆中毒的折磨,黑人和同性戀者比其他群體更多地受到艾滋病的威脅。市民們和議員們認為政府應當對這些分布不均的風險予以特別的關注。這些死亡之所以被認為是糟糕的,不是因為它們會帶來特別的痛苦,而是因為人們對它們在某類社會群體中更易出現表示出特別的關注。
當這樣的社會關注出現,并且沒有與憲法和其他依據相沖突,官員們采取相應的措施是完全合法的。規制者應當被允許對分布不正常的風險給予相應的分配權重。該觀點贊同采取特別的措施以控制艾滋病;控制集中在市區兒童身上的諸如哮喘一樣的環境性危險;控制集中發生在婦女身上的疾病。實際上,現行政策已經體現出給予不同分布的風險以相應的規制資源分配權重(distributionalweights)的努力。規制機構傾向于使用“支付意愿”(willingnesstopay)作為評估死亡等風險的依據。但是他們使用的是一個平均的支付意愿數字,對窮人沒有調低該數字,對于富人沒有調高該數字。例如,當風險主要是被窮人所承受時,像農場工人,規制機關并沒有調低這個數字。當風險主要是被富人所承受時,規制機關也沒有調高這個數字。窮人當然比富人更不愿意出錢,因為他們沒錢。在某種重要的意義上,政府拒絕對窮人所遭受的風險使用較低的數字進行評估,這就是一種分配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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