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盡其用：老百姓的當代藝術（簡體書）

巫鴻
《物盡其用》是一個超大型的當代藝術裝置作品，由一萬余件破舊、殘缺、甚或未曾使用過的物品組成。今日我們身處于以浪費和拋棄為特征的消費社會里，在任何其他情況下，這些物件中的絕大部分都會被當之無愧地作為垃圾處理。實際上這也是大部分人對這個作品的第一印象：走進展館，迎面觸目的都是一些極為熟悉但價值有限的什物，這些東西在實際生活中所屬的空間是舊貨攤和廢品站，與美術館、當代藝術似乎沒有絲毫聯系。
可是《物盡其用》絕非是一個北京雜貨攤兒的翻版，也不是對國際當代藝術中某個新潮流的模擬。雖然它對“現成品”的應用可以追溯到杜尚（Marcel Duchamp）對藝術的重新定義，但它明顯不是對杜尚概念的簡單再現。一個關鍵的事實是：所有這萬余件廢物都來自一處。它們屬于一個特定個人的收集，也被這個人所珍惜。因此，甚至在被轉化為藝術材料，進入展廳之前，這些物品已經產生了互相之間的聯系，已經具有了和“雜貨攤兒”不同的性格和意義。這些性格和意義包括它們的實際的或想像中的用途，以及它們所蘊含的感情和道德的涵義。還需要注意的是：這萬余件“現成品”在進入一個人的收藏后就從來沒有再在公共范圍中流通過；它們只屬于一個特定的個人，只存在于她家庭的私人空間里。由于這些特殊的性質，《物盡其用》與近年國際展覽中的一些使用現成品的大型裝置有著本質上的不同：雖然那些作品常常使用廢棄物品和回收物件，但是其材料的來源通常或是不加注明，或是多樣而混雜，從來不具有《物盡其用》中物品的那種強烈的確定性和個人聯系。
這件當代藝術作品的作者是趙湘源和宋冬：前者是母親，后者是兒子；前者是北京的一個普通婦女，后者是藝術家。這個作品于2005年底被創作出來，首次在北京展覽（圖1-1）。翌年它作為2006年第六屆光州雙年展中的一件主要作品旅行到韓國（圖1-2），隨后又參加了“亞洲再想像”展覽，于2007年和2008年在德國和英國兩地出現（圖1-3）。2008年，它作為現身于紐約現代美術館的第一件大型中國當代藝術作品在該館的中央大廳，吸引了成千上萬來自世界各地的觀眾（圖1-4）。不論是在北京或光州，還是在柏林和紐約，它都在觀眾中激起了強烈的反響。一些人在它面前默默地流下了眼淚，好像是突然見到了或想起了過世已久的朋友或親人。另一些人把它形容成一個另類的歷史博物館，保留下了正統美術館和博物館不予收藏的日常生活的痕跡和經驗。許多觀眾驚嘆于它的蕪雜和龐大：當我們的世界被愈演愈烈的商業化和全球化所控制，當越來越迅速的置換和丟棄已成為我們的時代對物品的基本態度之時，怎么可能還有這樣一個人默默地、無休止地收集和保存？這種收集和保存又如何逃脫了商業規律，僅僅滿足著個人的情感和記憶的需要？
通過公共展示和人們對它的反應、討論和寫作，《物盡其用》的意義漸漸地超越了它原有的個人來源和家庭環境，成為不同種族、不同文化的人們相互交流的工具、語言和信息載體。但這并不是說它與其來源之間的關系消失了——事實上，如我在后文中將要說到，對于兩位藝術家和他們的家人來說，《物盡其用》的巡回展出成了他們持續整理、持續回顧這些物品的過程，而這個過程也不斷地加深了他們之間的親情關系。但無論是對藝術家還是對策展人而言，《物盡其用》如此強大的普世性遠遠超出了他們的最初想像：我們在開始的時候確實沒有估計到，這個如此不加雕飾，如此具有文化和歷史特殊性的作品，能夠直截了當地觸動了成千上萬陌生人的心。
一系列問題浮現出來：一個普通北京婦女積存的日常物件如何能轉化成為一件具有如此威力的當代藝術作品？兩位藝術家固然是母子，但除卻他們之間的血緣紐帶以外，在完成這件作品的過程中他們又是什么關系？這個藝術計劃的念頭是怎樣在宋冬頭腦中出現的？是什么原因導致了這個念頭？趙湘源又是如何對待宋冬的提議并且開始與他合作？母親和兒子的關系——以及他們與家庭中其他成員的關系——在實現這個藝術計劃的過程中是否發生了變化？這個展覽是如何在私人家庭和公眾社會之間進行協調的?
這篇導論將以這些問題作為線索，展開對《物盡其用》的討論。我將介紹《物盡其用》的背景，包括趙湘源的身世和生活歷程，以求了解她對物品的態度。我也將描述這個作品的策展和實施情況——包括方案的提出、展覽的組織以及藝術計劃的逐漸深化和發展，以此為研究當代中國藝術提供一份基本的文本。最后我將把這件作品放在當代中國社會的大環境里去觀察，我們會發現它所反映的是一個深刻的歷史潛流：當多年的政治運動拆散、瓦解了無數家庭以后，人們心中出現了一個重組家庭，治愈歷史創傷的深切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