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之子與黑暗之子（簡體書）

2009年12月18—20日，我在北京外國語大學參加了名為“杜威的第
二次使命”的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借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實用主
義研究叢書”和華東師范大學大學出版社準備出版《杜威全集》的機
會，試圖對中美兩國的實用主義研究進行總結和展望，并在兩國學者
之間，進而在儒學和實用主義之間，開展對話，因此，會議的規模雖
然不大，但用會議主辦方的話說，這次會議匯集了當前中美兩國實用
主義研究方面的中堅人物，僅專程參加此次會議的美國學者就達9人。
我因為翻譯了叢書中的一部著作而榮幸地受到了邀請。17日下
午，我到會之后不久，就在叢書的主編之一、會議的召集人之一、美
國夏威夷大學哲學系教授安樂哲(Roger T.Ames)先生的引薦之下，
與我所翻譯的著作的作者斯蒂文·洛克菲勒教授見了面。洛克菲勒教
授雖已年逾七十，卻仍精神矍鑠，而且彬彬有禮、和藹可親，讓我感
覺非常好。我由于翻譯他的著作，對他已經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因
此，這次長達兩個小時的會談，給了我充分的機會，使我得以印證此
前通過閱讀其著作及文稿而獲得的關于他的印象，并對他有了進一步
的、直接的了解。我已經通過網上的資源了解到，洛克菲勒先生曾擔
任美國明德學院(Middlebury coUegc)宗教學教授和教務長，榮休之后
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宗教、慈善和環境保護等事業上。我所翻譯的《杜
威：宗教信仰與民主人本主義》是他親筆撰寫的唯一一部著作，是一
部近700頁的巨著，受到學術界的高度評價。根據我的了解和判斷，
洛克菲勒教授不僅對杜威的哲學有著深刻的理解，而尤為難能可貴的
是，近二十年來，他在國際上一些極為重要場合的言行，似乎都體現
著杜威哲學所倡導的那種既腳踏實地又堅持理想的精神，這是讓我尤
為感佩的地方，尤其是在今天這個學風越來越浮躁的時代。
期間，我談到了閱讀他主持起草并執筆撰寫的《地球憲章》(The
Earth Charter)之后的諸多感受，并問他，這一行為是否與杜威哲學對
他的影響有關。他向我談起了他年輕時研讀杜威著作過程中的感受，
說杜威關于宗教問題的著述給他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就像是黑暗
之中看到了一盞明燈一樣。他認為，杜威在20世紀初提出的“共同的
信仰”這一設想，對我們今天這個相互依賴性愈益明顯的世界，仍然
有著重要的價值和意義。我還向他請教了他參與創立聯合國地球憲
章委員會的事情，他做了簡要的回答，給了我一份印有《地球憲章》
全文的小冊子，并介紹了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秉承《地球憲章》的精
神，在全球，包括中國南方的一些地區開展環境保護活動的情況。聆
聽他的敘述，我感觸最深的是他對待杜威著作的那種嚴肅認真的態
度，以及他像杜威那樣積極參與社會事務的那分熱忱。他還很親切地
詢問了我的生活和學術研究的情況。我告訴他，兩三年前，我就打算
用五到六年，甚至更長一些的時間，翻譯若干美國文化、歷史和哲學
方面重要的研究著作，他當即表示贊賞，并認為美國的自然主義哲學
尤其值得關注。
在會議上，他對杜威所提出的“共同的信仰”這一概念做了進一
步的闡述，論述了它對于當今時代的價值，并介紹了《地球憲章》的
理念及聯合國地球憲章委員會的有關活動。另外，他還對若干學者的
發言還做了精當的點評，再一次充分地展示了他對杜威思想的深廣理
解和杜威哲學給予他的深刻影響。
在一次午餐時，叢書的策劃者、會議的組織者之一、北京大學
出版社的王立剛先生與我們同桌吃飯，聊起實用主義在美國社會中的
影響，洛克菲勒教授介紹了一則信息，說美國新任總統奧巴馬就被認
為是一個實用主義者，其最崇拜的哲學家是萊茵霍爾德·尼布爾。接
著，洛克菲勒教授介紹了我剛剛翻譯完的這本書，并當場背誦出了書
中的幾段話，我記得最清楚的是這一句：“人類趨向正義的潛力，使
得民主成為可能；但人類墮入非正義的傾向，則使得民主成為必需”
(見原書“第一版前言”，第xiii頁)。尼布爾這個名字我并不感到陌
生，因為洛克菲勒教授在他那本書中用相當篇幅介紹了杜威與尼布爾
的論戰和友誼。或許是出于職業的敏感，立剛當即表示出了濃厚的興
趣。之后，他們又單獨進行商談，到會議結束的時候，基本上就促成
這本書的翻譯和出版達成了一致。
返回濟南之后，我就開始在網上瀏覽有關奧巴馬與尼布爾的關系
的信息。限于自己的專業能力和知識視野，我無力深入解讀我搜集到
的大量的資料，但有一點看來是非常明確的，那就是，洛克菲勒說得
沒錯，尼布爾的確對奧巴馬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奧巴馬也被很多學者
和政界人士稱為實用主義者。或許最早提到奧巴馬與尼布爾之間關系
的，當是《紐約時報》專欄版記者戴維·布魯克斯(David Brooks)。
2007年4月25日，時任參議員的奧巴馬接受布魯克斯的采訪，話題是
美國在非洲的援助項目。奧巴馬非常謹慎，唯恐在這個問題上說錯
話，影響自己未來的政治生涯。看到奧巴馬有些疲憊，也準備離開辦
公室，布魯克斯話鋒一轉，出其不意地問，“你讀過萊茵霍爾德·尼
布爾的書嗎？”不料奧巴馬的語調為之一變，說：“我崇拜他。他是
我最尊敬的哲學家之一。”布魯克斯又問：“那你從他那里得到了什
么？”奧巴馬的語速加快，說：“我得到的最難忘記的一個觀點是：
這個世界上存在著嚴重的惡，還有艱難、痛苦。當我們堅信我們能夠
消除這些現象時，我們應當保持謙恭(humble)和虛心(modest)。
但是，我們又不應當讓這成為犬儒主義和無所作為的借口。我還得到
了……一種感受：雖然我們知道這很艱巨，我們仍應當為此而努力，不
要在幼稚的理想主義和憤世嫉俗的現實主義之間搖擺不定。”布魯克斯
認為，奧巴馬其時正為籌集競選資金而忙得不可開交，作為匆忙狀態下
做出的回答，奧巴馬的這番話可以算作是對尼布爾《美國歷史的反諷》
一書的一個相當好的總結(見《紐約時報》，2007年4月26日專欄)。
而根據我對所翻譯的這一本書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奧巴馬的這一番
話也可以算作是對尼布爾的這本《光明之子與黑暗之子》的某種總結，
因為尼布爾在這本出版于半個多世紀以前的書中，也在多處強調謙恭對
于任何國家共同體，尤其是像美國這樣的大國的重要性。
今年4月中旬，立剛利用到濟南出差的機會把該書的復印本給了
我，我們也因而有機會就這本書進行更為充分的交流，因為在北外開
會期間，初次見面的我們并沒有多少機會聊天。我發現，作為在北大
哲學系完成本科和碩士階段的學業，并在北大出版社工作多年的一個
編輯，立剛對美國哲學和文化也有著濃厚的興趣和獨到的理解，所以
這次談話非常愉快。我們一致認為，在這樣的一個時機，由像洛克菲
勒教授這樣的一個人向我們推薦這樣的一本書，是一件很有意味的事
情。需要指出的是，作為著名哲學家和教育家的杜威，與作為著名神
學家和哲學家的尼布爾，兩人在哲學觀點上存在著重要分歧，一度還
展開過論戰，但兩人還都是著名的社會活動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
后，兩人都曾呼吁成立正義的國際組織來處理國際事務，推動了聯合
國的創立。作為學者，洛克菲勒教授恐怕難以達到杜威和尼布爾那樣
的高度，但是，時移世易，他從對于杜威哲學的深刻理解出發，憑借
其獨特的家庭背景和豐富的社會經歷，為創建一個更為美好的社會而
不懈努力的精神，不也很值得欽佩嗎？
盡管即使在美國國內，人們對于實用主義的理解也存在著很大的
差異，批評的聲音也不少，把奧巴馬這樣的人稱之為實用主義者究竟
意味著什么，還有待于進一步的探討，但是，把這樣一本書呈現在我
國讀者的面前，卻仍是很有必要的，因為這將有助于我們從深層上、
多維度地了解作為世界超級大國的美國的文化。當然，從根本上講，
了解美國文化是為了更好地了解我們自身，這是因為，從20世紀初期
開始，作為美國人民生活智慧之結晶的實用主義思想，蘊涵了豐富的
講求科學和追求民主的內容，曾在中國引起了廣泛的關注。但遺憾的
是，我們對于實用主義思想的理解，還很難說達到了應有的深度。
本書的翻譯，首先應當感謝洛克菲勒教授和王立剛先生的信任，
在他們基本確定出版這一本書之后，洛克菲勒教授就征求過我的意
見，并希望我能夠承擔下來。立剛在開會時很忙，此事只是他忙碌的
事情之一，但大約在3月份，可能在北大出版社確定翻譯出版該書之
后，他就通過e-mail征詢我的意見，我也愉快地接受了邀請。之所以
說“愉快地接受”，是因為該書所探討的“民主”和“共同體”這兩
個主要議題，也是我十幾年來一直很感興趣的問題，盡管我從來沒有
就這兩個問題發表專門的論文闡述我的看法。在翻譯該書的過程中，
我發現，尼布爾的許多看法與我國傳統文化中的相關表述都有相通
之處，這給我帶來了很大的愉快之感。他所說的“世界共同體”，
以及杜威所說的“偉大的社會”，與我們所說的“天下”、“大同世
界”，其實并無二致。建立這樣的一個世界，不僅需要我們的努力，
也需要我們之外的其他所有人的努力。作為一個從小就受到許多集體
主義思想和共產主義理想教育的人，看到一個外國人在認真地闡述建
立這樣的一個世界的重要性和途徑，能不由衷地感到愉快嗎？當然，
作為一名臨近“知天命”之年的學者，我也同時知道，建立這樣一個
世界，是何等地不易！因此，對于尼布爾在書中的叮嚀和告誡，我更
多了一分理解和共鳴。
本書翻譯的完成，還極大地得益于我所承擔的“山東大學自主創
新基金(IIFSDU)”資助的項目，在此特別說明。翻譯過程中肯定會
出現不少的錯誤，敬請方家批評指正。
趙秀福
2010年8月5日于山東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