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天津十二大學人（簡體書）

天津是中國一個重要的歷史文化名城。在中國近代史上，眾多有影響
的風云人物出自天津。歷史不會忘記他們。《近代天津十二大學人》是“
近代天津名人叢書”之一，記述的就是他們的故事。
《近代天津十二大學人》選了十二位學人，但卻代表了近代這個歷史
時期中國優秀知識分子、學人的整體面貌。他們的學術成就，他們的奮斗
經歷，是中華民族寶貴的歷史文化遺產，我們當以他們為驕傲、為榮耀。

《近代天津十二大學人》是“近代天津名人叢書”之一，介紹了近代天津第一學人嚴復、學貫中西的思想家梁啟超、中國拼音字母的先行者王照、由儒入佛的律宗傳人李叔同、我國著名甲骨文研究專家王襄、一代宗師趙元任、明清史學大家鄭天挺、學貫中西的史學家雷海宗等十二近代天津十二大優秀知識分子、學人的事跡。

李樹人
天津是中國近代以來北方的重要城市，無論在政治上、軍事
上、經濟金融上都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而且在文化上也有著
輝煌的過去，對全國產生過重大影響。天津是鴉片戰爭以來較
早開埠的城市之一。受西方文化影響較早，中西文化碰撞，產生
了一批先進的知識分子，在他們的引領下，創造了燦爛的中國近
代文化。天津是興辦近代教育最早的城市之一。維新時期，中
國第一所大學——北洋大學，在天津成立；嚴范孫、張伯苓創建
了南開中學和南開大學；劉寶慈創建了中國近代第一所官立小
學。天津是中國近代報業最先興起的城市之一。1902年《大公
報》即在天津創辦；以後又有《益世報》、《庸報》、《商報》陸續出
版。天津是傳播近代思想的前沿陣地。嚴復翻譯的《天演論》
最早發表在由他創辦的《國聞報》每旬增刊《國聞匯編》上。
近代以來天津出現過眾多的文化名人，出生于天津或在天
津生活工作過的名人，層出不窮。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曾有
嚴復活躍在天津的新聞文化界，這位被毛澤東稱之為“睜眼看
世界”的先軀，對當時以及後來的中國思想界，產生過重大影
響，學貫中西的著名思想家、改革家梁啟超，在天津完成了他的
《飲冰室合集》。著名的佛教大師弘一法師李叔同出生在天津，
他早期的文化活動很多是在天津進行的，他在近代藝術如話劇、
美術、音樂等多個方面都是開創者，都是走在歷史的前頭的。著
名語言大師趙元任也是出生在天津，他在許多領域特別是語言
學方面，都有卓越的研究成果，作出過創造性的貢獻。中國社會
學鼻祖陶孟和也是天津人，他的《社會與教育》一書，是我國最
早的一本教育社會學著作。他強調社會學一定要建立在社會調
查的基礎上，建立在科學統計的基礎上。著名的甲骨文研究專
家王襄是中國發現甲骨文并對其進行深入研究、取得優秀成果
的第一人。天津又有戲劇界如孫菊仙、尚和玉這樣影響深遠的
名家。後來，諸如明清史專家鄭天挺、中外史學大家雷海宗、元
史名家楊志玖、美國史專家楊生茂，深諳中國古典文學的詩詞大
家顧隨，古漢語專家馬漢麟、裴學海，紅學大家周汝昌，殷墟考古
專家陳邦懷，戲曲大師楊寶森、厲慧良、駱玉笙、馬三立、鮮靈霞
等，他們都是享譽海內外的名人。此外，著名作家老舍、歷史學
家范文瀾、歷史地理學家譚其驤等，也都曾經在天津工作過。
由此可見，天津的文化名人真可謂群星燦爛，特別是新中國
成立後成長起來的、有成就的、在國內外都有影響的名人，更是
不勝枚舉。這本《十二大學人》是從中選出的代表，僅僅是社會
科學研究的層面，說明天津在文化方面的突出成就和貢獻。這
十二位學人出現在天津，足以證明天津是地地道道歷史文化名
城，那種認為天津僅僅是工商業城市的看法，是片面的。
綜觀這些學界的優秀代表，他們之所以取得如此高的學術
成就，除了時代和他們的天資條件之外，都有如下的共同特點：
1.立志高遠，胸懷大志。本書所介紹的各位大師，他們多數
都是從半封建半殖民地舊中國走過來的，他們目睹了封建統治
者的腐敗，親自嘗受了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人民的欺壓和掠奪，
他們立志要改變中國的現狀，發奮圖強，尋找救國救民的道路。
他們勵志苦修，努力學習和從事多種問題的研究，為的是改變中
國的命運，使國家富強，擺脫被壓迫被奴役的地位。他們學習和
工作的目的明確，因而有無窮的動力，不怕千難萬苦，終生奮斗
不息。梁啟超、嚴復、王照這些改革派的先軀，他們都有這種品
格，他們為鼓動改革而奔走呼號，經歷了種種艱難險阻而毫不畏
懼退縮。他們的動力來自他們的一腔愛國熱情。
2.意志頑強，鍥而不舍。書中介紹的十二位學人，他們之所
以取得卓越的學術成就，都是他們辛勤勞動的成果。他們定準
一個目標，便終生為之奮斗。梁啟超、嚴復等改革家先軀，為了
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他們放眼世界，吸收各國的先進思想，與
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精華相結合，積極寫文章出書，用以武裝國
民。嚴復曾明確說，辦報寫文章的目的就是“鼓民力，開民智，
新民德”。這些先軀者都是學貫中西、著作等身的飽學之士。
他們用有限的生命寫出了常人可能用幾生都難以寫出的華章。
如果沒有頑強拼搏、鍥而不舍的精神，是不可想象的。梁啟超只
活了五十多歲，寫出了近千萬字的《飲冰室合集》，沒有頑強的
意志和超強的毅力，是根本不可能的。甲骨文研究專家王襄，為
了甲骨文的研究，把一部《說文解字》背得爛熟于心，對各地出
土的先秦文物逐一進行考證。辨識各種器物上的銘文，互相參
證，才使得對甲骨文的研究一步步深入下去。書里介紹的十二
位大師，莫不是對自己研究的領域如此癡情，如此下工夫。
3.基礎牢固，知識淵博。這幾乎是一切有成就的專門家所
共有的特點。書里介紹的諸位大家，都是自幼即打下了堅固的
舊學基礎，對中國古代文化典籍非常熟悉的人，都是幼功非常扎
實的人。他們個個都自幼熟讀過《四書》、《五經》、唐詩宋詞，對
中國的歷史非常了解。同時他們又廣泛涉獵，對相關文化知識
非常關注、注意學習。他們的知識面非常廣泛。梁啟超不僅是
偉大的思想家，而且有著極高的學術水平，對有清以來的學術發
展史有著精透的分析。嚴復在社會科學的各個領域如經濟學、
政治學、歷史學、社會學、法學等都有很高的建樹。鄭天挺專攻
明清史，但對中國通史也非常熟悉。雷海宗教授既是世界史大
家，又是能開中國史課程的少有奇才。為了學習借鑒西方文化
精華，他們又非常注意外語學習。他們的外語水平都非常高，有
的精通幾國語言，這才使他們真正成為學貫中西的人。像嚴復、
梁啟超、趙元任、陶孟和、何廉、方顯廷、雷海宗等都是精通一國
或幾國語言的人。趙元任不僅精通英語，而且對法、德、日、俄等
國語言也能熟練運用，并懂得拉丁文和梵文。他簡直是語言天
才，中國各地方言如浙語、粵語、閩南話、客家話等，他都掌握。
4.道德高尚，虛懷若谷。中國傳統文人都講究道德文章。
本書介紹的各位大師，都是道德高尚、真正可稱得起德才兼備的
杰出俊才。他們都有一顆愛國心，都是為了振興中華而學習而
工作的人。他們都非常重視自身的道德修養。梁啟超那感人的
家書，今天都可用來教育我們的子孫後代。李叔同、鄭天挺、雷
海宗等對待教學的認真態度，至今感人至深。他們的學生回憶
起來都是滿懷深情的。他們都是大學問家，同時又都非常謙虛。
這幾乎又是一個規律——越是有學問的人，越是虛懷若谷。鄭
天挺可謂是明清史泰斗式的大師，但他待人、待學問總是持一種
謙遜的態度。他是一位真正的忠厚長者。他總是先看到別人的
長處，所以他當領導就能網絡真正有學問的人，使他們充分發揮
自己的才華。南開大學歷史系正是因為有了鄭天挺、雷海宗而
聞名中外。
本書只選了十二位學人，但卻代表了這個歷史時期中國優
秀知識分子、學人的整體面貌。他們的學術成就，他們的奮斗經
歷，是中華民族寶貴的歷史文化遺產，我們當以他們為驕傲、為
榮耀。
2009年10月22日

總序
序
近代天津第一學人嚴復
學貫中西的思想家梁啟超
中國拼音字母的先行者王照
由儒入佛的律宗傳人李叔同
我國著名甲骨文研究專家王襄
一代宗師趙元任
明清史學大家鄭天挺
學貫中西的史學家雷海宗
中國社會學的鼻祖陶孟和
西方經濟學理論教學和研究中國化的先驅——經濟學家何廉和方顯廷
高凌雯先生修志興學事略

七、晚年的思想“回歸”
嚴復在英國時，孫中山先生也在英國，中山先生慕嚴之名，
前去拜訪。在談話過程中，嚴復認為，要挽救中國，改變民智低
下的狀況，需從教育人手，不然的話，即有改革，害之于甲者，將
見于乙，泯于丙者，將發于丁。為今之計，惟從教育上人手，庶幾
逐漸更新。中山先生不同意嚴復的看法，乃婉轉地說：“俟河之
清，人壽幾何，君為思想家，我乃執行家。”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嚴復又被管學大臣張百熙聘為京
師大學堂譯書局總辦，他在任上親手厘定了《京師大學堂譯書
局章程》。幾經挫折，這時的嚴復閱歷已深，對中西文化的觀察
比較，已較年輕時深刻多了。當時，他與學堂總教習吳汝綸同居
北京，吳的思想十分保守，深懼因新學的傳播而使中國的傳統文
化歸于寂滅。嚴復卻不以為然，他說，新學愈發達，傳統文化愈
能得到發揚，因為新學只能起到“他山之石”的借鑒作用。後來
嚴復在一首詩里，寫下了“乾坤整頓會有時”的話，證明他對中
國前途還是充滿希望的。這一年，他還寫下了著名的《與（外交
報）主人書》，在這封信里，嚴復除了為中國規劃出新的教育體
制外，還精辟地闡發了他的中西文化觀。他認為，中國當前要解
決的主要問題是愚、貧、弱，而不是中、西和新、舊的爭論，以及用
什么、或不用什么的問題。只要能夠解決愚、貧、弱，我們就可以
“竭力盡氣、皴手繭足以求之”，“雖出于夷狄禽獸（頑固派對西
人的蔑稱），猶將師之，等而上焉者無論已”，更不要計其中、西、
新、舊。不能改變愚、貧、弱的，“雖出于父祖之親，君師之嚴，猶
將棄之，等而下焉者無論已”。為什么要這樣做呢？因為中國
目前的處境實在太可悲了，中國四萬萬人的遭遇太令人痛心了。
這些話曾被認為是中西文化兼容并蓄的金玉良言。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嚴復抵達上海，應上海知交之邀，
在青年會講演政治學，後將講演稿整理為《政治講義》，于翌年
出版。彼時，復旦公學（復旦大學的前身）在上海創辦，首任監
督（校長）為馬良（相伯）。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馬良赴日
本，監督一職由嚴復繼任。不及一年，嚴復即因學校經費無著，
向兩江總督端方辭職。旋應安徽巡撫恩銘的邀請，前往安慶就
任安徽高等師范學堂監督，不久又因學生無端鬧事，向安徽提學
使沈曾植說明情況後，辭去職務。
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嚴復又應直隸總督楊士驤之聘，回
到天津。在旅途中手批《王荊公（安石）詩集》以消磨時光。他
研究王安石是有所為而發的，他認為王安石的“變風俗”，就是
自己所說的“開民智”。王安石雖然是歷史上有名的改革家，但
失敗得比商鞅、比王莽都慘。究其原因，主要是社會上的茍且習
慣不易祛，而人們又有妒嫉之性，以至權與名常成為眾矢之的。
主觀上，則是王安石不懂得適用于一郡一州的政策不一定適用
于全國，如同今天適用于甲國的辦法不一定適用于乙國一樣。
再者，是王安石不了解反對新政而提出另一套辦法的人，不一定
就是壞人，而支持你、為你唱贊歌的，不一定就對你有利。這種
看法，無疑是深刻的。後來，嚴復又把眼光擴大到宋代歷史上。
他提出，研究歷史應留心觀察社會之異同。古人好讀前四史，主
要是讀其文字。“若研究人心、政俗之變，則趙宋一代歷史，最
宜究心。主觀所以成于今日現象者，為善為惡，姑不具論，而為
宋人之所造就什之八九，可斷言也”。可惜的是，嚴復提出的這
一重大課題，直到約半個世紀後，方為國內外的史學家所注意
研究。
從宣統元年（1909年）開始，嚴復似乎交了一點兒好運。這
一年，清廷增設學部，尚書榮慶聘嚴復為審定名詞館總纂，開資
政院，嚴復以“碩學通儒”被定為資政院議員，後來又當上了憲
政編查館督議官。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過了不久，清廷又欽賜嚴
復這位屢試不第的57歲老人，為“文科進士出身”。其實，嚴復
對此早已麻木不仁了，這一天，嚴復寫了一首詩《初七見邸抄
作》，內有“生平獻玉常遭刖（古代的一種刑罰，砍去雙腳），此日
聞詔本不圖”之句，他那無所謂的心情，于此表現得是再清楚不
過了。第二年，清廷增設海軍部，再授嚴復為海軍協都統及海軍
部一等參謀官。
未幾，改元民國，袁世凱竊得大總統職位，根據著名教育家
蔡元培的建議，任命嚴復為北京大學的第一任校長。當時北大
共有學生五百余人，于1911年5月15日開學。嚴復就任後，于
北大的規制頗有更張。如將經學、文學兩科合并為一，改為文
科，還自任文科學長。後來蔡元培在評價這一改革時，認為嚴復
所為，與德國之“新大學不設神學科相類”，可見其意義之重大。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當時嚴復任總統府外交、法
律顧問，還應邀參加約法會議和政治會議，每天都要把戰事情形
譯送總統府備覽。帝國主義之間的你爭我奪，動搖了嚴復對西
方文化的信仰。這時他已明白看出，“彼族三百年之進化，只做
到‘利己殺人，寡廉鮮恥’八個字”。“西國文明，自今番歐戰，掃
地遂盡”。“平等、自由、民權諸主義……乃至于今，其弊日見，
不變計者，且有亂亡之禍”。這就是說，中國若再盲目取法西方
的自由、民主、平等，只能是自取禍亂。
就在這時，袁世凱上演了一出復辟帝制的丑劇，嚴復也因此
一度陷入泥潭。
關于嚴復與袁世凱的關系，歷史上便有些瓜葛。袁世凱出
任直隸總督期間，慕于嚴復的大名，曾再四相邀，屢致延攬之意。
但嚴復深知袁的為人，采取了蕭然自遠的態度。袁對此很是不
滿，說：“嚴某縱是聖人復生，吾亦不敢再用。”光緒三十四年
（1908年）光緒帝和慈禧太後先後死去，由光緒帝的侄子溥儀繼
位，其父載灃輔政，稱攝政王。載灃對袁世凱在戊戌政變時出賣
其兄光緒的事一直銜恨在心，所以上臺後便把身膺內閣總理大
臣兼外務部尚書的袁世凱開缺，要他回籍養?。對于袁世凱的
能力，嚴復是了解的，彼時新君繼位，用人孔殷，嚴復認為“項城
（指袁世凱）乃朝廷柱石，奈何自毀棟梁”。這些話傳到袁世凱
的耳朵里，被認為是知己之言，遂使前嫌冰釋。所以袁世凱一上
臺，嚴復就當上了北大校長，并非出于偶然。
及至帝制議起，時為袁世凱心腹人的楊度奉命組織籌安會，
網羅社會名流，為復辟制造輿論。嚴復碩學高才，名滿都門，自
然是首選的對象。對于那時國體的變更，嚴復是有看法的，他曾
說過：“人民程度不及，徒有共和之名而無其實。”無奈說者無
心，聽者有意，有人遂把此話告訴了楊度，說：“此人若為我用，
則帝制增色不淺。”于是楊度屢赴舊刑部街嚴復家中，表示“非
得公為發起人不可”。甚至不待嚴復同意，即署名為籌安會的
六位發起人之一，且名列第三，并很快見諸報端。嚴復得知這一
情況，預感到大勢不妙，想逃回天津租界，但門外早為荷槍實彈
的軍警所監視，只好杜門謝客，拒絕與外界往來。幾天後，梁啟
超在報上發表文章《異哉！所謂國體問題》，在社會上引起極大
轟動。袁世凱乃密令總統府內史夏壽田攜支票四萬元前往嚴
府，丐嚴命筆反駁，為嚴所拒。最後改由孫毓文代筆。
帝制運動失敗後，懲辦禍首之議，盛倡都下，不少人勸嚴復
外出躲避，但此時他的態度卻很坦然，說：于復辟一事，“吾一言
未發，一字未寫，俯仰無愧，雖被刑，無累神明，庸何傷？”不過嚴
復究竟是個有自知之明的人，他在事後檢討此事時，給了自己十
六個字的評價：“當斷不決，虛與委蛇，名登黑榜，有愧前賢。”
晚年的嚴復，從一生的奮發努力和坎坷經歷中，得到了太多
太多的感悟。這時，他終于認識到，一個國家要想推行近代化的
政治體制，需以全社會的智識和文明程度為轉移。即使西方一
切都好，如果無條件地搬到中國來，也是非常危險的。要想拯救
紛亂的中國，首先需要建立一個歷史有過的那種強有力的中央
政府。這一觀點，就是後來流行于西方反過來又為不少中國學
者所接受的“新權威主義”。其次，是要用時代的眼光，重新審
視中國固有的文化傳統和儒家學說，“鄙人行年將近古稀，竊嘗
究觀哲理，以為耐久無弊，尚是孔子之書。四書五經，故[固]是
最富礦藏，惟須改用新式機器發掘淘煉而已”。嚴復說這些話
的時候，已是64歲的人了。
晚年的嚴復，身體和精力日漸不逮，自感“精神益斷，喘咳
支離，每執筆臨紙，則昏沉欲寐，萬不能如往日之神思銳猛，甚可
哀也！”即便如此，他也沒有停止那終生都在邁進的腳步，這就
是不斷地向前追求。嚴復雖然沒有了年輕時的激進與激烈，但
他畢竟回到現實中來了。1921年秋，69歲的嚴復自覺病深，手
繕遺囑，交與兒孫。其中有三句話，是他一生經驗與閱歷的總
結，說得十分懇切：一、中國必不亡。舊法可損益，必不可叛。
二、新知無盡，真理無窮。人生一世，宜勵業益知。三、兩害相
權，己輕，群重。不久，便病逝于福州郎官巷寓所。
嚴復屬于最早一批向西方尋求真理的中國人，可惜的是，他
沒有找到馬克思主義，沒有找到社會主義，所以中國沒有、也不
可能跟著嚴復的思想走，而是嚴復最終遷就了中國的現實。大
學人嚴復一生對中國的學術、對中國的思想文化貢獻是巨大的，
但他所走過的曲折道路，又是非常值得今人回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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