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傷了你的幸福？（簡體書）

《誰傷了你的幸福?》適合公司白領、企業高管、政策研究者、政策制定參與者、關心個人生存環境的普通讀者。中國經濟獲得了史無前例的快速發展，但是在社會財富迅速積累的同時，中國社會也開始面對更為復雜的局面和種種社會問題，集中表現為大多數社會公眾幸福感的增長滯後于經濟發展，甚至不升反降——不安全感、焦慮感和不信任感普遍存在，而且與日俱增。對一個國家而言，人民幸福才是經濟發展的終極目的。因此，我們非常有必要深入反思經濟發展與人民幸福之間的差距。《誰傷了你的幸福?》針對國人這種不幸福的生存狀態，從經濟和市場的角度出發，由現象到反思，深入淺出地講述中國經濟發展中面臨的問題和尋求解決的思路，進而探討未來的改革之路。

劉勝軍，經濟學博士，中歐國際工商學院EMBA。中歐陸家嘴國際金融研究院副院長、中歐國際工商學院案例研究中心副主任，《上海證券報》、《第一財經日報》、財新網專欄作家。著有：《管理的力量：中國挑戰的制度求解》、《鮮花與荊棘：探尋中國企業全球化之路》、CHINA CEO: A Case Guide for Business Leaders in China、《中歐案例經典》等。

《誰傷了你的幸福?》胡舒立、秦朔、巴曙松聯袂推薦、為什么先富無法擺脫原罪，後富遲遲不來？為什么GDP狂飆突進，全社會幸福感卻徘徊不前，甚至直線下降。為什么貧富階層皆有不滿情緒？摸著石頭過河尚未看到對岸，卻已置身深水，進退皆迷茫……改革三十年，前路在何方？

自序為什么雷鋒與包青天是靠不住的？對當代中國人而言，雷鋒和包青天可謂最熟悉的兩個名字。雷鋒精神的實質是大公無私、利他主義，這得到了官方不遺余力的宣傳，并通過焦裕祿、孔繁森等不同歷史時期的楷模而不斷延伸。包青天雖是歷史人物，但從來不曾過時，有關包公斷案的電視劇經久不衰，寄托了公眾對腐敗的憎恨和對正義的渴望。這兩個歷史人物都與當下的經濟改革密切相關。1992年中國共產黨十四大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因為經歷長期的探索，我們承認了市場經濟體制的優越性。鄧小平非常精辟地指出，計劃和市場都是配置資源的方式。計劃經濟是通過國家的力量配置資源，企業生產什么、生產多少，都是政府來決定。這一模式存在根本性缺陷：其一，消費者需求不僅千差萬別，而且不斷變化，通過計劃安排生產出的物品未必是消費者需求的（信息問題）；其二，對微觀經濟主體（企業和個人）而言，計劃經濟剝奪了他們的積極性，無法設計出適當的激勵機制來激發微觀主體的熱情和創造力（激勵問題）。因而計劃經濟注定是低效率的。歷史上著名的“廚房辯論”就突出反映了計劃經濟的缺陷。1959年在莫斯科舉行的美國國家展覽會開幕式上，時任美國副總統的尼克松和時任蘇聯部長會議主席的赫魯曉夫展開了一場論戰。辯論中尼克松巧妙地把辯論的焦點轉移到了諸如洗衣機之類的家用電器而不是武器上，凸顯了蘇聯在民用科技方面的明顯落後。市場經濟則相反。市場經濟不僅不需要雷鋒，而且還把每個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作為基本出發點。市場經濟最偉大之處就在于它利用了人自私的本性去為社會創造價值，實現個人與社會的雙贏。喬布斯為消費者設計出令人贊嘆的iPhone和iPad，這不需要雷鋒精神，因為喬布斯從自己的努力中可以獲得巨大的財富回報。正如哈耶克所強調的那樣，市場經濟解決了計劃經濟難以克服的“激勵問題”與“信息問題”。但是市場經濟的有效運作是有條件的：公平的游戲規則。在公平競爭的情況下，決定競爭結果的是每個人的努力程度、機遇、創新能力、承擔風險的能力等因素，換言之，每個人都“機會公平”、“過程公平”。因此，盡管結果不平等，但大家都能接受。比爾?蓋茨、巴菲特這樣的世界首富不僅不會令人嫉恨，反倒成為激勵普通人去追求合法財富的榜樣。但是，一旦失去機會公平，就可能出現“壞的市場經濟”：權力之手不斷干預經濟活動，來攫取不義之財。吳敬璉先生曾說：“我們搞市場經濟的人，在改革開放初期有一個天真的想法，認為只要搞了市場經濟，一切都會好起來。但經過這么多年，我看到市場經濟也有好有壞，我改變了這點天真的想法。”哪些問題會導致“壞的市場經濟”呢？主要有兩點，而這兩點都與政府有關。首先，政府掌握太多資源。現階段，我國政府對資源的掌控主要通過以下渠道：一是國有企業，特別是電信、石油、鐵路、航空、金融、電力等壟斷行業的央企；二是土地資源，賣地收入對不少地方政府的重要性已經不亞于稅收；三是財政支出缺乏透明度，由于財政支出公開程度很低，又缺乏人大的有效制約，地方政府可謂實現了“有錢花、隨便花”的人生理想；四是政府掌握了重要的審批權，包括首次公開募股、重大項目、行業進入壁壘等，創業板推出後的“PE腐敗”屢屢出現，是因為在市盈率上百倍的情況下，誰能獲得首次公開募股資格就意味著一夜暴富的神話。2010年國家發改委一位被坊間列為“中國十大處長”之一的處長被“雙規”，出事的原因很簡單，他主管審批數百億元的投資。政府掌握過多資源害處很明顯：大量的面子工程、形象工程耗費社會資源；官員腐敗愈演愈烈，就像溫家寶總理指出的，“之所以出現‘一把手’濫用職權、瀆職侵權這類問題，主要還是因為我們政府和主要領導人權力過大、權力過于集中而又得不到約束。”此外，央企的壟斷更是直接降低了競爭效率，提高了電信、電力、石油等物價水平，降低了公眾福利水平。所謂央企是替百姓存錢的說法更站不住腳，因為百姓對央企利潤并無支配權。而且根據天則經濟研究所（2011）的測算，如果剔除央企的融資、土地、補貼、資源、稅收等不公平競爭因素，2001年至2008年，國有企業沒有盈利，平均的真實凈資產收益率為–6.2%。其次，司法不獨立。司法系統在人事、財務上都不獨立于政府部門，難以有效制約政府部門的行為。司法不獨立導致兩個嚴重問題：一是公權力屢屢侵犯私權利，這在近幾年轟轟烈烈的“圈地運動”、“拆遷運動”中體現得尤為明顯。與公權力相比，私權利是弱小的，因此司法的有效保護就顯得特別重要。在拆遷中，為了維護“公共利益”，法院可以判決實施強拆。但公共利益的認定標準就非常重要了。20世紀20年代，美國修建帝國大廈時，很多商戶要被拆掉。當時，這些商戶就提出，修建帝國大廈是商業利益行為，我們私人商戶也是商業利益，憑什么我們小商戶要給大商戶作出犧牲？後來法院還是裁定帝國大廈是當時最高的建筑，代表美國的形象，可以理解為公共利益。在司法不獨立的情況下，能否強拆、強拆的補償標準，就缺乏一個好的爭端解決機制。重慶“史上最牛釘子戶”事件就是一個好的說明，公眾對法院缺乏信任，這是很大的危機。對法院缺乏信任，也體現在很多群眾遇到問題不去法院而是去政府上訪的選擇上。在追求穩定與和諧目標下的短期化行為，更進一步損害了社會對公權力的信任。正如孫立平教授評價的那樣：樂清事件已經收尾了，但樂清事件的真相可能永遠爛尾。不是說事情本身沒有真相，而是說沒有一個被社會認可的真相。更進一步說，我們這個社會在失去真相讓人們認可的能力。二是司法不獨立和司法腐敗，不僅加大了社會交易成本（糾紛雙方都要想方設法搞定法官），而且導致安全感的缺失。與此相關的一個問題就是“選擇性執法”，也就是說做了壞事不一定被抓，被抓的也不一定是最壞的。對財產安全感的缺乏是近年來出現移民潮的重要原因。2007年，中國社科院發布《全球政治與安全》報告顯示，中國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移民輸出國。據統計，2009年度，中國移民加拿大共2.5萬人；移民美國約6.5萬人；2008年度移民澳大利亞約1.6萬人。與20世紀70年代末底層勞工為主以及20世紀90年代末留學生為主的兩撥移民潮不同，當下的第三次移民浪潮的主力軍是新富階層和知識精英，“富二代”、“官二代”逐漸增多，國內“裸官”越來越多，深圳等地甚至專門出臺對裸官的任職規定。因此，市場經濟的轉軌過程，是權貴階層最喜歡的：一方面政府保留了很大權力，另一方面市場機制為財富提供了放大機制與合法化機制。可以說，轉軌中的市場經濟為權貴階層牟利提供了理想土壤。不難得出結論，出路在于“法治的市場經濟”。對建立法治的市場經濟而言，雷鋒和包青天都是不可取的。首先，制度設計非常關鍵，因為正如鄧小平所說，“好的制度讓壞人變好，壞的制度讓好人變壞”。要設計出好的制度，必須假定人都是靠不住的，這樣的制度才會漏洞最少。相反，如果認為每個人都是雷鋒，那設計出的制度一定是漏洞百出的。美國在制定憲法的費城會議上，核心的理念就是“防官如防賊”，不是不信任官員，而是為了保護官員。由此理念出發，總統、司法、國會相互制衡，再加上言論自由和媒體監督，使得每個人都沒有濫權的空間。其次，要超越對貪官的道德譴責。應該說，我們對官員廉潔的教育已經做到了極致，但結果呢？中山市前市長李啟紅、茂名前市委書記羅蔭國等一邊高喊廉政反貪口號，一邊大肆貪腐，而這絕非孤案。更有甚者，湖南郴州原紀委書記曾錦春更把反貪權力當做貪污的工具。曾錦春在被執行死刑前說：“我現在徹底想通了，權力大也害死人，我就被權力害死了。手上一旦有權，就這里那里都去搞，最終害了自己。”因此，這些貪腐官員，既令人痛恨，又值得同情，因為我們的制度沒有保護他們，給予了他們巨大的權力，也就相當于縱容他們走上了犯罪的不歸路。目前，腐敗自上而下，可謂觸目驚心，從上海外高橋保稅區的一個處長（擁有29套房產）到鐵道部長劉志軍，貪污金額越來越驚人。首都機場連續兩任董事長、河南交通廳連續四任廳長落馬，更告訴我們，腐敗絕不能簡單歸結為個別官員道德水平問題。喜歡寫日記的李薇，牽出了原青島市委書記杜世成、原中石化董事長陳同海、原云南省長李嘉廷等一長串高官，更爆出腐敗問題的涉及面之廣、層次之高。這些落馬官員道德水平或許很低下，但如果我們一味歸咎于道德問題，就失去了進行體制反思與改良的機會，悲劇只會一再重演。包青天是可敬的，因為他有令人仰止的道德力量和不畏權勢的勇氣。但是以包青天一己之力，仍難以撼動腐敗的官僚集體。包拯的存在，更多的是一種安撫意義和象征價值：畢竟包拯能抓的官員能有幾人？包青天的存在，也使得國民長期沉迷于對清官的期盼和寄托，而不去思考如何建設可靠的反貪體制。雷鋒也好，包青天也好，都是對道德的迷思。因此，我們對雷鋒和包青天可以敬仰，但僅此而已。我們在現實中應遠離雷鋒和包青天，去思考如何建立超越個人的有效體制。走出對雷鋒和包青天的寄托，才能建設法治的市場經濟，才能擺脫過去的歷史周期律。

上部經濟輝煌的背後從“gdp大躍進”到世界五百強中的“中國隊”，中國經濟的奇跡足以產生另旁觀者深陷困惑的效果，然而置身其中的我們，看到還有經濟輝煌留下的影子——食品安全沒有保障，飛揚跋扈的“官二代”或“富二代”，缺乏公信力的司法審判……所以一切都在提醒中國，改革已經進入了漩渦密布、水流湍急的深水區。第一章 中國經濟改革傳奇1、狂飆突進的盛世畫卷2、所謂改革奇跡的隱憂第二章 房價“空調”之謎1、老百姓為何買不起房？2、央企地王潮3、房價與地方政府4、房價“空調”之謎第三章 股市，你賺錢了嗎？1、偉大的博弈2、中國股市：從賭場論到強盜貴族時代3、股指期貨：福還是禍？4、創業板的“納斯達克彼岸”5、保薦人潛規則之憂6、pe腐敗：真正的危險7、證券監管的越位與缺位8、終結ipo審批制.9、懲戒老鼠倉考驗執法意志第四章 攔住內需的三座大山1、居民收入占比不斷下滑2、中國人為何消費不起來？3、教育改革的南方科技大學案例第五章 央企憑什么？1、央企嬗變之路2、李榮融之間3、駁央企“儲蓄論”4、費厄潑賴應當實行5、國企激勵機制困局6、央企改革必須突破官本位第六章 地方政府：沒人管的壞孩子1、危險的地方債2、茅臺漲價背後的地方政府消費3、通緝門折射的公權力隱憂4、比亞迪現象與gdp崇拜5、施瓦辛格與中國官員有何不同？6、鄂爾多斯現象第七章 前腐後繼的貪官們1、直面“牽出現象”2、欲語還休的干部財產申報制3、審計署查出問題之後怎么辦？4、如何根除劉志軍式腐敗5、究竟如何實現制度反腐?第八章 企業家：有多少財富是陽光的？1、反思富士康自殺局2、中國企業為何不創新不起來？3、儒教傳統阻礙了創新嗎？第九章 環境與食品安全之憂1、生產要素價格扭曲之害2、制度決定行為3、紫金礦業污染門的背後4、舟曲之殤：環境的公地悲劇5、食品安全危機背後的危機下部迷局反思雷鋒也好，包青天也好，都是對道德的迷思。黃仁宇在《萬歷十五年》中提出了一個值得深思的命題：以道德代替法治，是兩千多年來一切問題的癥結。因此，走出對雷鋒和包青天的寄托，才能建設法治的市場經濟，才能擺脫過去的歷史周期律。第十章 重思經濟發展的目標1、禮壞樂崩的時代？2、奶粉的故事與政府公信力3、社會戾氣的警示4、制度為何失效5、好用的制度需要不好聽的假設6、如何實現經濟發展成果大眾化第十一章 改革重在體制1、政府的為與不為2、求解黃仁宇命題3、經濟發展方式轉型結與解第十二章 改革深水區1、正視利益集團2、吳敬璉與江平的憂慮3、重溫反對黨八股4、微博為什么這樣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