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國名人家族老照片：曾國藩家族（簡體書）

《曾國藩家族》為“百年中國名人家族老照片”的一種。曾國藩是中國近代史上一位備受爭議的政治人物，他的家族也因此備受關注，其家庭有用人才之多，分布行業之廣，影響之大，在中國歷史上是罕見的，值得後人加以梳理、考察和總結。《曾國藩家族》選取了曾國藩家族中起核心作用的重要人物為軸線，收集的有關曾氏家族後裔及兒女親家的資料。上下大致追述三代，起落百年，以人物為主線，以家族為載體，以圖片為場景，著重反映這個家族中一些名人的成功之道和復雜的姻親關系網，充分體現了中國傳統宗法倫理型社會的文化特色。

董叢林，歷史學博士，河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長期從事中國近代史的教學和研究工作，以晚清湘淮派系作為主要研究領域之一，將其群體考察與典型人物個案研究有機結合，在《歷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刊物發表這方面的論文多篇，相關著作有臺灣立緒文化公司、河北教育出版社先後出版的《百年家族·曾國藩》等多種，另有《曾國藩傳》即將在人民出版社出版。

《曾國藩家族》以曾氏家族中起核心作用的曾國藩為軸線，上下追述三代，起落百年，以圖片為場景，著重反映其成功之道，并呈現他們在動蕩歲月里豐富與幽微的內心情感。
《曾國藩家族》通過通俗易懂的語言敘述和圖文并茂的表現形式，展示出曾氏家族主要成員的人生道路，包括其理想抱負、求學問道、政績戰功、子女教育、境遇命運、婚姻家庭等方面，力求較全面反映家族的興盛衰落。

一、遠祖與近世
遠祖“宗聖”
湘鄉支派與世道遭逢
不尋常的“祖父”
平凡的父母
二、曾國藩的人生歷程
降世及連帶一生的神異
終于登龍門
順遂的京官生涯
湘軍統帥多磨難
獲任兩江總督
“剿平粵匪”的總帥
勝利之後的喜外憂
掛帥平捻無功而退
移督直隸的遭逢
回任兩江了殘生
三、曾國藩的兄弟姊妹們
湘軍悍將“老九”
軍中早亡兩老弟
守家的國潢
姊妹事略
四、兒輩概觀
父教之下
兩兒的家庭
曾紀澤的出洋
外交“亮點”
紀鴻學事與夫人家政
命途多舛的前四女
小女的美滿人生
五、孫輩及再後的余脈
孫輩說略
舊族又結“新洋緣”
風暴中的分途
尾花
置身今日“富厚堂”
附錄：
曾國藩家族世系簡表
主要參考書目

湘鄉支派與世道遭逢
眾所周知，曾國藩的籍貫是湖南湘鄉，今天則屬婁底市雙峰縣。這須溯及曾氏該支派的來源及沿革情況。據人依曾氏譜牒追尋：山東武城曾氏在十五派上有南遷江西廬陵者，廬陵一支在第四十五派上有遷湖南衡陽者，該支中到第六十二派上由曾孟學領遷至湘鄉大界，成為“大界房”，也就是曾國藩家族所屬支派的始祖。
曾孟學生于明萬歷三十年(1602年)，清順治十七年(1660年)他在即將花甲之年時攜家由衡陽遷至衡山白?地方，在此生活了十幾年，感到門庭欠興，家事不順，便于康熙十年(1671年)率長、次兩子(他共有七子)遷居湘鄉荷塘二十都，先居沙溪熊家灣，繼而改遷神沖大界添子坪，在此繁衍下曾國藩所屬的“大界房”子孫。曾孟學的重孫曾應楨(號元吉)，生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是曾國藩的太高祖，是為這一支派興家奠基的有功之人。及至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曾國藩的叔父曾驥云操持為已下世八十余年的曾應楨夫婦置祠修墓，其時國藩已貴為二品京官，專為此祖撰寫墓銘一篇，其中述及這位“遷湘(鄉)四世祖”，從“少貧”到“手致數干金產”的興家功業，有“昔公創業，源遠流長”的追思感恩之詞。這位祖上的次子曾輔臣即曾國藩的高祖父，曾輔臣唯一的兒子曾竟希即國藩曾祖父，此老在世之年即趕上了長曾孫國藩的降生，并且還有相關神異的故事傳衍下來。這個稍後再說。在曾國藩六歲這年，竟希老人去世，國藩“哭泣甚哀，執喪若成人”。至于祖父，更是對曾國藩影響至大的人物，下面將有專節述說。
到曾國藩出生之際，其家已非貧窮門戶，在十里八鄉恐算得上比較富裕的人家，衣食無憂。不過，自國藩幼時往上追多少輩，其家族中還沒有出個有功名地位、做官為宦或是學問家之類的人物，是個地道的平民家庭，山鄉農戶，充其量算個小土財主之家而已。曾國藩記述得明白：“吾曾氏由衡陽至湘鄉，五六百載，曾無人與于科目秀才之列。”連個秀才都沒出，遑論達官貴人！跨越這道坎兒，自然成為壓給家族後人的“神聖使命”。這一使命被後人的完成稍後再說，這里需先看“大界房”曾氏生活的地理環境和社會背景，也就是所謂“世道遭逢”。
這支曾氏支派的家園，坐落于南岳衡山支脈高嵋山下，地處衡陽、衡山與湘鄉交界之區，離湘鄉縣城百余里，離府城和省城長沙大約三百里。這里盡管有青山綠水，但當時卻不是經濟發達、文化繁盛之區，交通不便，環境閉塞。世代守望于此的鄉民，對國事世情、外域天地的了解，當是非常遲滯而有限的。當然，這并不影響斗轉星移、世事紛變。
自曾國藩幼時上溯，“大界房”曾氏生活的那個時期，正是清王朝從“康乾盛世”逐漸滑向衰落的年代。其實，自乾隆朝末期，朝政腐敗、社會矛盾尖銳的情勢已頗為明顯。乾隆皇帝本人即揮金如土，官吏隊伍則貪瀆成風，和坤之巨貪便不失為朝內法度蕩然的典型反映。地方官吏也罕有真正勤謹清廉者，內閣學士尹壯圖就曾尖銳地奏稱：“各督撫聲名狼藉，吏冶廢弛”，“各省風氣，大抵皆然”。及至嘉慶朝，形勢每況愈下，民不聊生，反抗斗爭連綿不絕。嘉慶元年(1796年)爆發的白蓮教起義，參加者有數十萬人，地涉多個省區，延綿近十年。嘉慶十八年(1813年)爆發的天理教起義中，竟有京郊一支兩百來人的隊伍，一舉攻入紫禁城，致使嘉慶皇帝驚呼此為“漢、唐、宋、元、明以來未有之禍”。慣于長歌當哭的龔自珍，就曾狀描“自乾隆末年以來”社會的頹壞狀況，認定已經到了“日之將夕，北風驟至”的衰世，為之奏響挽歌。
外患也開始顯露苗頭。乾隆之末，英國馬戛爾尼使團就曾攜帶英王信件來華，提出開放中國通商口岸，割舟山附近一處海島囤貨，割廣州附近一處地方供英商居住，減低貿易關稅，自由傳教等一系列要求。盡管當時清朝還是一個主權國家，回絕了英方的非分要求，但馬戛爾尼一行來華絕非偶然事件，而是西方強國覬覦中國權益的反映，是其蓄謀侵華的一顆信號彈。
當然，自我陶醉于“天朝上國”的皇家貴胄和一千官員們，是難以對中外大勢了然于胸的。不過，暫時關禁國門過傳統日子的時間還可有一點兒，所以一切基本還在舊軌道上滑行。別的不用說了，與曾國藩家關聯最密切的事情，除了賦稅的征納之外，就是科舉考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