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 歷史與未來:許倬雲講演錄(簡體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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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名人/編輯推薦
序
目次
書摘/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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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分子:歷史與未來》為著名歷史學家許倬云先生在母校臺灣大學的講演和講學的結集。許倬云先生以較為宏觀的“中國文化”為主軸,進行專題討論,引導聽者和讀者對歷史事件做宏觀的思考、判斷、分析及歸納,其核心旨歸則不離知識分子的使命感,文字間不時流露對國家社會與人類文化的關懷之情。
作為當代卓越的歷史學家,許先生視野宏闊,學識淵博,加之為人親和,講座與對談時讓人如沐春風,內容又包羅萬象,受者從中得到的啟發和提示,與一般課堂評論截然不同,誠可謂“與公一席話,勝讀十年書”。希望《知識分子:歷史與未來》的出版,可使歷史研究者及一般社會大眾經由先生的指點,得以宏觀且多面向地了解自己的文化與歷史,培養面對未來世界的智慧。
作為當代卓越的歷史學家,許先生視野宏闊,學識淵博,加之為人親和,講座與對談時讓人如沐春風,內容又包羅萬象,受者從中得到的啟發和提示,與一般課堂評論截然不同,誠可謂“與公一席話,勝讀十年書”。希望《知識分子:歷史與未來》的出版,可使歷史研究者及一般社會大眾經由先生的指點,得以宏觀且多面向地了解自己的文化與歷史,培養面對未來世界的智慧。
作者簡介
許倬云:1930年生,江蘇無錫人。國際著名歷史學家,美國芝加哥大學博士,香港科技大學榮譽博士,中研院院士。先後執教于臺灣大學、美國匹茲堡大學,多次受聘為香港中文大學、美國夏威夷大學、美國杜克大學、香港科技大學講座教授。主要研究領域:中國社會史、中國上古史,秦漢史。
名人/編輯推薦
《知識分子:歷史與未來》:如果知識分子不具社會良心,只是為了個人的利益發揮知識的,潛能,他們就成為科技世界內的新“婆羅門”。
中國長久有學者關懷社會的傳統,在過去時代學者們是士大夫,後來就成為知識分子或者“知識人”,這些以追尋知識為志業的學者們,曾經發蹤指使、針砭批判;無論書呆子的意見是否適當,至少他們的用心是為社會作一個理性的指引和糾正。在近代,知識愈來愈專業化,知識可以轉化為權力甚至金錢。知識分子變成專業人士,他們個人的收益可能相當可觀,但是他們往往失去了獨立的立場,為政權、為企業服務,而不是為了社會。未來的世界,顛覆文化的人很多,卻鮮有文化的承載者。知識分子還有沒有張載所期許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恢宏志業?
中國長久有學者關懷社會的傳統,在過去時代學者們是士大夫,後來就成為知識分子或者“知識人”,這些以追尋知識為志業的學者們,曾經發蹤指使、針砭批判;無論書呆子的意見是否適當,至少他們的用心是為社會作一個理性的指引和糾正。在近代,知識愈來愈專業化,知識可以轉化為權力甚至金錢。知識分子變成專業人士,他們個人的收益可能相當可觀,但是他們往往失去了獨立的立場,為政權、為企業服務,而不是為了社會。未來的世界,顛覆文化的人很多,卻鮮有文化的承載者。知識分子還有沒有張載所期許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恢宏志業?
序
本書是我在臺大講演集的大陸版,原書是2006年我訪問臺大時的兩次講演,加上和同學們的一些討論,書名是《傅鐘回響》,由臺大出版中心在2008年出版。我是臺大的畢業生,曾經在母校服務過一段時候,後來也多次訪問母校。2006年的訪問,可能是我最後一次回到母校。因此,也可以算是我對母校能稍盡綿力的最後一回。過去訪問臺大,都是正式開課。這一次訪問,經過歷史系吳展良主任的安排,卻稍微有一點特別:在歷史系開課,修習的學生都是研究生;而且除了在講堂上同學作報告、我加以評論外,下午還另和同學有單獨的談話。在這一學期,實際上我從同學們那里受到的啟發,還多于我給他們的協助。甚至可以說,開了一學期課以後,我又一次從母校獲得不少進益。為此,我向母校以及吳展良教授和選課的許多同學,致以謝忱。
那兩次講演,一次是講知識分子目前和未來的角色,另一次講多種多樣的現代性,其實都是有感而發。中國長久有學者關懷社會的傳統,在過去時代,學者們是士大夫,後來就成為知識分子,或者“知識人”,這些以追尋知識為志業的學者們,曾經發蹤指使,也曾經針砭批判;無論書呆子的意見是否適當,至少他們的用心是為社會作一個理性的指引和糾正。在近代,知識愈來愈專業化,知識可以轉化為權力甚至金錢。知識分子變成專業人士,他們個人的收益可能相當可觀。但是他們往往失去了獨立的立場,為政權、為企業服務,而不是為了社會。現在,科技昌明,知識的作用,影響人生既深又廣。如果知識分子不具社會良心,只是為了個人的利益發揮知識的潛能,他們就成為科技世界內的新“婆羅門”。那篇講演,我正是為臺灣學界已經呈現這個趨向而憂心忡忡。
另一篇講演,是有關“現代”的多種多樣性。近百年來,中國努力擺脫傳統,走向現代,可是,“現代”兩個字的含義,似乎都是代表西方文明在近幾百年的發展方向;走向現代,幾乎就是西方化的同義詞。我在這篇講演中,也特別指明,西方近幾百年來發展方向,有其歷史特定性;世界各處承受西方壓力及因此發生的響應,也有其歷史特定性。天下沒有真正所謂“現代”,“現代”時時在改變。甚至于也沒有特定的西方,因為西方也是一直在改變。如果我們不認清這個問題的內涵,我們將永遠趕在人家已經走過的路後面,當人家轉方向時,我們還在原路追趕。這一危機,近百年來,中國似乎一直視而不見,近六十年來,海峽兩岸種種做法,也脫不開這個盲點。
以上兩個講演,是歷史問題,但也是未來的問題。我們如果不認識過去和目前,我們將一直在蒙著眼睛走瞎路,知識分子如果不擔起社會良心的責任,則這種新“婆羅門”,對社會的進步和預防社會發展的錯失,都將無所貢獻。
本書後半段,每一節都是和某一位研究生研究課題有關系。因此,各節之間看上去相當散亂,彼此并無關聯。可是,文化系統是一個整體,政治、經濟、法律和意識形態,種種面相,其實彼此相關;同學們提出的問題,都是種種面相中的一面和一片。有心的讀者,大概可以發現,在我的回答中,其實每一段都可以和另一段連接在一起看。人文和社會學科的研究,不容分割為互不相連的學門,如果各科之間互不相干,我們的努力永遠只是盲人捫象,抓到了鼻子、抓到了腿,可是抓不到大象的整體。只有理會到,鼻子也是大象的一部分,大腿也是大象的一部分,象肚和象尾也是大象的一部分,我們個別的努力,才可能聯系成為一個整體的理解。
我進入臺大讀書時,只有十九歲,今天我是八十歲了。回顧整整一個甲子,當年一切,師生際遇,許多細節,宛然在目。尤其懷念到當年的老校長傅孟真先生,他雖然只擔任兩年校長,但他對臺大的貢獻,後人無與倫比。他盡心盡力為學術、為社會正義、也為了教育青年學子,嘔心瀝血,在五十四歲的壯年,勞累氣惱,就撒手而去。很少有人在短短的五十四年內,能如他一樣,替社會、國家做了這么多的事。最重要的,傅先生樹立了知識分子的典型;曾經在一次全校作文比賽上,他出的題目是:“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傅先生的一生,確實是做到了死而後已。臺大校園有個傅鐘,正在文學院的面前,是為了紀念傅先生而建。我們在那鐘聲下長大,我一生工作,也時時不忘傅鐘代表的激勵,原書書名《傅鐘回響》,正是表達了我的心意。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這本書,改換了書名,我也理解,大陸上的讀者,不明白“傅鐘”兩個字對我們的意義,可是我必須在此說明,以表達我自己對老校長的懷念和感激。
許倬云
2011年3月
那兩次講演,一次是講知識分子目前和未來的角色,另一次講多種多樣的現代性,其實都是有感而發。中國長久有學者關懷社會的傳統,在過去時代,學者們是士大夫,後來就成為知識分子,或者“知識人”,這些以追尋知識為志業的學者們,曾經發蹤指使,也曾經針砭批判;無論書呆子的意見是否適當,至少他們的用心是為社會作一個理性的指引和糾正。在近代,知識愈來愈專業化,知識可以轉化為權力甚至金錢。知識分子變成專業人士,他們個人的收益可能相當可觀。但是他們往往失去了獨立的立場,為政權、為企業服務,而不是為了社會。現在,科技昌明,知識的作用,影響人生既深又廣。如果知識分子不具社會良心,只是為了個人的利益發揮知識的潛能,他們就成為科技世界內的新“婆羅門”。那篇講演,我正是為臺灣學界已經呈現這個趨向而憂心忡忡。
另一篇講演,是有關“現代”的多種多樣性。近百年來,中國努力擺脫傳統,走向現代,可是,“現代”兩個字的含義,似乎都是代表西方文明在近幾百年的發展方向;走向現代,幾乎就是西方化的同義詞。我在這篇講演中,也特別指明,西方近幾百年來發展方向,有其歷史特定性;世界各處承受西方壓力及因此發生的響應,也有其歷史特定性。天下沒有真正所謂“現代”,“現代”時時在改變。甚至于也沒有特定的西方,因為西方也是一直在改變。如果我們不認清這個問題的內涵,我們將永遠趕在人家已經走過的路後面,當人家轉方向時,我們還在原路追趕。這一危機,近百年來,中國似乎一直視而不見,近六十年來,海峽兩岸種種做法,也脫不開這個盲點。
以上兩個講演,是歷史問題,但也是未來的問題。我們如果不認識過去和目前,我們將一直在蒙著眼睛走瞎路,知識分子如果不擔起社會良心的責任,則這種新“婆羅門”,對社會的進步和預防社會發展的錯失,都將無所貢獻。
本書後半段,每一節都是和某一位研究生研究課題有關系。因此,各節之間看上去相當散亂,彼此并無關聯。可是,文化系統是一個整體,政治、經濟、法律和意識形態,種種面相,其實彼此相關;同學們提出的問題,都是種種面相中的一面和一片。有心的讀者,大概可以發現,在我的回答中,其實每一段都可以和另一段連接在一起看。人文和社會學科的研究,不容分割為互不相連的學門,如果各科之間互不相干,我們的努力永遠只是盲人捫象,抓到了鼻子、抓到了腿,可是抓不到大象的整體。只有理會到,鼻子也是大象的一部分,大腿也是大象的一部分,象肚和象尾也是大象的一部分,我們個別的努力,才可能聯系成為一個整體的理解。
我進入臺大讀書時,只有十九歲,今天我是八十歲了。回顧整整一個甲子,當年一切,師生際遇,許多細節,宛然在目。尤其懷念到當年的老校長傅孟真先生,他雖然只擔任兩年校長,但他對臺大的貢獻,後人無與倫比。他盡心盡力為學術、為社會正義、也為了教育青年學子,嘔心瀝血,在五十四歲的壯年,勞累氣惱,就撒手而去。很少有人在短短的五十四年內,能如他一樣,替社會、國家做了這么多的事。最重要的,傅先生樹立了知識分子的典型;曾經在一次全校作文比賽上,他出的題目是:“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傅先生的一生,確實是做到了死而後已。臺大校園有個傅鐘,正在文學院的面前,是為了紀念傅先生而建。我們在那鐘聲下長大,我一生工作,也時時不忘傅鐘代表的激勵,原書書名《傅鐘回響》,正是表達了我的心意。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這本書,改換了書名,我也理解,大陸上的讀者,不明白“傅鐘”兩個字對我們的意義,可是我必須在此說明,以表達我自己對老校長的懷念和感激。
許倬云
2011年3月
目次
演講一 歷史上的知識分子及未來世界的知識分子
演講二 多樣的現代性
“中國文化教研專題討論”課程
第一講 困境與轉機
第二講 知識分子暨民族主義
第三講 唐宋之變
第四講 考古與上古史研究
第五講 荀學暨道教
第六講 情理與律法
第七講 理學修身·儒醫關懷
第八講 精英地方化·五四運動
第九講 斯文·死諫·同心圓世界觀
演講二 多樣的現代性
“中國文化教研專題討論”課程
第一講 困境與轉機
第二講 知識分子暨民族主義
第三講 唐宋之變
第四講 考古與上古史研究
第五講 荀學暨道教
第六講 情理與律法
第七講 理學修身·儒醫關懷
第八講 精英地方化·五四運動
第九講 斯文·死諫·同心圓世界觀
書摘/試閱
全球化快速的轉變,一方面是因為現代的資訊科技,另一方面是因為經濟市場化的轉變把全世界整合成一個聯合市場。我們發現,今天既不是歐美核心繼續向周圍放射它強大的影響力,也不是已經轉變的日本、俄國、東歐等國向四周圍發射其影響力,目前出現的是一種回流或返回——我不用“反撲”兩字。這種回流,是指本來的邊緣流向過去的核心,因而改變了它們的相互地位,形成了一種多向度的融合。舉例來說,為什么中國能在最近十年變得這么快?因為中國雖沒有技術,沒有資本,卻正好有市場、勞力、土地與資源,結果是生產基地從美國、日本、臺灣地區搬到中國大陸。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時候,生產者以其貨品來掠奪消費者的財富,現在的情況是生產分散了,分散出去後,消費者反而最有力量。消費者多的地區,是最富有的地區。最富有的地區以其消費力量,朝著生產地區“返回”。
而生產本身,也出現了非常有意思的現象。在美國,四五年前尚不覺得,但約從兩年前開始,當你打電話到航空公司訂飛機票時,會感覺到對方的口音不對,因為對方是印度人或菲律賓人,正在印度或菲律賓跟你對話。在美國,這叫做“外包”(out-sourcing)。生產線的延長,是另一種形態的外包。過去的福特汽車公司,它的生產線是三英里半的一條流線,各做各的工作,在這頭擺進鋼塊,那頭生產出來汽車。今天的汽車或任何其他東西,每個生產階段都被切割成一段一段,產品打開來都是“聯合國”,其中大部分是源白中國或印度。
而生產本身,也出現了非常有意思的現象。在美國,四五年前尚不覺得,但約從兩年前開始,當你打電話到航空公司訂飛機票時,會感覺到對方的口音不對,因為對方是印度人或菲律賓人,正在印度或菲律賓跟你對話。在美國,這叫做“外包”(out-sourcing)。生產線的延長,是另一種形態的外包。過去的福特汽車公司,它的生產線是三英里半的一條流線,各做各的工作,在這頭擺進鋼塊,那頭生產出來汽車。今天的汽車或任何其他東西,每個生產階段都被切割成一段一段,產品打開來都是“聯合國”,其中大部分是源白中國或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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