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學研究的中國化：理論與策略（簡體書）

現今，中國心理學的發展仍存在兩個值得關注的問題：一是對中國心理學思想的系統整理很不完善；二是在心理學的研究和應用中，對西方的理論和概念不加任何修正的應用仍很普遍。所以，心理學研究中國化已經成為中國心理學發展的必然趨勢。
《心理學研究的中國化（理論與策略）》作者王登峰教授一直致力于心理學中國化的研究，在《心理學研究的中國化（理論與策略）》中他對“為什么要進行心理學研究的中國化”以及“如何進行心理學研究的中國化”給出了自己的答案。他希望通過《心理學研究的中國化（理論與策略）》，激發讀者思考，并主動去探索心理學研究中國化的途徑和方法，共同繁榮中國的心理學，為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不斷提供科學的心理學支持。

王登峰，男，1965年2月出生于山東省安丘市。1981年至1990年就讀于北京大學，并獲理學博士學位。歷任北京大學心理學系講師、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導師，曾任北京大學心理學系副主任、校團委書記、學生工作部部長、校黨委副書記，中共江西省吉安市委副書記（掛職）。現任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副主任、教育部語言文字應用管理司司長，同時兼任北京大學心理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大學人格與社會心理學研究中心主任，中國心理學會副理事長、中國社會心理學會副理事長、北京心理學會理事長、中國心理學會人格分會理事長。
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人的人格結構以及中西方文化差異、高層管理者的勝任特征及心理健康，已出版《黨政領導干部個人素質與心理健康》《解讀中國人的人格》《臨床心理學》《心理衛生學》《人格與社會心理學論叢》等十余部專著，并在國內外學術刊物發表論文150余篇。長期以來，作者一直致力于推進心理學研究的中國化，其中作者對中國人人格結構（“大七”因素模型）及其測量的研究，以及對中國黨政干部勝任特征的研究，不僅是心理學研究中國化的重要嘗試，在國內心理學界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也是中國心理學家對國際心理學事業的重要貢獻。

《心理》雜志（《心理學報》的前身）在創刊號上明確提出，中國心理學主要研究三個大的問題，即“昌明國內舊有的材料，考察國外新有的材料，根據這兩種材料來發明自己的理論和實踐。”《心理學研究的中國化：理論與策略》一書正是這樣一種對于現今中國心理學發展方向的理論思考。中國心理學應有著自己深厚的底蘊和文化根源，而不應完全是國外的舶來品。而《心理學研究的中國化：理論與策略》作者王登峰教授一直致力于推進心理學研究的中國化，他基于多年教學和研究經驗的獨到見解為廣大心理人在“用中國人的思想做中國的心理學研究”的道路上提供了一種全新的思路。

第一部分　心理學研究方法基礎
第一章　心理科學的基礎
一、科學研究與知識
二．對研究的評估

第二章　從研究觀念到研究假設
一、研究觀念的來源
二、通過閱讀文獻獲得研究觀念
三、來自直覺、觀察和社會現實的研究觀念舉例
四、將研究觀念轉化為研究假設
五、研究策略的選擇

第二部分　心理學研究中國化的理論基礎
第三章　心理學研究中國化的實質
一、被研究者行為的影響因素與心理學研究中國化
二、研究者的因素與心理學研究中國化
三、進行心理學研究中國化的兩大理由
四、內發性及外衍性的心理學研究中國化

第四章　心理學研究中國化的理論基礎
一、心理學研究中國化的哲學和政治學基礎
二、心理學研究中國化的文化基礎
三、文化與人性

第五章　心理學研究中國化的跨文化比較基礎
一.跨文化比較的理論基礎
二、人格結構的跨文化比較
三、中國人的人格結構
四、性別角色與心理社會適應
五、西方主流心理學中的證據

第三部分　心理學研究中國化的策略
第六章　心理學研究中國化的目的與策略
一、心理學研究中國化的目的
二、心理學研究中國化的總體策略
三、“我是中國人”策略
四、 “我不是西方人”策略

第七章　心理學研究中國化的實例（1）：中國人的人格特點
一、人格的定義
二、中國人的人格維度
三、中國人的人格類型
四、黨政干部理想的人格特點

第八章　心理學研究中國化的實例（2）：中國黨政干部的勝任特征
一、勝任特征研究的背景
二、黨政領導干部勝任特征的結構
三、勝任特征結構的確認
四、總體分析

《晏子春秋》中有一段經常被引用的話，即“橘生淮南則為橘，生于淮北則為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這段話大意是橘生長在淮南時其果實又大又甜，但到了淮北其果實則又小又酸，這是因為兩地的水土不同使然。
西方的心理學理論在西方文化土壤中產生，用以解決西方人的心理問題，也像生于淮南的橘，其結果該是“又大又甜”的吧；但用來解決中國人的心理問題時，就像把淮南的橘移植到淮北一樣，其結果也該是“又小又酸”的。原因何在？人文異也！
中國的心理學有著悠久輝煌的歷史和思想，卻只有短暫的科學心理學經歷，再加上強大的社會需求壓力，因此注定了中國心理學的發展必然帶有明顯的歷史思想與實際應用脫節的問題。實際上，無論是最初對西方心理學的譯介，還是先後兩次分別向前蘇聯和西方系統的引進和學習，人們似乎只把注意力放在了“系統學習和引進”上了，并沒有充分地意識到，無論是前蘇聯的心理學，還是西方的心理學，它們其實都是植根于自己文化的基礎之上的，而且它們的文化土壤與中國的人文社會環境是有著巨大差別的。直到今天，中國心理學的發展仍存在兩個值得關注的問題：一是對中國心理學思想的系統整理很不完善，而且中國心理學家主動從中國文化角度審視心理學問題的主動性和緊迫性還很欠缺；二是在心理學的研究和應用中，對西方的理論和概念不加任何修正的應用仍很普遍。
事實上，奠基中國科學心理學的前輩們一開始就意識到了推行“心理學研究的中國化”的必要性。1922年創刊的《心理》雜志（《心理學報》的前身），在創刊號上明確提出了“心理學研究和心理學成果的中國化”思想，并把中國心理學家應當關注的問題概括為“昌明國內舊有的材料，考察國外新有的材料，（并）根據這兩種材料來發明自己的理論和實踐。”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著名心理學家潘菽先生在1937年發表的《把應用心理學應用于中國》一文中，更是明確提出，“我們不能把德、美或其他國家的心理學盡量搬來就算完事，我們必須研究我們所要研究的問題……我們所提倡的并不是歐美所現有的應用心理學而是中國實際所需要的應用心理學。”
然而，文革的浩劫使得心理學成為“唯心主義”的代表而被打倒。當20世紀70年代末心理學終于重新回到科學行列的時候，西方的心理學已經成為現代社會必不可少的學問，中國的心理學家面對羸弱的中國心理學的基礎以及強烈的社會需求，只能采取全面學習西方心理學的方法，以打牢中國心理學的根基；同時又不得不“倉促”使用西方的心理學理論和工具，以解決中國社會的問題。
曾獲1950年諾貝爾文學獎的英國哲學家伯特蘭？羅素，1920年在北京大學擔任客座教授，1922年寫成了《中國問題》一書。面對中國社會由于受到強烈的外來影響所產生的急劇變化，羅素提出建議，“假如中國人能自由地吸收我們文明中他們所需要的東西，而排斥那些他們覺得不好的東西，那么他們將能夠在其自身傳統中獲得一種有機發展，并取得將我們的優點同他們自己的優點相結合起來的輝煌成就。”要實現這一目標，羅素提出中國必須首先避免“全盤西化”和“強烈排外”兩種極端現象出現。
目前，中國心理學的發展在今天也面臨羅素所說的“強烈的外來影響”和“急劇的變化”，以及社會各界對心理學的“強烈需求”。而要實現羅素所描繪的“取得將我們的優點同他們自己的優點相結合起來的輝煌成就”，就是真正地實現心理學研究的中國化，而這同樣需要克服“全盤西化”和“盲目排外”兩種問題。
我們強調心理學研究的中國化并不是要否認西方心理學本身的價值。實際上，西方心理學的發展帶給我們的啟示是多方面的。西方日益成熟的心理學理論體系、方法體系和教育體系為我們提供了一種直接仿效的模板。借鑒西方的經驗，我們可以少走很多彎路，并能直接在高端開始我們的研究和探索。更重要的是，西方心理學的發展幾乎無一例外地都是在不斷解決西方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問題的過程中才發展壯大起來的。他們當時并沒有太多的理論和方法可資借鑒，只能在本身文化傳統的基礎上，從實際應用的要求出發進行探索，卻也因此造就了西方心理學的繁榮。
而要實現心理學研究的中國化，首先需要解決的是思想觀念的問題，即心理學研究中國化的內在要求。思想問題解決之後，就是策略的問題，即如何進行中國化。心理學研究的中國化也需要認真研究中國的歷史、中國的現實以及西方心理學的科學規范和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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