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氣與卓識：馬寅初的一生（簡體書）

《勇氣與卓識:馬寅初的一生》描述了著名經濟學家、教育家、人口學家馬寅初先生不平凡的一生。馬寅初早年先後獲得美國耶魯大學經濟學碩士學位、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和哲學博士學位，後曾在北洋政府，國民政府及多所大學任職任教。1951年任北京大學校長。馬寅初剛正不阿的性格，使得他人生多坎坷、遭磨難：上世紀四十年代，因抨擊蔣介石政權的戰時經濟政策，痛斥孔祥熙、宋子文發國難財而被關進集中營；1957年發表《新人口論》，主張控制人口數量和提高人口質量，被認為是馬爾薩斯理論在中國的翻版，遭到嚴厲批判。馬寅初的百年人生與中華民族的命運緊密相連，其勇氣與卓識成為一代知識分予可賽的精神標記。

鄧加榮，吉林省靖宇縣人。1950年參加抗美援朝。1956年畢業于莫斯科財經學院，曾任職于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東北財經大學、北京經濟學院、光明日報社。著有《章乃器傳》、《孫冶雋傳》，《楊西光傳》，《林巧稚傳》等十五部作品。

《勇氣與卓識:馬寅初的一生》當個人的歷史成為社會史的一部分，私人記憶與公眾記憶重合的時候，個人史的抒寫、私人回憶的輯錄，就顯示出重大的意義和無法取代的價值。“人與歲月”叢書于是應運而生。

歲月無情，人生有涯。面對滾滾奔流的歷史長河，無論是叱?一時的風云人物，還是默默無聞的蕓蕓眾生，都難以逃脫命運的撥弄。個人永遠不過是滄海一粟，在時代的演進播蕩中，任何人都無法超越現實而存在。
人，是歷史活動的主體、時代舞臺上的主角。但是，在歷史巨變或漫長歲月的遷流之中，人類的個體，常常承載著由此而來的悲喜和傷痛。個體的。生命存在，以及他們的哀樂歌哭、命運遭際、希冀與無奈，這一切，構成了歷史的血肉和社會進程中最鮮活生動的元素。
當個人的歷史成為社會史的一部分，私人記憶與公眾記憶重合的時候，個人史的抒寫、私人回憶的輯錄，就顯示出重大的意義和無法取代的價值。基于這樣一種理解和認識，才有了這套“人與歲月”叢書的策劃、編輯和出版。
我們力圖使之成為一套涵括面較廣的傳記文學叢書，主要輯入傳記、自述和回憶錄，其中既有私人往事、個人生活史的書寫記憶，也有社會歷史事件的追溯梳理實錄。
叢書將分輯陸續推出。誠望得到廣大讀者、作者的支持和幫助。
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部
二?一?年九月

敢言敢怒見精神
國破山河在
沈老贈宇：“慎勿厭清貧”
你過你的年，我過我的年
郭老題詩：“枳棘成而刺”
文昭關和武昭關
揮淚別重大
沒有壽公的壽慶
一亭冷對夕陽紅
上饒集中營
不要做“真空管”
民主的小世界
馬老，請您先留一下
較場口暴行
鄉情
博士論文
北大與“五四”
上海金融界
我在職一天
又作獅子吼
星五聚餐會
周公館
憤怒的元旦
勸工大樓
坐牢，我也去
解放區的天
布拉格之春
浙大講壇上
重返北大
叔與侄
石破天驚《新人口論》
“大小團團轉”
不可思議的夏天
哪家的馬？
寧人失信于我，我不失信于人
新的“曲突徙薪
百歲壽辰與百年壽星

後來，他又有機會與周恩來、董必武等同志多次地談話，逐漸接受了辯證唯物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思想。從此，他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發生了徹底的轉變，堅定不移地走到革命的道路上來，走到人民要徹底翻身解放和當家做主的道路上來。
那天，馬寅初從棗子嵐埡走出來時，天色已經是傍黑了。路燈的光線將雙江合抱的山城勾勒出高低起伏、桀驁不馴的影子。街上的行人不多，且都耐不住入夜的寒風和轆轆饑腸，匆匆地奔回到自己的家里去。馬寅初也隨著人流在街上疾速地走著，但心里卻是樂融融的。雖然長談了一日，卻絲毫沒有倦意，精神反而為之一振，在他老年人的軀體內仿佛注入了新鮮的青春血液，自覺得渾身上下充滿著勃勃的生機和歡暢的活力，本來就很矯健的腳步，現在走得更加輕快了。
在離家不遠的地方，一個頭戴氈帽的小男孩，一手捂著耳朵，一手去點燃立在地上的花炮。騰的一聲，花炮躥到空中清脆地爆炸了。他是既害怕震耳，又要放花炮，馬寅初開頭覺得有點好笑，但繼而一想，這又有什么好笑的呢？我們自己，有時何嘗不像小孩子似的，在克服種種矛盾的心理中舉足向前呢？當然，關鍵在于向前。只有向前，不停步地向前，沖破種種社會矛盾，社會才能進步，我們的國家和民族才能新生，才有希望，才有一個美好的前景。
這一聲爆竹又給馬寅初一個提醒，這重重災難的1939年就要在狂風大浪中過去了。而他自己，在這狂風大浪中又是怎樣度過的呢？是不是像躲在崖石下面的蠢笨企鵝和懦弱膽怯的水鳥，沒有膽量與狂風暴雨一同去搏擊長空、穿云破霧呢？不，他沒有像企鵝那樣躲避到崖下，而是能夠突破身內和身外的重重阻礙，不斷地舉步向前的。而且特別使他感到欣慰的是，他從社會的深層里得到了鼓舞的力量，從那些有膽有識且能與自己肝膽相照的朋友那里，得到了許多有益的教誨，使他的眼睛更加明亮起來，步子更加堅實起來，明確地朝著既定的方向走下去。對于人生、社會、國家、民族，都找到了明確的答案。過去他心里裝的，雖則也盡是為國為民的志向，但歲月卻不能不說是蹉跎而過，因為他喊的、爭的、做的，以及在實業救國、教育救國等方面所做的種種努力，到底于國于民有多大的裨益呢？現實已經做出了明確的答案。國家非但沒有因此富強昌盛，而且已經喪失了半壁河山，自己的思想和觀念，確實應當進行一下好好的檢查與清算呀！後來，他寫過一篇《急起自救》的文章，內容當然講的是經濟方面的另外一些事情，但是在這篇文章里他卻提到了自己的思想改造。他對自己說，馬寅初呀，馬寅初，你還不算太老，應當急起直追，趕快把自己從歧路上自救出來，聽朋友們的忠言相告，看清方向，走一條堅堅實實的路。只有這樣，這舉國同仇的1939年才算沒有白過。
事實上，這關鍵的1939年對于這位半生中孤身獨膽奮斗的勇士，確實起到了重大的轉折作用。1939年後，他完全用另一種思想方法去觀察社會，用另一種態度來對待生活、學術、戰斗和人生，徹底地擺脫了資產階級民主改良思想。1939年，是他急起自救的一年，轉人到新生的一年。後來在1958年，當康生、陳伯達等人圍繞著人口論問題對他發動圍攻時，有人揪他在1939年以前所寫文章中的個別論點進行非難，老人坦率地在一篇文章中回答他們說：“不錯，在1939年以前，我是不與共產黨在一起的，我也做過文章批評過馬克思。但在那年我以實際行動否定了我自己的階級，否定了過去的我。所以對1939年以前的老文章，我不負責任了，我自己也不引用了，正如馬克思否定了自己的階級一樣。自從那年起直到現在，我無時無刻不與共產黨在一起，挑撥離間的企圖，是注定要失敗的。”
夜晚，寒星閃爍，江風低吟，老人懷著一種興奮無比的心情，輕輕地推開了自己的家門。老伴和孩子們都團團地圍坐在屋里，正提心吊膽地等待著遲遲不歸的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