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目次
書摘/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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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林翼政跡與人生》旨在循著胡林翼政跡與人生的歷史軌跡,講述其在當時政治斗爭的歷史大舞臺所扮演的社會角色形象以及“人文”等多方面的活動,從宏觀與微觀的結合上評說其在中國近代歷史發展過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和人文意蘊。重在拂去歲月積留的層層塵埃,著意清理和探查當年晚清王朝“中興”之業根基,探尋胡林翼在晚清歷史中所起的無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借以還原當年歷史的復雜場景,揭示歷史變革的內因,考察“中興名臣”人文特征——以“內聖”之境界,求“外王”之業績。力求以全新的視角,為學術研究者、史學愛好者和普通讀者提供一套科學性、學術性、知識性、開新性、普及性、可讀性相結合的雅俗共賞的歷史文化讀物。
作者簡介
董叢林,歷史學博士。河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任中國義和團研究會副會長,中國太平天國史研究會常務理事。在《歷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光明日報》等十余家刊物和國際、全國學術會議論文集,發表論文百余篇,數十篇次被《新華文摘》、《中國社會科學文摘》、中國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中國近代史》和《中國歷史學年鑒》等刊物和書籍轉載或介紹觀點。在人民出版社、三聯書店、河北教育出版社、臺灣錦繡文化企業、臺灣立緒文化公司等多家出版機構,出版個人著作十余部。研究領域主要在晚清政治史、文化史,而湘淮派系(群體及典型人物)為其主要研究方面之一。
目次
緒論——與曾國藩并稱的“中興名臣”
上篇 胡林翼撫鄂與湘系勢力的崛起
第一章 出任湖北巡撫的背景和要旨
第二章 將湖北經營成湘系勢力的重要基地
第三章 在清朝陣營內部多邊關系的網絡中
第四章 在湘軍戰局中的地位和作用
下篇 胡林翼志趣性情的人文解析
第五章 從“豪宕”紈?到“進德聖徒”
第六章 經世致用的向學路徑與踐行情狀
第七章 個性傾向及其影響
附錄一 梅英杰《胡文忠公年譜》引錄胡林翼家書選輯
附錄二 胡林翼研究述評
主要征引書目
後記
上篇 胡林翼撫鄂與湘系勢力的崛起
第一章 出任湖北巡撫的背景和要旨
第二章 將湖北經營成湘系勢力的重要基地
第三章 在清朝陣營內部多邊關系的網絡中
第四章 在湘軍戰局中的地位和作用
下篇 胡林翼志趣性情的人文解析
第五章 從“豪宕”紈?到“進德聖徒”
第六章 經世致用的向學路徑與踐行情狀
第七章 個性傾向及其影響
附錄一 梅英杰《胡文忠公年譜》引錄胡林翼家書選輯
附錄二 胡林翼研究述評
主要征引書目
後記
書摘/試閱
第一章 出任湖北巡撫的背景和要旨
胡林翼于咸豐五、六年(1855、1856年)間先後署理和實授湖北巡撫,躋身封疆大吏的行列,這首先應該視為當時清廷對新興湘系勢力既利用又限制、既予又奪的兩重性態度和政策的產物。
其時清朝政權已歷二百余年,盡管時勢使得滿漢樊籬已有很大程度的削弱,但清廷對漢族官僚防范和戒備的心理還是頗有“韌性”的。于當時清朝的經制軍之外,允許別立湘軍這樣一支由漢族官僚一手編練、私屬性頗強的地方性軍隊,實在是迫于鎮壓太平天國、維護王朝統治的需要不得已而為之。所以,在利用它的同時,又不能不設法防范和限制。就在曾國藩于咸豐四年(1854年)初編練成水、陸雙全的湘軍,發布鎮壓太平天國的宣言書和動員令《討粵匪檄》,表示“誓將臥薪嘗膽,殄此兇逆”,“以紓君父宵旰之勤勞”,“慰孔孟人倫之隱痛”,兇焰畢露地建旗進兵之時,咸豐皇帝卻“以國藩一人兼統水陸軍,心憂之”,安置旗員并行監視。同年八月,曾國藩湘軍奪得武昌、漢陽,致使“中外嘖嘖,稱湘軍為勁旅”,咸豐皇帝得知最初也大喜過望,遂發布諭旨讓曾氏署理湖北巡撫。但是,事後又追而悔之,收回成命,迫曾氏離鄂東進江西,而湖北巡撫改由與曾國藩和湘系集團不協的陶恩培擔任。據後來成為曾國藩“四大弟子”之一、對有關情況比較了解的薛福成說,咸豐皇帝的追悔,是受了某相(按:參照其他資料可知指祁雋藻)的提醒:“曾國藩以侍郎在籍,猶匹夫耳。匹夫居閭里一呼,蹶起從之者萬余人,恐非國家福也!”咸豐皇帝聽了之後,“默然變色者久之”。
但形勢的變化迫使湖北巡撫一職最終不能不在湘系人員中簡用,離開湘軍,湖北的清軍是支撐不了局面的。曾國藩東進江西後,一度退至安徽的西征太平軍又復西進,秦日綱、韋俊、陳玉成所部自宿松乘隙回搗鄂東,而羅大綱部則渡江再占小池口,把湘軍陸師牽制于九江一帶,又敗其水師,然後分軍溯江而上,與秦部呼應,一舉擊潰湖廣總督楊霈之軍,于咸豐五年(1855年)正月第四次克復漢口、漢陽,翌月第三次克復武昌。清廷大為驚慌,先後向曾國藩、署四川總督樂斌、西安將軍拉扎芬等多方調援。
……
胡林翼于咸豐五、六年(1855、1856年)間先後署理和實授湖北巡撫,躋身封疆大吏的行列,這首先應該視為當時清廷對新興湘系勢力既利用又限制、既予又奪的兩重性態度和政策的產物。
其時清朝政權已歷二百余年,盡管時勢使得滿漢樊籬已有很大程度的削弱,但清廷對漢族官僚防范和戒備的心理還是頗有“韌性”的。于當時清朝的經制軍之外,允許別立湘軍這樣一支由漢族官僚一手編練、私屬性頗強的地方性軍隊,實在是迫于鎮壓太平天國、維護王朝統治的需要不得已而為之。所以,在利用它的同時,又不能不設法防范和限制。就在曾國藩于咸豐四年(1854年)初編練成水、陸雙全的湘軍,發布鎮壓太平天國的宣言書和動員令《討粵匪檄》,表示“誓將臥薪嘗膽,殄此兇逆”,“以紓君父宵旰之勤勞”,“慰孔孟人倫之隱痛”,兇焰畢露地建旗進兵之時,咸豐皇帝卻“以國藩一人兼統水陸軍,心憂之”,安置旗員并行監視。同年八月,曾國藩湘軍奪得武昌、漢陽,致使“中外嘖嘖,稱湘軍為勁旅”,咸豐皇帝得知最初也大喜過望,遂發布諭旨讓曾氏署理湖北巡撫。但是,事後又追而悔之,收回成命,迫曾氏離鄂東進江西,而湖北巡撫改由與曾國藩和湘系集團不協的陶恩培擔任。據後來成為曾國藩“四大弟子”之一、對有關情況比較了解的薛福成說,咸豐皇帝的追悔,是受了某相(按:參照其他資料可知指祁雋藻)的提醒:“曾國藩以侍郎在籍,猶匹夫耳。匹夫居閭里一呼,蹶起從之者萬余人,恐非國家福也!”咸豐皇帝聽了之後,“默然變色者久之”。
但形勢的變化迫使湖北巡撫一職最終不能不在湘系人員中簡用,離開湘軍,湖北的清軍是支撐不了局面的。曾國藩東進江西後,一度退至安徽的西征太平軍又復西進,秦日綱、韋俊、陳玉成所部自宿松乘隙回搗鄂東,而羅大綱部則渡江再占小池口,把湘軍陸師牽制于九江一帶,又敗其水師,然後分軍溯江而上,與秦部呼應,一舉擊潰湖廣總督楊霈之軍,于咸豐五年(1855年)正月第四次克復漢口、漢陽,翌月第三次克復武昌。清廷大為驚慌,先後向曾國藩、署四川總督樂斌、西安將軍拉扎芬等多方調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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