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簡介
《任時光匆匆流去》內容簡介：沈昌文是一個傳奇式的人物，他曾經當過銀樓小學徒，出版社校對員，當過社長秘書、主任、副總編、總經理；他曾主持《讀書》雜志和三聯書店；他曾策劃《萬象》雜志 和“書趣文叢”；他就是本文作者，自稱為書商的前三聯書店總經理兼《讀書》雜志主編沈昌文先生。在這部文字平白、看似東拉西扯的小書中，他記錄了一個編輯、出版人“以文會友”辦雜志“談情說愛”當編輯的歷歷往事，彰顯出為他人做嫁衣而不厭苦累更不計名利的高尚風范，他對出版事業的滿腔熱情，更可從中看出新中國出版事業的艱難前進步伐。
作者簡介
沈昌文，1931年9月生于上海。1951年3月考取人民出版社校對員，曾任秘書、編輯、編輯室主任等職。1986年1月起，任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總經理。1996年1月1日退休。
著作有《閣樓人語》、《書商的舊夢》、《最後的晚餐》、《八十溯往》等，譯作有《控訴法西斯》(季米特洛夫)、《列寧對全學界婦女的遺教》（蔡特金)、《阿多拉茨基選集》（部分)、《馬克思恩格斯為無產階級政黨而斗爭的歷史》（部分)、《蘇維埃俄國與資本主義世界》（部分)、《馬克思主義還是伯恩斯坦主義》（部分)、《出版物的成本核算》等。
名人推薦
《任時光匆匆流去》是由上海書店出版社出版的。
序
我今年八十歲，已經到了一切“偃旗息鼓”的時候。蒙老朋友俞曉群先生好意，把我近年寫的一些小文章編集成書，在他領導的海豚出版社出版，冠名《八十溯往》。他為此書寫了一篇長文，評述我近幾十年的業務——編輯出版工作。我看了他的大作十分惶恐，覺得很多地方是我不敢承應的。現在這本小書要在上海書展開展時期上市，他邀約我來上海。這卻又滋生了我的另一個感想：我是六十年前從上海去北京學做出版的，現在回顧自己的整個做出版的過程，覺得實在離不開當年上海所受的教育和影響。因此，盡管我現在年邁乏力，哪里都去不動了，但是說要來上海，還是勁頭十足。
我是當年上海灘的小工人，沒受過多少正規教育。那么，難道上海灘的五花八門的社會，也會給我什么正面的教益嗎?會的。下面我用上海話來簡單地說說我受到的教育。
受到的第一個教育是知道辦事要“落檻”。這用到出版工作上，就是必須事事合乎情理，不能要強行所難。我因為太講究“落檻”，有時不免要挨先進的革命前輩的“磕”，那也沒有辦法。第二個教育是學會“軋鬧猛”。做出書的人就要學會這個技巧，因為有了“鬧猛”，才能有人脈，有稿源。第三個最重要，我只會用寧波話講——要學會“XIEXIE GA”(我是上海的寧波幫，有時只會講寧波話)。那意思無非是說，做事要埋頭苦干。干出書這一行是“無名英雄”，非得有認真苦干的精神不行。
上面三點，人們一定以為來自上海的商業圈。其實不然。我當年最信服的是我這個小仆歐伺候的地下的共產黨人，他們對我這個小工人常常不惜教育。如第三點，那幾個在寧波四明山打過游擊的地下共產黨員就常常用這句寧波話勸我耐心苦學。我在一九四九年前冒著風險在上海霞飛路跟俄國人學俄語，就是源于這個動力。
讓我來上海看書展的機會，多想想上海，多學學上海的同行吧!
目次
出版說明
對上海的懷念(代序)
學習沈昌文先生做事
費老的最後囑托
汪老的儒行
向後看
柯靈老人與《萬象》
荒蕪的“荒蕪”
關于《中國人學英語》
路是這么走過來的
讀出真正的金克木來
清晨的一個電話
陳翰伯的一個意見
編輯與“好事”
陳原的編輯活動
陳原的幾句外國話
從陳原的辛酸說起
“品牌”意識首先是原則性
陳原先生
陳著《總編輯斷想》後記
界外人讀
幾十年後的話
最早的地理課本
清理舊物的感想
沒有馮老，就沒有當年的《讀書》雜志
值得懷念的時代和值得懷念的人
少一些精神奴役的創傷
第一本歷史教科書
從舊資料中學習
編輯工作的甘苦
人民有讀書的自由
給“底氣”
上蒼的安排
寬容“淘氣”
“愛得死脫”
舊時月色
腦後的那根反骨
……
書摘/試閱
陳原當然竭力擁護開放政策，反對閉關自守。早在五十年代中，他就在人民出版社同戴文葆、史枚等一起具體草擬外國哲學社會科學名著翻譯規劃，打算翻譯一億兩千萬字，兩三千種，以後這個任務轉給了商務印書館。十年動亂，完全打亂了這個工作。二十多年後，他主持商務印書館，又提議出版《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出這套叢書可真所謂是“扛鼎之舉”。短短幾年，出書不少，議論也不少。但不論人們對這套書的個別問題有何看法，一九八二年陳原在刊行這套叢書之際所寫下的那些話，仍然是大有意義的：“這許多書的作者都是一個時代、一個民族、一個階級、一種思潮的先驅者、代表者，他們踏著前人的腳印，開拓著新的道路；他們積累了時代文明的精華（當然有時亦不免帶有偏見和渣滓），留給後人去涉獵，去檢驗，去審查，去汲取營養。”
當一個編輯，永遠會遇到執行開門政策和批判分析西方思潮的問題。經常采取“去涉獵，去檢驗，去審查，去汲取營養”的態度，不忘記“中華民族的尊嚴”，常常注意到彼此在體系上“不同的根本點”，是重要的。
編輯是無名英雄，而陳原的“知名度”頗高，但他實以學人名世，因而人們也很可能忽略他的行政能力，特別是他的出版行政能力。
舉個小例子，五十年代中，人民出版社編輯部領導聚會，常常嘆息會議太多，看稿子時間太少。某次會上，陳原忽然提出一項統計材料：自某日至某日，他開會若干小時，與人談話若干小時，處理行政雜務若干小時……最後看稿子僅剩下若干小時。證據鑿鑿，無可爭辯，于是引起普遍重視，立即采取解決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