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雨文叢Ⅱ：北大燕南園的大師們（簡體書）

《北大燕南園的大師們》作者肖東發和陳光中帶領我們探訪北大燕南園名人故居及其軼事，飽含感情地書寫了歷史學家洪業、向達、翦伯贊，數學家江澤涵，物理學家周培源、饒毓泰、褚聖麟，經濟學家馬寅初、陳岱孫，哲學家馮友蘭、湯用彤、馮定，化學家張龍翔、黃子卿，語言學家王力、林燾，美學家朱光潛，生物學家沈同，法學家芮沐，文學史家林庚，歷史地理學家侯仁之等大師名士在燕南國的生活與工作。
《北大燕南園的大師們》展示了這些大師的風骨和智慧，勾勒了燕南園的歷史風云，描繪了北大的精神與氣象。全書語言厚重，資料豐富，把人文與風物結合在一起，使人讀懂燕園的魅力、北大的魅力、教育的魅力、學術的魅力、文化的魅力。

《北大燕南園的大師們》作者肖東發和陳光中帶領我們探訪北大燕南園名人故居及其軼事，飽含感情地書寫了歷史學家洪業、向達、翦伯贊，數學家江澤涵，物理學家周培源、饒毓泰、褚聖麟，經濟學家馬寅初、陳岱孫，哲學家馮友蘭、湯用彤、馮定，化學家張龍翔、黃子卿，語言學家王力、林燾，美學家朱光潛，生物學家沈同，法學家芮沐，文學史家林庚，歷史地理學家侯仁之等大師名士在燕南國的生活與工作。
編寫這本小書為的是追尋與繼承，讓年輕的學子進一步了解大師的生平業績，回顧大師的心路歷程與學術軌跡，尋找大師之所以為大師的原因所在。全書語言厚重，資料豐富，把人文與風物結合在一起，使人讀懂燕園的魅力、北大的魅力、教育的魅力、學術的魅力、文化的魅力。

全世界有無數高等學府，論歷史的久遠，北大也許比不上牛津、劍橋、哈佛，然而，北大的精神魅力及其對國家民族的深遠影響，在世界教育史上，恐怕是獨樹一幟的。美國教育家杜威贊譽蔡元培先生時說：“拿世界各國的大學校長來比較一下，牛津、劍橋、巴黎、柏林、哈佛、哥倫比亞等等，這些校長中，在某些學科上有卓越貢獻的，固不乏其人，但是，以一個校長身份，而能領導那所大學對一個民族、一個時代起到轉折作用的，除蔡元培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人。”是的，正是由于有這樣的滄桑背景，北大校園的風物，才同樣幽深雋永。且不說城里沙灘紅樓、民主廣場記錄下李大釗、陳獨秀、魯迅等人奔波忙碌的身影，他們高舉起“新文化”運動的大旗，倡導文學革命，使得北大成為新文化運動的先驅、建黨的搖籃。就是城外西北郊的燕園也同樣有深厚的人文底蘊。
燕園的風景足以讓人流連，但只看湖光塔影，遠不可稱熟悉北大；只有了解北大(包括燕京大學)的歷史，了解這里的學術大師，把人文和風物結合在一起，才能更懂得燕園的魅力所在。我們一直有個心愿，就是探訪北大的名人故居及其軼事。前些年，尋訪了城里沙灘附近十余位大師的故居；近來，我們又把目光集中于燕南園。
去過燕南園的人都知道，那地方似乎很普通。如果說有什么特點的話，也許就是樹多一些，人少一些。這里的樹的確多，幾乎所有的空地都植遍了。若是夏天，茂密的枝葉繪成一片鋪天蓋地的蔥蘢綠色，顯得格外涼爽。綠樹掩映之中，隱現著一些疏落的房屋，或是二層小樓，或是自成格局的小院，形態不盡相同，但也談不上有什么特殊的風格。有一點倒是一致的：一律青磚灰瓦，沒有任何奢華的裝飾。也許，正是由于太多的樹木把整個園子遮得嚴嚴實實，才愈發與周邊的環境形成了明顯的對比。大學校園是年輕人的世界，總是充滿著青春的喧鬧，那也就更加襯托出這方小小天地的幽靜。平時，園中極少有人光顧，惟有長尾巴的灰喜鵲在樹叢中飛來飛去，偶爾嘰喳幾聲。清晨或是日暮，會有幾位拄杖緩行的老人，互相遇見了，只簡短地打個招呼，更多的時候是獨自在甬道上漫步，似乎已經習慣于陶醉在這靜謐的氣氛中。而這持久的幽靜不禁凝成了一絲奇特的有如聖境的神秘感。在這些綠樹掩映的園中，留下過多少名師名士的恬淡睿智？
說來燕南園的歷史并不算太長，還得從燕京大學的成立說起：
晚清的時候，美國教會在北京創辦了三所大學——北京匯文大學、華北協和女子大學和通州協和大學。1919年前後，三校陸續合并，成為一所新的大學，并聘請正在南京金陵神學院任教的著名美國教授司徒雷登擔任校長。當時在校名問題上曾經有過一段小插曲：由于先行合并的是匯文大學和通州協和大學，而匯文大學的英文名稱是“Peking University”(即“北京大學”)，所以合并後的學校曾經打算掛出“北京大學”的牌子，但是這與已經名播天下的“國立北京大學”幾無二致，顯然不妥。為此，甚至專門成立了一個由蔡元培等人組成的五人委員會。最後，既沒叫“匯文”，也沒叫“協和”，更沒叫“北京大學”，而是采用了誠靜怡先生的建議，定名為“燕京大學”。這小小的插曲似乎也說明，燕京大學從成立的時候就與北京大學有了一種微妙的映照，或許是某種難解的緣分吧。三十多年後，新中國的教育系統推行高校院系調整，燕京大學與北京大學合并，北大遷到了原燕大的校址——燕園。這樣一來，解放前後京城四大名校中的兩校就合流成為新的北京大學，一個有著深厚的文化積淀、又煥發著昂揚進取精神的北京大學。當然這是後話了，我們還是繼續說燕大的事情。
由于當時燕大在城中的校舍局促狹窄，司徒雷登力圖在京郊選擇新的校址。經親自勘察，選定西郊一處寬敞的地方。那本是明代米萬鐘的勺園與清代和珅淑春園的所在，幾經易主，清末時歸睿親王的後代所有，因屢經戰亂，已經破敗不堪。後來民國時陜西督軍陳樹藩買了這處廢園，原打算蓋別墅的，司徒雷登千里迢迢跑到西安，幾番談判，最後以6萬元的價格將其購下。
校址選定後，由另一個美國人——畢業于耶魯大學的設計師亨利·墨菲進行總體規劃，墨菲以中國的園林藝術及古典建筑風格為基點，開始了大規模的建設。而司徒雷登在接下來的十幾年里，連續10次回美國募捐，為燕大的發展提供了雄厚的經濟基礎。
1925年，新校園初具規模，燕京大學遷入新址，但校舍的建設還在持續進行著，先後又購入周邊的蔚秀園、鏡春園、朗潤園等等，使校界不斷擴大。
當時城里的北京大學、師范大學的教授有的自己購了房產、有的租了獨院、還有的住在學校宿舍，燕京大學由于遠在城外，教職員的宿舍區受到相當的重視，建于勺園舊址東側的燕南園和東門外的燕東園，便誕生于那個時期。燕京大學在教職員住宅的建設上可謂精益求精、不惜工本，除了泥石磚瓦取自當地，其他建筑材料多由國外運來，那門扇窗框的木材都是上好的紅松，就連門上工藝精良的把手也全由黃銅制成。房間里鋪設了打蠟地板，屋角有造型典雅的壁爐，衛生間里冷、熱水分路供應，每座住宅還有獨立的鍋爐房以供冬季取暖。家家門前屋後都有一個寬敞的庭院，花草林木格外繁茂。各自相對獨立的庭院或分或合，在校園里形成了一個景色別致的特殊區域。與教學區和辦公區飛檐斗拱大屋頂的中國傳統建筑風格迥異，燕南院和燕東園取的是美國城郊庭院別墅的模式，或小樓或平房，一色的灰磚外墻。
燕南園并不大，總共只有17幢住宅。然而，正所謂“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80年來曾經在這里居住過的，差不多都是大師級的人物。比如歷史學家洪業、向達、翦伯贊，數學家江澤涵，物理學家周培源、饒毓泰、褚聖麟，經濟學家馬寅初、陳岱孫，哲學家馮友蘭、湯用彤、馮定，化學家張龍翔、黃子卿，語言學家王力、林燾，美學家朱光潛，生物學家沈同，法學家芮沐，文學史家林庚，歷史地理學家侯仁之……，真可謂國寶云集！許多學府也各有自己的教職員專屬住宅區，但是，像燕南園這樣因名家薈萃而聞名于世的，只怕是還不太多吧。
對于燕南園，不同時代的學子有不同的感受。日本侵華戰爭時期，北平淪陷，燕京大學成為“孤島”，燕南園被稱作“根據地”，因為在這里，同學們可以收聽短波廣播，可以談論抗戰消息，《義勇軍進行曲》不時在校園中飄蕩。那時，曾有不少學生要轉到大後方或解放區去學習、工作。凡是要走的同學，學校都為他們送行，并資助一些路費。此外，或是由當時的學校負責人陸志韋或司徒雷登親自出面，或是由學生生活輔導委員會負責組織，邀請他們吃晚飯，叮囑他們要記住“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的校訓，要為祖國和人民多做有益的事情。20世紀40年代末北平解放前夕，住在燕南園的中外教師支持學生的愛國行動。他們的家成了進步學生秘密集會的地點，地下黨和學生組織經常在燕南園里開會。有一次，國民黨軍警包圍燕大企圖搜捕愛國學生，被列入軍警黑名單的學生曾躲到到燕南園60號樓美國教授夏仁德家中，隱蔽在閣樓上。直到夜深人靜，他親自幫助學生們跳出院墻，安全逃離。
20世紀50至60年代的學生把燕南園稱為“北大的中南海”。因為，當時學校的主要領導——“五長”全都住在燕南園。如：校長、經濟學家馬寅初住63號；副校長、哲學家湯用彤住58號；另一位副校長、校黨委書記江隆基先住57號，後與馮友蘭對換住54號；教務長、理論物理、流體力學家周培源住56號；總務長、新聞學家蔣蔭恩住55號；圖書館長、歷史學家向達住50號……經數十年寒暑，燕南園先後迎來送走北京大學5位正校長、8位副校長、近30位學部委員和科學院院士。這里不僅留下了他們的足跡，還留下不少情節各異的趣聞軼事。
燕南園是人們向往的地方。有過這樣一個故事。在“突出政治”的20世紀60年代，曾經有一個圖書館系的畢業生站在燕南園里立下誓言：“奮斗二十年，走進燕南園！”為此，他被作為“資產階級成名成家思想嚴重”的典型遭到嚴厲批判。現在想來，這位師兄何錯之有？燕南園是一個崇高境界的精神象征，能走進燕南園是無比的光榮。北大學子經過幾十年的努力奮斗，他們之中必然有人會跨入學術大師的行列，“走進燕南園”。
近年來，我們多次拜訪了燕南園的一些老住戶，其中既有芮沐、侯仁之、徐獻瑜、林庚、林燾等學界泰斗，也有宗璞、湯一玄、侯馥興等師長前輩。當面聆聽他們的教誨與指點，真是一種難得的享受。然而，隨著時光流逝，其中一些人物已經離開了我們，想來頗感悵然。幸運的是，在他們的幫助下，我們大體梳理了燕南園的歷史情況，匯成此書，希望借此留下一些有價值的資料。
還有一點需要說明。經歷了八十多年風雨的燕南園，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接納過諸多住客，若是詳細羅列，將是一部極長的名單。限于能力也限于篇幅，我們無法一一進行敘述，只能介紹其中很少的一部分，這自然是一個很大的遺憾。我們只企盼這本小書能夠引起一些讀者的興趣，有更多的人走進那神秘而神聖的燕南園，感受其氛圍，發掘其精髓，在那些林間小徑中繼續尋找先賢的足跡，使其成為指引後人前進的路標。
肖東發陳光中
2011年3月

走進燕南園(代序)
一、燕南園50號的向達
二、燕南園51號的饒毓泰與江澤涵
三、燕南園52號的黃子卿與林燾
四、燕南園53號的齊思和與沈同
五、燕南園54號的洪業
六、燕南園55號的馮定與陳岱孫
七、燕南園56號的周培源
八、燕南園57號的馮友蘭
九、燕南園58號的湯用彤
十、燕南園59號的高厚德與褚聖麟
十一、燕南園60號的夏仁德與王力
十二、燕南園61號的侯仁之
十三、燕南園62號的雷潔瓊與林庚
十四、燕南園63號的馬寅初與魏建功
十五、燕南園64號的翦伯贊
十六、燕南園65號的芮沐
十七、燕南園66號的冰心與朱光潛
後記

1895年12月4日，馮友蘭出生于河南唐河一個封建大家庭里。他祖上是清初時從山西高平遷來的，靠釀酒為業，到了祖父一代家境已經較為殷實，因此孩子們長到7歲便開始讀書了。按規矩，自然是先從《三字經》開始，然後是《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後來馮友蘭曾經說：“在中國，哲學與知識分子人人有關。在舊時，一個人只要受教育，就是用哲學發蒙。兒童入學，首先教他們讀‘四書’，即《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四書’是新儒家哲學最重要的課本。有時候，兒童剛剛開始識字，就讀一種課本，名叫《三字經》……就是它，開頭兩句也是‘人之初，性本善’。這是孟子哲學的基本觀念之一。”
馮友蘭的父親是位進士，伯父、叔父都是秀才，可謂“書香門第”。在清代，當了進士就是踏上了仕途。父親先是擔任了一些雜職，後來派任湖北崇陽知縣，不料只當了一年縣官就病逝了。那年馮友蘭13歲，有一件事給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當他隨母親護送父親的靈柩返鄉途中，聽到了慈禧與光緒去世的消息。 在馮友蘭的人生之初，母親的影響是很大的，讓孩子努力讀書是她最大的愿望。馮友蘭的弟弟景蘭後來成為著名的地質學家，妹妹恭蘭(也名沅君)成為著名的文學家，都與母親從小給予的傾心關注是分不開的。比如沅君，幼時便被父親許配了人家，長大後在哥哥影響下接受了許多新思想，一心想到北京女子師范讀書，母親當即同意了。有人提醒說，是不是應當同男方商量一下？母親說，既然已經決定去了，那么既不必商量，也無需打招呼，否則萬一對方反對，倒不好辦了。可見為了讓孩子求學上進，母親始終是不遺余力的。辛亥革命後，母親還當上了唐河縣一所女學的學監，她給自己起了一個名字叫“吳清芝”，還很正規地印了名片。她教導學生說：“叫你們來上學，是教你們一些新知識、新本領，并不是叫你們用新知識、新本領代替舊規矩。”這種“新舊相輔”的認識，對馮友蘭日後哲學思想的形成有很大的影響。
1910年，馮友蘭和弟弟由伯父做主考上縣里高等小學，接著他先後到開封中州中學、武昌中華學校讀書。1912年，也就是辛亥革命後的第二年，他考入了上海中國公學。他離家越來越遠，一步步走進了外面的大干世界。
沒有人能說明馮友蘭為什么喜歡上了哲學。馮友蘭自己也沒有作過太多的說明，他只是說：“對于邏輯的興趣，很自然地使我特別想學西方哲學。”
他是在進入中國公學後不久開始學習“邏輯”的。有趣的是，那幾位教邏輯的老師，要么把英文的邏輯講義純粹當成一本英語教科書使用，要么自己也“實在不懂什么是邏輯”。馮友蘭倒很寬容，說：“我們也難怪這位老師，當時在中國，稍微懂得一點邏輯的人實在是很少有。”——然而，不懂邏輯的老師卻教出來一個一心想搞懂邏輯的學生，這豈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解答這事情的答案只有一個：興趣。
當時，全國僅北京大學一所高校設有哲學系——那時不叫“系”而稱“門”。因此，1915年馮友蘭在中國公學畢業後，義無反顧地選擇了報考北大。
但是，北大雖然號稱有三個“哲學門”——中國哲學門、西洋哲學門和印度哲學門，實際開設課程的卻只有中國哲學門，而老師講課的內容卻很不對馮友蘭的胃口，他覺得那些教授連哲學與哲學史的概念都搞不太清楚，實在令人失望。一年多以後，蔡元培任北大校長，開始著力改革，北大面貌為之更新，一大批各有所長的學者進入北大校園，帶來了一股清新的學術空氣。盡管馮友蘭不久之後就畢業離校了，沒有趕上1919年的五四運動，但新文化運動提出的“民主與科學”的口號對他已經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當五四運動爆發的時候，已回到開封教書的馮友蘭與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創辦了一份名叫《心聲》的刊物，以響應五四運動。馮友蘭在為《心聲》撰寫的“發刊詞”中寫道：“破老套而促進化：此本雜志之所以作也。……本雜志之宗旨，在輸入外界思潮，發表良心上之主張，以期打破社會上、教育上之老套，驚醒其迷夢，指示以前途之大路，而促其進步。”
就在這年秋天，馮友蘭考取官費留學，離開祖國，赴美國尋求“外界思潮”去了。
馮友蘭在開始如饑似渴地學習西方哲學的時候，首先考慮的就是一個十分具有實際意義的問題：西方為什么富強，中國為什么貧弱？他所發表的第一篇重要文章的題目就很有些驚人：《中國為何無科學——對于中國哲學的歷史及其結果的一種解釋》！
他這里所說的“科學”主要是指自然科學。他認為，近代科學要么是尋求認識自然界的知識，要么是尋求統治自然界的權力。而中國的哲學只追求內心的幸福，用不著那些“權力”和“知識”，所以當然就不會有近代自然科學——因為用不著！後來他先後寫出了幾本書，其代表作是《人生哲學》。他這個人生哲學可不是普通百姓理解的那種世俗概念，像“某某人的‘人生哲學’就是愛占小便宜”之類。哲學家使用的是抽象概念，比如他所說的“宇宙”并不是那個具體的、繁星點點無邊無際的太空，他所說的“樹”也絕不是“柳樹”、“楊樹”之類具體的樹，所以，哲學家所進行的邏輯思維也叫“抽象思維”，就是這么個意思。說到底，哲學家所思考的，主要是思維和存在、精神和物質的關系問題，馮友蘭的《人生哲學》所談的，也正是人與世界的關系。不過，他畢竟是“初出茅廬”，對于自己的著作并不滿意，認為它缺乏統一的觀點和中心思想，只能算“雜家之言”。所以他說：“雜家之言好比宴會中的拼盤，無論拼盤做得怎樣精致，但拼盤總是拼盤，不能作為正菜。”
然而通過在《人生哲學》中對中西方哲學史所作的系統比較，馮友蘭開始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對哲學史——尤其是中國哲學史的研究當中去了。
馮友蘭把自己一生對哲學的探索過程分為4個階段，《人生哲學》是第一個階段的代表作。他個人的人生軌跡自然是與這4個階段基本重合的。P84-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