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1942在中國的使命：一個軍事顧問的筆記（簡體書）

《在中國的使命：一個軍事顧問的筆記》記述了作者崔可夫1926年作為蘇聯外交信使、1927年作為軍事顧問，1940年末作為蘇聯駐中國武官及隨後兼任中國國民革命軍總軍事顧問的工作，活動情況和在中國的各種見聞。
《在中國的使命：一個軍事顧問的筆記》中披露了不少鮮為人知的史料，其中包括：斯大林對中國抗日戰爭進程和國共兩黨的分析、對蘇聯支援中國抗日戰爭動機的闡述及對崔可夫肩負使命的交代；蔣介石和國民黨其他軍政領導人對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抗日武裝實行限制、挑釁直至悍然制造皖南事變的具體事實；美英蘇等國駐中國外交和軍事代表為達到各自的戰略目標在重慶展開的博弈；作者與蔣介石和國民黨高級將領何應欽、陳誠等人的交往情況，以及他作為武官和蔣介石的總軍事顧問對國民黨軍隊武器裝備，訓練水平、官兵素質、作戰能力等方面的描述。本書對了解1941年前後中國抗日戰爭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形勢，了解蘇聯對華政策和研究中蘇關系史，具有較大的參考價值。

作者:(蘇)崔可夫 譯者:賴銘傳

《在中國的使命：一個軍事顧問的筆記》，是原蘇聯元帥崔可夫寫的一部回憶錄。
該回憶錄最初發表于蘇聯《新世界》雜志1979第11期和12期。1981年由“科學”出版社出版了單行本。
回憶錄記述了作者1926年作為蘇聯外交信使、1927年作為軍事顧問、1940年末作為蘇聯駐中國武官及隨後兼任中國國民革命軍總軍事顧問的工作、活動情況和在中國的各種見聞。

《在中國的使命：一個軍事顧問的筆記》，是原蘇聯元帥崔可夫(1900—1982)寫的一部回憶錄。
崔可夫1918年參加紅軍，1919年加入俄共(布)。國內戰爭時期，初任紅軍副連長，1918年11月任副團長，1919年19歲時被任命為團長。1926年秋作為伏龍芝軍事學院東方系學員，被派到中國北方擔任外交信使。1927年秋從該院畢業後被派到中國任軍事顧問。1929年秋爆發中東路事件後回到哈巴羅夫斯克(伯力)，此後至1932年在紅旗遠東特別集團軍司令部任情報處長，其間在1929年中東路作戰中參與指揮滿洲里、海拉爾戰斗。1932年後歷任首長進修班主任、機械化旅旅長、步兵軍軍長、集團軍司令員等職。1940年12月至1942年3月任蘇聯駐中國武官，并從1941年1月起兼任中國國民革命軍總軍事顧問。1942年2月回國述職後未再返回中國。同年5月被任命為預備隊第1集團司令員，9月起至蘇聯衛國戰爭結束任第62集團軍(後改稱近衛第8集團軍)司令員，參加了斯大林格勒會戰、維斯瓦河-奧得河戰役、柏林會戰和許多其他戰役。戰爭期間于1944年和1945年先後兩次被授予蘇聯英雄稱號。1945—1949年任蘇軍駐德集群副總司令，1949—1953年任總司令。1953年起任基輔軍區司令員。1960—1964年任國防部副部長兼陸軍總司令。1961年7月起兼任、1964年起專任蘇聯民防司令。1972年起任蘇聯國防部總監察組總監。
該回憶錄最初發表于蘇聯《新世界》雜志1979第11期和12期。1981年由“科學”出版社出版了單行本。
回憶錄記述了作者1926年作為蘇聯外交信使、1927年作為軍事顧問、1940年末作為蘇聯駐中國武官及隨後兼任中國國民革命軍總軍事顧問的工作、活動情況和在中國的各種見聞。
書中披露了不少鮮為人知的史料，其中包括：斯大林對中國抗日戰爭進程和國共兩黨的分析、對蘇聯支援中國抗日戰爭動機的闡述及對崔可夫肩負使命的交代；蔣介石和國民黨其他軍政領導人對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抗日武裝實行限制、挑釁直至悍然制造皖南事變的具體事實；美英蘇等國駐中國外交和軍事代表為達到各自的戰略目標在重慶展開的博弈；作者與蔣介石和國民黨高級將領何應欽、陳誠等人的交往情況，以及他作為武官和蔣介石的總軍事顧問，對國民黨軍隊武器裝備、訓練水平、官兵素質、作戰能力和各種陰暗面的描述。
作者對蔣介石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表現，進行了比較公正的回顧和評論；對美英蘇日的戰略目標和利用中國抗日形勢實現這些目標的意圖，作了相當透徹的分析。同時，作者也闡述了自己當時對一系列戰略問題的看法及他在中國展開的各種活動。
有鑒于此，本書對了解1941年前後中國抗日戰爭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形勢，了解蘇聯對華政策和研究中蘇關系史，具有較大的參考價值。須要指出的是書中也有一些受成書年代大環境影響而表達的不正確觀點，請讀者注意分析鑒別。
原著中出現了大量中國人名、地名，其中不少人名不見經傳，很多地名小到舊時村莊，并且在俄文中拼寫不夠準確，譯者通過各種途徑(包括詢問相關省駐軍領導，利用去黑龍江、內蒙機會進行實地了解)，一一進行了查找核實。為了便于讀者閱讀，譯者如同翻譯其他著作一樣，對讀者可能不很熟悉或一時無從查考的歷史人物、地理名稱、軍事術語、組織機構等加了注釋。
在完成本書翻譯之際，適逢中國翻譯協會于9月21日授予我資深翻譯家榮譽稱號。這是對我多年翻譯工作和翻譯成果的最高評價、最高獎賞。今後如有可能，我愿繼續向讀者介紹有價值的外國著作。
賴銘傳
2011年10月22日

譯者的話
作者的話
在中國的使命(編輯部導讀)
第一次到中國出差
中東鐵路事件
克里姆林宮的談話
拜會蔣介石
皖南事變
形勢分析
蔣介石在觀望
重慶會晤
出任蔣介石的總軍事顧問
蔣介石仍在觀望
蔣介石與各省軍閥
北進還是南進
宜昌戰役準備
日軍進攻長沙失敗
日本人準備南下
我要為祖國而戰了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我在白俄羅斯指揮第4集團軍。
1939年8月，蘇聯政府與希特勒德國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現在大家都熟悉導致這一事件的事實。以英國首相張伯倫為首的慕尼黑妥協分子們企圖靠犧牲蘇聯來避免戰爭。他們認為，希特勒在西歐只限于恫嚇和示威，而將矛頭指向東方的蘇聯。慕尼黑勾結的參加者們極力唆使法西斯德國對我國開戰，同時出賣一系列國家，任法西斯宰割：首先出賣奧地利，接著是捷克斯洛伐克，現在輪到波蘭了。西方國家認為，希特勒向東推進時將力圖建立同蘇聯的共同邊界，以準備侵人蘇聯。
當保衛捷克斯洛伐克的問題出現後，蘇聯不只一次提出了制止侵略者的建設性建議。紅軍準備幫助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但是，袒護法西斯侵略者的英法統治者竭盡全力阻止他們接受紅軍的援助。假如不是進行慕尼黑勾結，而是在英國和法國實行動員，波蘭則開放邊界讓紅軍通過而直達德國邊界，那么，侵略者就會受到夾擊，第二次世界大戰或者根本就不會發生，或者會發展成截然不同的樣子。德軍總參謀部不可能不知道歷史：兩線作戰將導致什么結果。
1939年夏，希特勒首先對波蘭施加外交壓力，然後開始進行直接威脅。爆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現實危險便迫在眉睫了。英法“調停者”準備向侵略作出新的讓步。盡管法國和英國與波蘭有條約義務，但是，兩國沒有認真對待條約，它們作出的保護承諾一文不值。波蘭一旦淪陷，歐洲的均勢就可能受到嚴重破壞。這不僅使法國和英國的輿論不安，而且使許多有影響的實業界人士憂心忡忡。當時希特勒估計，慕尼黑的妥協者們這一次也將退縮，況且他看到，他們并沒有采取任何反對他的實際步驟。雖然1939年8月蘇聯、英國、法國軍事代表團在莫斯科開始了談判，但可以看到，這些談判注定要失敗。如今所有有關這次談判的文件都已公布，而那時我們只能猜測：英國和法國不會認真對待談判，他們進行談判只是為了安撫輿論界，其後面隱藏著聽任侵略者對波蘭進行掠奪的計劃。
代表蘇聯政府參加談判的是政治局委員、國防人民委員、蘇聯元帥伏羅希洛夫。代表團成員有：一級集團軍級沙波什尼科夫、海軍人民委員H.?.庫茲涅佐夫、來自空軍的二級集團軍級A.?.洛克季奧諾夫。
英國政府派來了前樸次茅斯要塞司令、擁有國王海軍顧問這種純粹的榮譽稱號的退役海軍上將德拉克斯。談判的第一天就發現，德拉克斯沒有進行談判的全權證書。
法國政府派來的代表職位也不顯赫多少。雖然法國代表團團長杜芒克將軍是最高軍事委員會成員，他的立場卻完全取決于英國退役海軍上將的立場。
派出那樣的代表團隱藏著不可告人的打算。慕尼黑妥協分子們希望蘇方會立即中斷談判，從而在西方掀起反蘇運動，把談判破裂歸咎于莫斯科所持的立場。不過他們的希望落空了。我國政府不顧形式上的種種不協調，耐心地聽完了英法伙伴的意見，表現了最大的誠意和進行談判的最大愿望。但是很快就看清楚了，無論是英國和法國，都不愿承擔任何制止侵略者的義務。
每一個關注事件經過的人都看得出來，慕尼黑妥協分子還準備犧牲波蘭，只要把希特勒軍隊盡可能遠地推到歐洲東部就行。所有反動派早已產生的夢想似乎就要實現了：法西斯侵略軍，壟斷資產階級的突擊隊，已經接近蘇聯邊界。
蘇聯政府了解西方國家的挑撥政策後，為了保障蘇聯安全，接受了德國政府關于我國和德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的建議。條約于1939年8月簽字。這一條約增強了我國的防御能力，推遲了德國對蘇聯發動戰爭的時間。
慕尼黑妥協分子就這一事件在全歐洲掀起了鼓噪，但波蘭領土沒有成為希特勒軍隊和紅軍的角斗場。躲在馬奇諾防線後袖手旁觀，欣賞德國和俄羅斯在戰爭中流血，然後在需要的時刻以局勢主宰者的角色登場，向交戰者發號施令……那多舒服啊！不過，那樣的情況沒有發生。
1939年9月1日，德國軍隊開始入侵波蘭。在輿論的壓力下，英國和法國對德國宣戰，但是沒有采取也不打算采取軍事行動。從那時起，就有不少書、回憶錄、歷史研究著作寫了這一內容。我是個戰士，習慣于直截了當和不帶外交辭令地說實話。我們親眼看到，和慕尼黑妥協分子的談判給我們帶來了什么。他們不打算和希特勒開戰，而宣戰以後又期待德國軍隊和紅軍發生武裝沖突。P34-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