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預測：未來20年，中國怎麼樣，美國又如何？（簡體書）

中國經濟還在半山腰，還是沖上了主導世界的頂峰？中國經濟，到底在世界上的哪個位置？真正了解中國經濟，一定要從世界看中國。
在《大預測：未來20年，中國怎麼樣，美國又如何？》這本激起國內外經濟領域爭辯的書中，作者對中國經濟的發展前景做出了史無前例的大預測。他極其準確地預測到，2030年，以購買力平價衡量，中國將占世界GDP的近1/4，而美國只占12％；2030年，中國的貿易額將會是美國的兩倍；中國的人均GDP在2015年將達到1.7萬美元；中國主導地位在未來20年間會很明顯，能與處于帝國時期的英國或二戰後的美國相媲美。......;
他認為，在未來20年時間里，人口老齡化、高比例的制造業以及低估匯率政策，將使中國經濟的增長速度放緩下滑3.5個百分點，而不是其他經濟學家所預測的兩個百分點的下滑，作者認為他對這一點的預測可能性是100%。他還分析認為，主導地位的獲得不需要中國繼續維持當前的增長率，中國維持一個低得多的增長率仍然可以獲得主導地位。
他還提出了善意的';批評';，人民幣要實現國際化就必須滿足其他國家人們的需求：人民幣必須從中國流向世界，或通過經常性賬戶，或通過資本賬戶（提高人民幣的可兌換性）。總而言之，中國在很多方面都與一個真正的儲備貨幣大國相距甚遠。
站在西方學者的立場上，作者必定會為西方國家出謀劃策以防止中國的經濟霸權，這些策略將是我們了解世界其他國家政策動向的重要參考因素。
中國采取行動以維系當前開放、基于規則的貿易體系的可能性將會非常大。但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凡事都不能預測得太絕對，這個世界需要一些保障以防止中國濫用手中的主導權，確保中國不會逆轉當前的政策，并使其逐漸開放那些當前正處于高度貿易保護主義之下的經濟領域。如果中國沒能這樣做，那麼考慮到中國龐大的規模，其引發的沖突將有可能破壞全世界在';二戰';後逐步建立起來的國際體系。
作者認為，對于其他國家來說，要想與中國處理好關系，';應該讓中國習慣多邊主義的存在，而不會感到困擾和不便。在未來幾十年，也就是中國有可能轉型為經濟主導國的這段時期里，將多邊主義確立為一個常規、合理的國際關系準則，讓有朝一日上升為主導國家的中國意識到一旦脫離了多邊主義，就會在名譽上和物質上造成嚴重的後果。';
作為一位嚴肅經濟學家的嚴肅作品，我們有理由相信，這本書將是你看清未來20年中國經濟發展的最佳讀物。

阿文德·薩勃拉曼尼亞，全球知名經濟學家，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和全球發展中心的資深研究員，曾擔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研究部副主管，參與世界貿易組織貿易談判烏拉圭回合，任教于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和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研究學院。有多部著作問世。

他的觀點受到中國眾多媒體、專家、研究機構和政府部門的重視。
他是被邀請參加中國發展論壇和金融論壇的最熱門人選。
全球知名經濟學家阿文德·薩勃拉曼尼亞作品震撼推出。

前言
一 經濟主導簡史
美國在經濟上是如何主導世界的
';美元是我們的貨幣，但卻是你們的問題。';
多邊貿易體系的背後
美國從無所不能變得軟弱無力？
槍桿子里出政權
二 經濟霸權的邏輯
識別經濟主導
資源和財富
貿易
外部融資關系：債務國和債權國
貨幣的威力
奧卡姆剃刀原理
衡量三個決定因素
資源
貿易
外部融資實力
經濟主導的確認
經濟主導指數
歷史上的經濟主導
三 儲備貨幣揭秘
究竟什么是儲備貨幣
儲備貨幣利益和成本考量
利益
成本
儲備貨幣簡史
儲備貨幣地位是由什么決定的
附錄3A？儲備貨幣地位的還原分析
預測貨幣主導的其他可選方式
四 超越西方：理論與現實
';先前貧窮';國家的趕超
是有條件的，還是無條件的趕超？
人口眾多、先前貧窮國家的趕超
全球經濟大預測
預測的基礎：趕超和引力
預測未來國內生產總值的基礎
衡量國內生產總值水平和增長率：購買力平價估測
結論
預測的準確性如何
追溯歷史：經濟學趕上了人口學
結論
五 2030年，中國主導世界？
未來的經濟主導
繁榮程度能否決定一國的經濟主導地位？
歐洲未來地位如何？
美元和人民幣的未來
人民幣成為全球儲備貨幣的先決條件
把錢放在中國安全嗎？
中國主導不可避免
六 中國主導世界：歷史的視角
早熟還是催熟，一個并非最富的中國能否成為經濟主導
從各經濟主導國的歷史看中國的貿易和開放
歷史地看待中國的重商主義
七 謹慎的預言：為什么我對中國的預言準確率可以達到100%
中國的增長會重蹈覆轍嗎
回望歷史
貿易預測的實現
結論
八 與霸主中國開展合作
2011年將會有多少個國家集團：歷史回望
中國霸主之路的合作前景
';中美國';之死
重商主義的潛在覆滅
一個開放的貿易體系與一個利益攸關的中國
合作的舞臺：貿易而非宏觀經濟
世界貿易組織功能的兩個決定因素：交流和互惠
九 捆綁中國：多邊主義的回歸
貿易失衡：中美未來沖突的根源
混雜和敵對的雙邊主義
混雜的雙邊主義
敵對的雙邊主義
以亞洲為中心的區域主義
多邊主義回歸障礙
直接障礙：多哈回合
深層障礙
';中國回合';：多哈回合之後
結論
十 2021年，中國怎么樣，美國又如何？
重游蘇伊士運河？
後記
致謝

時值2021年2月。華盛頓寒意襲人，狂風呼嘯。新宣誓就職的美國共和黨總統正在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國籍總裁辦公室的路上。此行的目的是簽署一份協議。在此協議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將向美國提供3萬億美元（約為美國國內生產總值的12%）的緊急融資。同時，他還要簽署美國不得不遵循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限制條款。
此前的10年中，美國經濟一直忙于應對三個互相聯系的問題：緩慢的增長、脆弱的財政狀況以及陷入困境的中產階級。在2008~2010年經濟危機期間，公共債務和私人債務不斷累積，失業率居高不下，勞動力參與率降低。在這種壓力之下，美國經濟在21世紀第二個十年里以低于2%的增幅緩慢增長。結果，盡管政府陸續開始處理不斷上漲的福利基金支出，特別是與醫療有關的支出，公共財政的基礎仍然處于不安全的狀態。美國的公共債務已經達到了國內生產總值的50%，這種情況與彼得·布恩和西蒙·約翰遜10年前發出的警告一模一樣。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在于，美國的金融體系如同2008~2010年間的經濟危機之前一樣，仍然具有很高的風險，其資產負債表上不良資產負債的數額也沒有減少。隨著最上層人群（約占人口總數的0.01%）收入越來越高，不平等也進一步擴大。經濟和社會流動性減弱，而一些中產階層也不愿意從事低技術領域的工作，他們通過教育和獲得新技能向上流動的前景又越來越多地受制于來自印度和中國的競爭。
同時，盡管中國在2012~2013年間也遭遇了衰退，但是它卻恢復了增長的動力，在經濟上取得了主導地位：其貿易和國內生產總值幾乎達到了美國的1.5倍，并保持著世界最大的資金提供者的地位，美國依舊是其最大的提供對象。將人民幣作為儲備貨幣的需求越來越旺盛，而美元卻光彩漸失。
2020年美國大選前的幾個月間，通貨膨脹成為全球性的主要問題，這主要是由于新興市場的快速增長使得商品和石油的價格急速飆升。美國的增長放緩，使得財政和金融部門的脆弱性進一步暴露出來。全球金融市場上謠言四起，稱中國正計劃使用其金融實力，因為它對美國在印度洋和太平洋上的大量海軍部署頗有微詞。美元處于高壓之下，而中國通過拋售其4萬億美元外匯儲備使這一壓力倍增。令人恐懼的美元崩盤近在眼前。債券市場不再青睞美國國債，而美國政府也被從3A級的名單中剔除，同時，投資者們也開始缺席美國國債的拍賣會。
為了維持民眾的信心，美聯儲將利率大幅提高——;遠高于美元作為世界儲備貨幣而享有';過度特權';時美國所能提高的利率水平。在20世紀90年代末，亞洲金融危機來襲，許多發展中國家面臨著一種兩難的困境：在必須限制通貨膨脹率和維持人們對貨幣的信心的同時，高利率已經威脅到了增長并傷害到了金融部門的生存能力。而美國眼下也陷入了這一兩難境地之中。美國的債務狀況看上去不那么令人欣慰，因為其利率已經大幅超過了其增長率。巨額的經濟和社會支出隱約可見。總之，美國現在酷似任何新興市場國家。
廉價融資是當下之需——;特別是因為信心的喪失與財政的可持續性緊密相連，而許多發達經濟體（如2010~2011年間的冰島、希臘和愛爾蘭，以及2012年間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在很多年前就發現了這種關系。產油國拒絕增加對美國的緊急融資數額，因為昔日那些友好的獨裁者們已被各種說辭說服，被';非自由民主者';（引用法里德·扎卡利亞的話來說）所取代。這些說辭或中庸或極端，卻都有著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對于美國在中東地區的干預耿耿于懷。因此，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似乎成了美國尋求幫助的唯一選擇。
總統的車隊已經抵達金碧輝煌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部，但是這個自由世界的領導人并不是獨自前往。因為2020年的大選產生了一個分治的政府，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為了打消金融市場對其貸款與限制條款一攬子計劃可信性的疑慮，堅持美國國會的兩黨領袖都到場，以此表明兩黨都將在立法上通過這一計劃。（然而，美國卻依然能夠頂住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要求美國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出席的壓力，而首席法官代表的則是美國政府依然存在的權力分支。）
中國現在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最大份額擁有者，并且支持該組織在2018年進行投票機制改革。同時，中國在該組織中擁有否決權，因此，如果美國想要獲得融資來穩定其債務狀況，以滿足債券市場的話，那么前提條件就是美國要撤除西太平洋的海軍基地。這個條件帶有懲罰色彩，因為大多數成員都受惠于中國的貿易和金融上的慷慨解囊，而中國能夠很容易地聯合它們使美國的融資項目流產。該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項目的條款清晰、具有法律責任，并在增稅和減支之間達到了一種微妙的平衡。因此，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對此都不怎么歡迎。美國政府必須出臺國家增值稅，重新將最高邊際稅率調整至40%，制定醫療和社會保障福利的檢驗方式，并且大幅減少國防開支。總統面無表情地接受了這一切。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冷靜的注視和兩院領袖的圍攻下，總統在詳細寫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融資條款和條件的意向書上簽下了自己的名字。
這具有明顯象征意義的一幕瞬間傳遍全球。相似的一幕發生在1998年，時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康德蘇抱著手，沾沾自喜地看著時任印度尼西亞總統蘇哈托在一份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項目文件上簽下了自己的名字。在亞洲的眼里，隨著這一簽名，主權和自尊亦不復存在。而今天，角色出現了大轉移。世界主導權的交接儀式業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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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場景僅僅是一種幻想，抑或在不久的將來會成為現實？美國的主流輿論明確地排除了第二種可能。美國自我認知的一個中心信條就是，其在經濟上的主導地位不容威脅。這是因為，一旦其經濟地位受到威脅，那就意味著美國將遭受損失，而美國遲早要面對這一挑戰。中國也許正在成長為一個經濟強國，美國也可能更多地與中國和其他國家開展合作，在世界舞臺上各展所長。然而，中國的威脅既不迫在眉睫，在強度和廣度上也不足以將美國從掌舵的位置上擠下來。此外，如果美國能夠將自己的經濟搞得秩序井然，那么來自中國的威脅就能夠得以化解。
拉里·薩默斯在2010年卸任奧巴馬政府的國家經濟顧問之前發表了一篇演講。在這次演講中，在這個信條背後潛藏已久的狂妄自大（或者說是自滿）可見一斑：
從一定意義上來說，美國的歷史是一個自我否定的歷史——;一個充滿恐懼和憂慮的歷史。但是，這些恐懼和憂慮都被為捍衛繁榮而采取的堅決果斷的行動所驅散。正如一位前中情局局長就我們最大的競爭者發出的警告所說的一樣，該國工業增長率在10年中始終保持每年8%或9%的增幅將會大大縮小我們兩個國家之間的差距。艾倫·杜勒斯在1959年對蘇聯亦作出如是評判。在蘇聯面臨解體之危時，《哈佛商業評論》在1990年中的每一期中都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發文，稱冷戰已經結束，德國和日本取得了勝利。對于中國，我們現在又聽到了同樣的論調。有關美國衰落的預言自美國建國以來就不絕于耳。但是，這些預言在一代代美國人中卻起到了非常關鍵的作用，促使他們進行革新。我堅信，只要我們對未來存有憂慮，那么未來一定會變得更好。我們面臨著眾多挑戰。但是同時我們也擁有一個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為靈活、最具活力和最具創業精神的社會。如果我們能夠作出正確的選擇，成為強有力的競爭者、讓公民享受繁榮的全盛時代依然在向我們招手。
經濟學家巴里·艾肯格林在其有關儲備貨幣地位，或';美元的力量';——;經濟主導地位的另外一種表現形式——;的著作的結尾也提出了相似的主題：';令人感到寬慰的是，美元的命運還是掌握在我們的手中，而不是中國人的手中。';
這些信念并非薩默斯和艾肯格林等經濟學家所獨有。它們被廣泛認同。政治學者邁克爾·曼德爾鮑姆聲稱：';當英國不能再進行全球治理時，美國適時進入，取而代之。而現在卻沒有一個國家時刻準備好了要取代美國......;';
同樣的，著名國際關系專家、高級官員約瑟夫·奈也作出了以下評估：';美國并沒有徹底陷入衰落之中，相比之下，在未來幾十年中，美國將比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更為強大......;美國權力在21世紀的問題不是衰落，而是即便是最強大的國家，在沒有其他國家幫助的情況下也無法實現自己想要的結果。';
這些觀點來自一個深邃而崇高的源泉：美國例外主義的信仰之井。這個國家過去和現在的某些特別之處未來仍將保持。當然，這種情緒也彌漫在英國。當詹姆斯·喬伊斯《尤里西斯》中的反帝國主義者、愛爾蘭人史蒂芬·戴德勒斯被問及英國人最引以為豪的是什么的時候，他諷刺地答道：';在這個帝國的土地上......;太陽從不落下。';
來自不同領域的專家學者們大力吹捧美國經濟的主導地位，而本書的初衷，就是要對這一中心信條發問。本書的目的就是要將相關的經濟主導及其表現，包括貨幣主導量化，對經濟主導的歷史尋根溯源，并展望其在接下來的20年間的前景。
量化得出了一些令人意外的結論。第一，對美國來說，中國在經濟上取得主導地位日益臨近（可能已經開始），并將建立在更為廣泛的基礎之上（涵蓋財富、貿易、外部融資以及貨幣），其主導地位在未來的20年間會很明顯，能與處于帝國時期的英國或';二戰';後的美國相媲美。
第二，由于規模大小——;即經濟、貿易的規模和債權頭寸大小——;是儲備貨幣地位的一個重要決定因素，因此中國不斷增長的規模和不斷強大的經濟主導地位很可能會轉化成貨幣主導地位。這些計算，以及一本有關從英鎊到美元的轉化歷史的新讀物都表明，在接下來的5年之中，人民幣將超越美元，成為首選的儲備貨幣。如果中國在金融和涉外部門進行改革的話，這種轉變的可能性會提高，速度也會加快。而如果中國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使其民主更為完善的話，這種轉變會來得更快。如果人民幣成為國際儲備貨幣的首選，人民幣的這一地位會擴大中國的權力并提高其聲望。而即使金融和貿易關系遭到破壞，中國也不愿意失去已經得到的權力和聲望。
第三，這些明確的數據包含兩個政策上的信息，其中一個與中國的主要貿易伙伴有關，另一個則是特別針對美國。中國未來的主導地位不需要對現行的開放的以規則為基礎的經濟和貿易體系造成威脅。確實，中國在實際貿易方面不同尋常的開放，導致了一個規模宏大并不斷成長的私有部門的產生，而在其產生的過程中，互相依存、從中得到的利益以及由此產生的為維持這一部門所需承擔的風險卻被忽視了。另外，中國對貿易的依賴程度頗高，把貿易作為經濟增長和不斷提高其人民生活水平的引擎，而這二者對于中國的領導能力的合法性十分關鍵。這種依賴性導致了維持開放帶來的私人利益與公共利益日漸一致，并不斷強化。
然而，世界對于中國會采取什么行動依舊不能十分確定。為了防止出現中國在經濟上占據主導地位卻不再友好的局面，世界需要進行投保。這份投保必須以復興多邊主義的形式出現，并且要把中國牢牢地約束在其中。總之，中國提供了一種新的復興多邊主義的途徑。
這一切向美國傳達的信息就是，中國在經濟和貨幣上不斷上升的主導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由中國的政策及其取得的成就決定，而不是由美國的行動決定的。這種主導性可能導致一種情況，那就是中國失去的會比美國想要保有的要多。然而，美國卻容易被人口和';經濟趕超';現象的邏輯說服，而貧窮的國家，特別是中國，迄今為止憑借著這一過程趕上了較為富裕的國家的腳步。中國的人口是美國的四倍，只要中國的生活水平超過美國的四分之一，其經濟總量將遠遠大于美國。
一般而言，一個復興的美國將極大地改變中國占據主導的情景。從某種程度上說，在20世紀90年代初，美國就是這樣化解日本對其主導地位的挑戰的。但是這種做法在未來可能不會再適用。中國不太可能像日本那樣失去發展動力，因為中國的增長空間還很大，更為重要的一點就是中國距離日本所達到的前沿地位還很遙遠。此外，美國國內的狀況也比以往要困難得多：財政狀況和外部條件更加脆弱、增長前景暗淡，特別是造成美國中產階級在經濟和社會方面停滯的結構性痼疾已然惡化。
另外，即便美國找到技術發展動力的新源泉，這也不會讓美國相對于中國和其他國家來說處于優勢地位，因為在逐漸變';平';的新世界中，一個國家在技術上的進步能夠很容易地在其他地方被復制。如果富裕國家停滯不前的話，其他國家，例如中國，就會一如既往地奮起直追。但是如果富裕的國家在技術上保持活力，那么其他國家就不會趕超上來。反之，富裕的國家就會落後，但是它們在增長方面保持領先的能力也會被一些因素，例如經濟趕超、新技術的特點，以及其他國家，例如中國對這些技術的快速掌握所限制。
上一次主導權的轉移發生在英國和美國之間。從中可以汲取的教訓就是，如果國內經濟明顯疲軟、外部脆弱，再加上存在一個占據主導的力量，三者的結合就會使一個安于現狀的國家顯得不堪一擊。就目前而言，這種脆弱性只是相對于一個不僅不與其他國家結盟——;當然這與';二戰';前後的美國和英國的情況不同，而且沒能徹底打消世界各國對其國內政治和疆界以外的雄心壯志的疑慮的主導國家而言的。一個占據主導的中國將會以一種不甚友好的方式來運用其權力，而不論作為這種權力的接受者的可能性有多小，這種可能都為美國敲響了警鐘。
那么，這本書又能在這個已經有很多研究成果的領域有什么突破呢？對于相關主題的研究，例如不斷變化的世界秩序、美國的衰落和中國的崛起等，都不乏深刻的見解。除了我在前面提到過的那些學者外，其他學者最近在這些方面的研究上也有所貢獻，比如C·弗雷德·伯格斯坦、尼爾·弗格森、托馬斯·弗里德曼和邁克爾·曼德爾鮑姆、羅伯特·卡根、保勞格·康納、亨利·基辛格、吉迪恩·拉赫曼、亞當·西格爾、安妮–瑪麗·斯勞特、馬丁·沃爾夫和法里德·扎卡利亞等。
人們都認為美國無懈可擊，在探尋這一不斷發展著的觀點的時候，本書不會再引入任何新的理論。本書不會嘗試在經濟或地緣政治方面的一些見解上標新立異，書中有關的預測期限也不會超過2030年。因為到那個時候，許多東西將會，也一定會出現變化，特別是一些國家的崛起，比如印度、巴西和印度尼西亞等。這些國家到那個時候，無論從人口數量還是富裕程度，都有資格叩響經濟主導俱樂部的大門。本書將把注意力放在過去和未來的一些數據上，正是這些數據形成了本書所要呈現的問題的核心。本書的創新點在于展示了一些新的、相關的數據，并以一種合理的、一致的、站得住腳的方式來使之呈現在書中。另外，以新的方式把它們聯系在一起，并且通過一種新的視角來加以分析。
例如，我嘗試著分析未來的國內生產總值數據，而這些數據正是對于未來各國購買力的誤差所作的一些修正。關于未來貿易將如何發展的數據同樣很少，而各種理解和量化儲備貨幣地位的嘗試也沒有成功過。在本書中，這些數據將被整合，由此創造出一個新的';經濟主導指數';，用以量化國家的實力，并在國家間和時間上對這些數據進行比較。這一指數回溯至1870年，而展望的年限則至2030年。
這些數據建立在一些已經確定下來的方法論之上，而這些方法論的可信度已經同歷史經驗進行了對照檢驗。這個研究最讓人感興趣的時間段是接下來的20年，而我的重心卻是在20世紀。這是因為那個時間段正好能夠為我們研究中國未來可能取得主導地位提供兩個類似的歷史事件案例，即';二戰';後的美國和';一戰';前的英國。
那么，確定以20年為一個時間段的理由又是什么呢？20年的時間對于分析有關未來的所有問題可能不是最理想的時間范圍，但是可以稱之為一個可接受的折中。一方面，如果分析的時間跨度太大的話，不確定性因素就會增加。另一方面，對于討論諸如主導性的問題，以及引導出這些問題對于國家和體制的隱含意義來說，一個較短的時間段似乎更有意義。因此，我嘗試將20年的時間段作為喧鬧的循環期和朦朧的趨勢之間的導航工具。
在本書中，我以英國獲得和失去蘇伊士運河是如何與一個帝國的頂峰和低谷相對應的故事開篇；在結尾時，通過將我所構想的';蘇伊士歸還';場景——;即我在前言開頭所描述的';交接';場景——;與1956年原版的蘇伊士運河事件進行對比，從而預估前一個場景真實發生的可能性有多大。
第二章為各個國家建立一個跨越時間的指數模型，從而將經濟主導地位量化。在量化之前，我討論了可能的決定因素、將這些決定因素的范圍縮小至幾個重要因素（財富、貿易和外部融資）的基本原理，以及度量和衡量上的一些復雜問題。量化也從很多方面得到了驗證：與現實世界中權力分配的真實例子，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權力分配進行對比，以及驗證所建立的指數能否遵循自1870年以來經濟主導地位變更的歷史軌跡等。
第三章講的是貨幣主導。在回顧了歷史之後，本章對1900年以來影響儲備貨幣地位的決定因素進行了一種全新的分析。獲得的一個重要發現就是，規模——;就國內生產總值、貿易和外部融資而言——;是儲備貨幣地位的根本決定因素。這些變量能夠解釋在過去的110年間，主要貨幣的儲備貨幣地位出現變化的70%的原因。這一發現同時也能驗證經濟主導指數，因為貨幣主導的決定因素與經濟主導的決定因素很相似。
第二章和第三章分別為未來的經濟主導和貨幣主導的預測奠定了基礎。國內生產總值和貿易是主導的重要決定因素，因此它們需要被預測出來。第四章中也將這些由';經濟趕超';驅動的長期預測納入其中。通過這樣做，貧窮的國家趕上了富裕的國家，而由于';引力';的作用，國家間的貿易則由它們的國內生產總值決定。經濟趕超和引力有助于量化未來的國內生產總值和貿易。這一章表明，經濟趕超一直到最近才變得具有選擇性，在范圍上變得更廣，速度也變得更快。更多的國家正在趕上富裕的國家，而它們奮起直追的速度也變得更快。對于一些較大的諸如中國、印度、巴西等新興市場國家而言，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而這一事實對于決定未來的主導也是至關重要的。
有了這一框架和數字，第五章展示了直到2030年時的經濟和貨幣主導關系。主要的一些結論與未來中國主導的時長、強度和廣度有關。同過去的兩個在經濟上占主導地位的國家一樣，中國的主導地位也將是建立在廣泛的基礎之上的。到2030年，以購買力平價衡量，中國將占世界國內生產總值的近四分之一（與美國的12%相比）。這一比重和美國在1950年的時候差不多，卻比1870年時英國所占的比重大得多。中國在世界貿易中的份額將達到15%~20%，而美國卻只占7%。這些對中國作出的預測數字比美國在其全盛時期所達到的水平要高，但是比英國在1870年時的水平（24%）要低一些。
隨著人民幣開始與美元競爭儲備貨幣地位，中國的主導地位同樣也會延伸到貨幣領域。從計量經濟學中得到的結果，加上對由英鎊到美元的轉化的歷史經驗的不同解讀，二者的結合使得對美元和人民幣命運的預測帶有些許戲劇性。傳統的觀點認為，從英鎊到美元的轉變過程是持久和具有慣性的。這一觀點是在對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1870年左右）和美元成為首選的儲備貨幣（';二戰';前後）的時期進行對比的基礎上得出的。因此，美元崛起成為儲備貨幣落後于美國經濟崛起65年。
但是，這一觀點需要在兩個方面加以佐證。首先，本書的分析認為，儲備貨幣不僅僅是由收入決定，更重要的決定因素是貿易和外部融資。就這個建立在廣泛基礎之上的指數來說，在';一戰';爆發前而不是1870年時，美國就超越了英國，成為世界上在經濟方面占據主導地位的國家。
其次，巴里·艾肯格林和馬克·弗朗德羅認為，美元在20世紀20年代中期超越了英鎊。盡管在戰爭期間，美元和英鎊的地位是差不多一樣的，但是在這個時期，英鎊的持久性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英鎊區的政客們的推動。從這兩個方面考慮的話，美國崛起取得經濟主導地位（';一戰';前後）和美元成為儲備貨幣之間的時間差就會縮短很多，即這一時間差只有10年左右，而不是傳統觀點認為的60多年。如果將這種確定時間的方法運用到現在的情況的話，人民幣在接下來的10年中就會取代美元，因為在2010年左右，中國的總體經濟主導指數已經超越了美國。
貨幣主導關系的變更還不至于不可阻擋。這還要看中國對其金融部門和匯率政策的改革程度。中國需要取消對外國人在整個金融和貿易過程中的限制，完善金融市場，使投資者對他們的流動性和能力充滿信心。然而，如果這些政策方案得以執行（有些已經開始執行了）的話，基本因素就會各就其位，進而推動人民幣崛起，并取代現在的儲備貨幣——;美元和歐元。
對這些預測持有懷疑態度的人們同意規模和政策是儲備貨幣地位的重要決定因素，但是他們認為，這一地位最深層次的決定因素是信心和信任度，而這兩者在困難時期顯得尤為重要。他們提出的問題就是：在一次危機的重要關頭，投資者的錢在中國手里會比在美國手里更安全嗎？或者至少，他們的錢不會被中國政府國有化或據為己有嗎？
當然，政治上的發展，特別是中國政局穩定，而且正向更為民主和自由的方向前進，對于消除投資者的疑慮是很重要的。但是，我們有理由相信，撇開政治改革不談，中國也不會做出讓投資者們擔心的舉動。中國通過其政策行動，正在向世界發出一種信號，表明其對提升人民幣地位的愿望。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人民幣的國際化能夠給中國的決策者們提供一個政治上的通道，使其從當前的重商戰略中退出。中國為了保證人民幣的儲備貨幣地位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因此它不會使人民幣陷于危境。不言而喻，如果美國在政策和表現上遭遇失敗的話（即便沒有本章開始所描繪的那么糟），從美元到人民幣轉變的可能性和速度都會大大提高。
第六章詳細闡述了中國主導的三個不同方面。首先，中國將會成為一個早熟的國家，因為其主導地位是在中等收入國家的生活水平上取得的。與此相反，英國和美國在其取得主導地位的時候，都已躋身富裕國家之列。其次，中國的重商主義在一定程度上顯得有些不同尋常。同美國和英國在對比期的情況一樣，中國現在的國際收支經常項目處于順差的狀態。但是與美國不同，中國是有意識地通過匯率或貿易政策來達到繁榮的目標。這與英國也不同，英國主要是依賴于貿易政策，而中國振興商業的方法則是匯率政策。中國一直與眾不同，因為它崛起取得主導地位，以及它的重商主義都與資本的自給自足相關聯，而英國和美國則對資本高度開放。
最後，盡管中國現在十分注重商業，但從貿易方面來講，它是一個高度開放的經濟體。作為一個既重商又開放的國家，中國顯得有點自相矛盾。對于中國這樣一個大國來說，與美國在其主導地位如日中天時的開放程度相比，中國的開放也顯得有些不同尋常。
所有的預測都具有不確定性，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們都是基于過去所作的一些推斷。因此，第七章探討我們的分析可能存在的問題，特別是與有關中國的數據的預測可能存在的問題。本章認為，對中國所作的預測是謹慎恰當的。對于主導關系的預測沒有要求中國復制其在過去30年間的成就——;他們假定，如果以購買力平價計算的話，中國的增長速度在接下來的20年中會放緩至每年6%（以美元計算的話低于7%），與近些年相比，這一速度放緩了大約40%。在考察那些與中國達到同樣水平，即達到美國在戰後經濟全盛時期生活水平的四分之一的國家是如何應對這一情況的基礎上，本章作出了一個歷史比較。這一比較顯示，很多國家在過去已經做了我們所預測的中國在未來會做的事情。值得注意的是，許多國家同樣陷入和遭遇了較長時期的衰退。但是，如果中國是屬于後一種類型而不是前一種類型的國家的話，中國在很多方面都將會不如人意。
第八章和第九章則描繪了與一個正在崛起的中國開展經濟合作的意義。這里的一大問題就是，';二戰';後，美國留下了一個開放的、建立在規則基礎之上的貿易和金融系統，而這個系統在中國取得經濟主導之後還能夠生存下來嗎？
作為一個擁有主導權的國家，中國——;就像美國主導時期的美國一樣——;將日益不受局外人的影響，特別是在一些重要的問題，如匯率、氣候變化以及技術保護主義等方面。而這幾乎就要成為現實了。在很大程度上，自身的利益將統領一切。
追求自身利益本身不需要通過削弱現有的體系來實現。舉個例子來說，中國獨有的一些特點，特別是中國是歷史上最開放的超級大國之一這一事實，將讓中國在維持現行的貿易和金融體系方面也承擔一份風險。';二戰';後，美國對開放體系所作的承諾與經濟的關聯較少，因為它本身就不是一個很開放的經濟體，而這種承諾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戰略考慮：一個開放的經濟體系將會促進其他地方的繁榮，特別是其在歐洲的盟友和日本的繁榮；這樣的經濟體系在鞏固美國的主導地位的同時，也能減少另一次全球性戰爭爆發的可能。中國在市場開放中所承擔的風險是實實在在的，因為將發展成果惠及其國民——;中國政府合法性的基礎——;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市場的持續開放。
貿易對中國的繼續前進具有重要意義，中國也可能通過將人民幣國際化而從重商主義中退出，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作為處于該體系中的重要國家間合作論壇，其效率也不高。這一切都使中國和其他大規模經濟體之間的合作和摩擦會更多的與貿易，而不是與宏觀經濟問題相關。反過來，這也會使世界貿易組織，而不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成為中國和這些經濟體之間開展合作的中心和重要論壇。
最可能出現的情況就是，中國在一個開放的貿易體系中享有既得利益，并以自己的行動，甚至是領導其他國家來維護這一體系。此外，現代貿易關系，特別是增值鏈的切片，以及對外直接投資的全球化導致了貨物、資本、人員和理念更多的雙向流動。這種十字交叉形的全球化導致了千絲萬縷的私人利益的產生。而要保住這些利益，他們就必須竭盡所能維護這種全球化。如果人民幣成為國際儲備貨幣，即使金融和貿易關系遭到了破壞，中國也不愿意失去因人民幣的地位而得到的權力和聲望。
中國對自身利益的認知和開放的體系的要求相沖突，以及中國以一種不友善的方式行使其主導權的可能性雖然很小，但是依然存在。取得主導地位後的中國會在國內實行一些工業和類似于保護主義的政策，并從國外進口資源，與一些特定的伙伴簽署雙邊協定和差別協定。考慮到中國的規模，這些都將會影響現行的開放經濟體系的基本特征。那么，今天的世界能做些什么來防范一個在未來變得異常獨斷的中國，或是減少這種情況發生的可能呢？
整個世界，特別是中國的貿易伙伴，包括美國、歐洲各國、日本、印度和巴西，都需要在今天，或者是在主導權轉向中國這段時期的某個時候進行投保，以防范或減少中國在未來以一種不太友善的方式行使其經濟霸權。這種投保的需要不是危言聳聽，而是進行謹慎風險管理的自然結果。如果在深化和加強合作的基礎上與中國打交道的話，這種投保也不會妨礙各國與中國開展積極的、充滿活力的合作。
歷史表明，多邊主義最有可能抑制在經濟上占主導的國家。中國的貿易伙伴的目標，應該是使中國繼續留在多邊體系之中，但是要實現這一目標并不容易。首先，在避免和中國在雙邊關系上交往過甚方面，特別是在世界貿易組織框架覆蓋的領域，中國的貿易伙伴要擁有戰略遠見和采取約束措施。如果這些國家中的多數都進行雙邊貿易協定談判的話，所有這些國家與中國的多邊貿易數量就會減少。問題不僅僅在于與中國簽訂的雙邊協定可能會存在失衡，還在于規則和協定的實施在雙邊的層面上，可能會比在多邊的層面上要困難得多。換句話說，伴隨著中國經濟主導地位的，是失衡的雙邊規則和在遵守這些規則時固有的不對稱。
另一個更難解決的問題就是，中國的主要貿易伙伴是否有必要采取另一個自我約束的行動。如果美國、歐盟、日本、印度和巴西不同中國加深雙邊關系，而是互相之間進行自由貿易或經濟伙伴協定的談判的話，中國可能會將這種情況視為';不懷好意的地區主義';和對中國的經貿包圍圈的一種挑戰。對中國的貿易伙伴來說，把中國穩住的一種更積極、更不具敵意的方式就是，不僅在它們同中國的貿易中實行多邊主義政策，而且在它們之間也這樣做。這樣做顯示出了對多邊主義本質價值的信仰，而不是僅僅將其作為遏制中國的一種工具。
本書主要講的是中國的崛起及其對美國和多邊體系暗含的意義。在一定程度上，本書對歐洲及其發揮的作用討論不多。從量的角度來說，歐洲，或歐盟27國今天已經和美國平起平坐，因此在經濟體系中也是一個重要的利益相關者。之所以對歐洲談論不多，是因為今天的歐洲還是一座';在建';的房子，整個歐洲和歐盟成員國之間對它們的決策各負其責。此外，直至作者寫這本書時，對于歐洲的兩股競爭力量，即分別主張主權保留和主權回收、集權和主權聯并的兩股勢力，究竟誰會在歐洲外圍正在爆發的危機中占據上風，情勢依舊不明朗。預測顯示，即使未來歐洲更為團結，有能力運用其經濟實力，中國到目前為止，依然還是最大的、單獨的參與者。但是，一個重新崛起的美國和一個更為團結的歐洲將要，也需要在多邊主義形成的過程中發揮關鍵作用，因為在一個中國以不友善的方式行使其主導權的世界中，多邊主義能夠為它們提供保障。
當然，另一種可能是中國的崛起被夸大，美國在經濟上的主導地位雖然在一定程度被削弱，但是其經濟主導地位依然保持。另一方面，雖然美國在未來聽命于一個在經濟上占據主導地位而獨斷的中國的可能性很小，卻也是不無可能。不管中國會如何崛起，及其崛起的速度會有多快，本書所列的數字和它們背後的意義與在接下來的時間里，美國的經濟主導地位將持續的信念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前言的開始，我引用了哈羅德·麥克米倫對美國經濟主導地位持續時間不超過200年的斷言。歷史，或中國真的能把美國主導的持續時間縮短至大大小于200年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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