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與幻影：近世文人之心靈畫像（簡體書）

近世文人之命運折射出中國百年風雨歷程，作者通過披閱大量第一手資料，對胡適、何廉、蔣廷黻、翁文灝、張東蓀、張君勱、梁漱溟、朱自清、吳恩裕等人的遭際和心態作了深層次解讀，堅持論從史出和“同情之理解”，文本內蘊悲憫之色彩，極富個人化，堪稱近世文人群體的一幅心靈畫像。

黃波，1973年生，湖北宜都人，現為南方都市報評論員。好讀書，不求甚解，偶作文，但慕適意。關注明初至近代社會文化之變遷，出版有說破英雄驚殺人（中國青年出版社2007年版）、真實與幻影：近世文人縱橫談（臺灣秀威出版社2008年版）、成功的為什么是朱元璋（人民日報出版社2009年版）、被打斷的轉型：晚清真相（江蘇文藝出版社2011年版）。

《真實與幻影：近世文人之心靈畫像》對胡適、何廉、蔣廷黻、翁文灝、張東蓀、張君勱、梁漱溟、朱自清、吳恩裕等人的遭際和心態作了深層次解讀，如應用托克維爾關于路易十六的論述談慈禧新政，從孫中山獨賞陳其美看近代畸形政黨政治，發現朱自清非因窮餓而死，聞一多最後一次演講之橫遭閹割，聞一多和朱自清并非知交，秧歌作為革命符號的話語霸權，文化保守主義知識分子何以多恥感，49年後在國家權力的威壓下，不可能再有趙明誠李清照一類“文章知己、患難夫妻”等等。

自序：窺破文字的迷障
第一輯：時代與人
“平生自問尚無羞”：書生翁文灝
在孔子與羅素之間：漫說張申府
“書生謀國直堪笑”：關于張東蓀
“丁在君這個人”
文化保守主義者的命運
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兩個年頭
一個沒有失敗的“失敗者”：“民國憲法之父”張君勱
說到“英雄”一涕然：陳其美及其時代
真實與幻影：朱自清的1948年
“北京政變”中的胡適
晏陽初：不同的視角
秧歌與大變動時代的知識分子
昔時趙李今……
從政治學家到紅學家的吳恩裕

第二輯：性情與命運
楊度：市井有誰知國士
“知堂談吃”有新篇
唱樣板戲的俞平伯
殘缺的《最後一次講演》
一代知識分子的心靈史
“政治裝飾品”的心曲
新聞史上的“范長江現象”
歷史的誤會：作為“戰國策派”文人的陳銓
聞朱關系考
寂寞一詩翁
關于晚年周作人的兩三件事

第三輯：現象解讀
獨立人格是怎樣失去的？
模糊的“思想受難者”形象
寬容的底線及其他
接受懺悔，我們準備好了嗎？
重讀吳?的雜文
如果哈耶克讀民國史
要不要“回到傅斯年”？
托克維爾的啟示
從梁啟超家書看王國維之死
世運變遷與文人隱疾

20世紀三十年代的中國政壇上，涌動了一股“學者從政”的小小浪潮，著名者如名滿天下的胡適，清華大學歷史系主任、史學家蔣廷黻，南開大學經濟學院主任、經濟學家何廉，而其中官位最高、經歷最曲折者當屬地質學家翁文灝，他做到了國民政府行政院長的高位，晚年又翩然海外來歸，以政協委員終老。1956年，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論及應該如何團結“善意地向我們提意見的民主人士”時，專門點到了翁文灝，說他是“有愛國心的國民黨軍政人員”，算是未蓋棺而論先定。
“翁文灝（1889-1971），浙江鄞縣人。字詠霓，早年留學比利時，獲物理及地質學博士學位。1912年回國，任農商部礦政司司長等職。1914年任北京政府地質調查所礦產股股長等職。1918年代理所長。1922年起任清華大學地質系教授、主任，曾先後出席太平洋科學會議、國際地質會議等，首次提出燕山運動在中國的存在及意義。1931年，一度代理清華大學校長職務。1932年被國民政府委為教育部長，辭未就。1935年初，出任國防設計委員會委員兼秘書長。1937年4月，以中國特使團秘書長身份，隨孔祥熙到英國參加英王喬治六世加冕典禮。6月，訪問德國，旋赴蘇聯考察。1938年1月，任經濟部長兼資源委員會主任委員和工礦調整處處長，負責軍需生產。1943年9月，主持同美國戰時生產局局長納爾森及赫爾利關于中美兩國軍事經濟合作計劃會談。同年11月，工礦調整處改稱戰時生產局，兼任局長。1945年當選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并任行政院副院長。1948年5月任行政院院長。11月辭職。1949年曾任總統府秘書長。離職後，于1950年由香港去法國講學，次年從法國經香港回北京。後任政協全國委員會委員、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常委、臺灣和平解放工作委員會委員。1971年1月17日，在北京病逝。著有《中國礦產志略》《甘肅地震考》《椎指集》等。”[1]從這個辭條可以看出，翁文灝的人生在1935年判然兩途。作為學者的翁文灝，曾在近代中國大放異彩，手頭有一本《翁文灝選集》，書後附有《翁文灝在我國名列第一的貢獻》，計有十一項：中國第一位地質學博士；中國第一本《地質學講義》的編寫者；第一位撰寫中國礦產志的中國學者；中國第一張全國地質圖的編制者；第一位代表中國出席國際地質會議的地質學者；……[2]對作為科學家的翁文灝，如今的評價已趨一致，尤為難得的是，他在科研方面的組織和管理上的才能也早有定評。中國近世文人學者多多少少都與政治有剪不斷理還亂的關系，而以翁文灝的天性，他本應是一粹然學者、書生。他雖然也被視為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但和丁文江等這批朋友不同，他不僅有濃厚的專業關懷，而且骨子里是相信科學救國的。職是之故，翁文灝先後兩次婉拒了國民政府的征召。然而對近世知識分子，政治這東西簡直就是胡適所說的“不要兒子，兒子來了”。一個對做官沒有興趣相信科學救國的學者最終還是走上了政治前臺，甚至一發不可收，在一個被世人目為腐朽無能的政府內閣中掛了頭牌。回首前塵，其中可有幾分宿命的意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