卮言自紀：余英時自序集（簡體書）

在半個世紀以上的學術生涯中，余英時先生的自序往往是其著作的點睛之筆。《余英時作品系列·余英時自序集：卮言自紀》幾乎囊括余先生歷年來各種重要代表著作的自序，為讀者提供了得見寓牆之美的津梁。讀者南此可以領略其學術思想之大端與旨要。·

《卮言自紀——余英時自序集(精)》由彭國翔編，書中收入了《<到思維之路>再版自序(1981)》《<自由與平等之間>自序(1955)》《<紅樓夢的兩個世界>自序(1977)》《<中國古代知識階層史論——古代篇>自序(1980)》等序言。

北京大學出版社和彭國翔先生合作，決定為我出版一套別出心裁的“作品系列”。這一系列包括一部散文集、一部自序集、一部懷舊集，也許還加上一部訪談錄。我為什么說，這一系列是別出心裁呢？因為其中所收都是我個人所感所思之作，與我在一般史學論著中盡量將自己放逐在外的風格，適成鮮明的對照。如果借用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的概念，前者屬于“有我之境”，後者屬于“無我之境”。這“有我之境”便是本系列的別出心裁之所在。一九四九年秋季，我在燕京大學歷史系讀過一學期，燕園的師友和風景後來一直縈系在我的心頭。一九七八年十月我隨美國漢代研究代表團訪問北京大學，其他團員當然都認為到了北大，只有我一個人感覺是回到了離別二十九年的母校。我清楚地記得，在我們一伙人經過未名湖畔時，我還極其匆忙地獨自跑到當年的宿舍(燕大第二食堂)去探望了一下。現在北京大學出版社為我刊行作品系列，我卻仿佛感到：這是母校對于一個遠方校友的親切照顧。彭國翔先生費了極大的心力編選這一系列，我對他的感激不是一句尋常道謝之語能夠表達于萬一的。是為序。
余英時
2012年2月10日于美國普林斯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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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新的革命精神！——《民主革命論》自序(1953)
近百年來我們一直沉浮在革命的浪潮之中。正如狄更斯在《雙城記》中開頭所說的：“這是最好的時代，這是最壞的時代；這是光明的時代，這是黑暗的時代，這是希望之春，這是失望之冬；這，走向天堂，這，步往地獄！”我從懷疑革命，憎惡革命，而開始了我對革命的研究。
根據我個人初步的認識，中國近百年來所發生的革命都不是真正意義上的革命；它只是舊社會的解體，而不是新社會的重建。中國革命一再陷入錯誤的泥淖之中自有其客觀的社會因素，這些因素也是本書所要探究的中心課題之一。但是，對于革命的任何客觀研究并不是否定革命與人的關系。反之，人的主觀努力常常是革命的決定性的因素。我們的革命自然也不能例外。革命最初是由少數人發端的；這些少數人是怎樣展開革命運動的呢？撇開其他一切不談，首先他必須具備一種與一切安于現狀的人們截然不同的新精神，這精神驅使他去開創一個新的時代。這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革命精神”。每一時代有每一時代的精神，每一民族有每一民族的精神；因之，革命精神也隨著革命性質、時代和地域的不同而殊異。但在這許多不同之中卻存在著一個最相同之點，那就是革命精神的健全與否，絕無例外地規定著革命的成功或失敗。從這一角度看，中國革命的一連串的失敗也可以說是我們偏激的革命精神的必然結果。
往者已矣！我們且不必去重翻歷史的舊賬。我從反對“革命”到追求對革命的了解，而終于重新肯定了革命的更豐富、更嚴肅的意義之後，一個新的革命精神的影子一直縈回在我的腦際。在我們這個混亂的時代，這個殘破的國家，我們究竟需要怎樣的革命精神呢？這是最迫切需要答復的問題，也是最不容易答復的問題。下面我試著提出我個人的答案。
我認為革命的第一重精神是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范仲淹要我們“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顧亭林則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都是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革命不是少數人出風頭的事，不是一群人表現雄才大略的事，不是“彼可取而代之”的事，不是殺人放火的事，不是你打倒我我打倒你的事，也不是這個階級消滅那個階級的事，它是全面社會的重建，整個文明的改造，和普遍福利的增進。這樣一個偉大的目標斷不是那為一己或一小群人的利害打算的人們所能夠完成的，我們只有具備著壯闊的襟度，偉大的抱負，并視他人的痛苦如自己的痛苦，然後才能獻身于革命的大業。在革命的行列中，個人主義的色彩應該盡量減少。個人權利，群己權界在常態發展的社會里都是必須講求的，可是自愿為革命大業而奮斗的人卻不應斤斤計較這些。為大我而犧牲小我并不是否定小我的存在，而是化小我于大我之中，為革命而暫時放棄個人的若干權利也正是為社會上絕大多數的人求取更多的個人權利。如果你不愿如此，你盡可以不參加革命運動，革命也絕不能帶有絲毫的勉強，但一旦你參加了革命，你便不能沒有這種以天下為己任的革命精神。
然而僅僅有了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并不夠保證我們成為革命者，因為具有這種精神的人同樣可以選擇保守的方向，在舊社會的傳統理念之下，為維持舊社會的存在而努力。例如范仲淹雖有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卻顯然不是革命者；此外中國還有許多傳統智識分子也是如此。因而更進一步我們還得有沖決網羅的精神。舊社會的持續不墜絕不是完全依賴著有形的力量，事實上它是有一層層無形的天羅地網在束縛著我們的成長，腐蝕著我們的靈魂，消磨著我們的壯志。譚嗣同說得好：“初當沖決利祿之網羅，次沖決俗學為考據為詞章之網羅，次沖決全球群學之網羅，次沖決君主之網羅，次沖決倫常之網羅，次沖決天之網羅，次沖決全球群教之網羅，終將沖決佛法之網羅。”誠然，譚氏沖決網羅的內容今天已十九失去了意義，可是他這種否定舊有一切的勇氣卻仍然不失為一種蓬勃的革命精神。在社會上，我們曾看到無數人，滿口的新名詞，言論比誰都激烈，然而到了實踐關頭競和舊社會的腐敗分子毫無二致。為什么呢？這都是因為缺乏沖決網羅——尤其是“利祿之網羅”的精神。我們往往因不能毅然就舍棄我們在舊社會中的既得利益，在義與利的沖突之下，終于走上了投降妥協的路。其實我們如果不能身體力行地沖決舊社會的天羅地網，在自己的新的精神還未曾建立起來之前便處處抱著退縮的態度、妥協的思想，那么我們絕不可能完成革命的事業，更不必說創造新的社會了！因此“沖決網羅”乃是革命的一種必不可少的精神。
有了以天下為己任的胸襟和沖決網羅的勇氣，是不是就算具備了健全的革命精神了呢？還是不夠。我們知道，革命不僅是情感之事，更重要的還得仰賴著理性——個人的理性、歷史的理性——的光輝。我們不難發現古往今來多少革命志士，有著救世的胸懷，也有著沸騰的情感，只是因為認不清歷史文化的連續性，以為革命只是不顧一切的破壞，于是在狂熱癥的驅使之下，走上了殘殺恐怖的革命道路。結果革命給人們的不是更多幸福，而是更深的苦難。這樣，我們了解了革命的第三重精神——弘毅精神的重要性。曾子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革命正是“任重而道遠”之事：社會的全面重建，任不可謂不重；百年以至數百年的大業，道不可謂不遠。有些革命志士一方面誤認革命只是政權的推翻或階級斗爭；他們的革命目標既如此褊狹，胸襟自不免也隨之縮小。于是許多本來都可以成為革命同志的人們，在他們眼中競都成了革命的對象，而遭到無辜的迫害。“不革命即反革命”，“對敵人的寬大即是對自己的殘酷”等等偏激之詞也都成了他們的革命信條。這是缺乏“弘”的精神的表現。另一方面，他們同時又把革命看得太容易，把破壞舊社會看做革命的全部內涵，因而相信一夜之間可以完成革命的神跡。在這種“速變”的要求之下，一切殘暴的革命方法便很自然地被采用了。他們革命的熱忱化成了匹夫之勇；雖一時表現得波濤洶涌，卻不能持久，所謂“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這又是缺乏“毅”的精神的明證。而弘毅兩種精神則都是理性而不是情感的產物，因之這二者實際上只是一種精神的兩面表現，是絕對分不開的。有了弘毅精神，革命才不會發生盲目沖動的危險，才可以有計劃有步驟地重新建設一個新的社會！P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