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職業法官研究：理念、制度與實踐（簡體書）

非職業法官指的是國家和法院出現之後，享有不同程度的審判權力的民眾。他們參與審判卻不以“法官為業”，通常有著自己的職業，沒有接受過系統的法律學習，也不具備法學專門的知識和技能。這種民眾參與審判的制度設計在歷史上由來已久，並普遍存在於當今世界各國。就其具體類型而言，以民眾參與審判的方式和程度為劃分標準，包括治安法官、陪審法官和參審法官三種類型。《非職業法官研究：理念、制度與實踐》將民眾參與審判作為一個整體研究，以法社會學為基本方法，在我國以及其他相關國家的歷史資料、制度規定和實證研究的基礎上，對非職業法官的理念、制度與實踐做出了系統的研究。·

法學博士（2009年），現為中國法學會法律信息部副研究員，主要從事法律社會學、糾紛解決、司法原理與比較司法制度研究。·

《非職業法官研究:理念、制度與實踐》依據規范性文件以及司法統計等經驗資料，對我國人民陪審員制度的歷史變遷進行了梳理和解釋。通過考察當前人民陪審員制度的實踐、司法環境和現實需求，認為當前該制度已出現某種程度的“職能異化”，將來的改革應致力于“職能分化”，通過制度設計多元化來充分發揮民眾參與審判的功能，滿足不同社會主體的需求。

緒論 問題與方法
第一章 非職業法官的多重功能及其交錯
第二章 司法歷史發展中的非職業法官
第三章 案件類型中的非職業法官
第四章 司法場域中的非職業法官
第五章 人民陪審員制度的變遷及解釋（1932-1997）
第六章 人民陪審員制度的復蘇與實踐（1998-2011） 餘論 從“職能異化”邁向“職能分化”·

黑人在陪審團遴選過程中備受歧視與美國社會長期存在的種族歧視密不可分。20世紀五六十年代風起云涌的民權運動推動國會于1964年通過《民權法案》，重申無論膚色，每一個美國人在法律面前都享有平等的權利。該法案本來是為了使黑人和其他少數民族獲得與白人同等的法律權利，但它也可能不利于黑人和其他少數民族，因為該法案假定黑人和白人處在同一起跑線上，而沒有考慮到由于歷史的原因，黑人的處境比白人要落后得多。于是，肯尼迪總統和約翰遜總統在20世紀60年代又推動國會通過了“贊助行動”（Affirmative Action），即采用一系列行政措施對黑人給予特殊的優待，以作為他們的種族在歷史上遭受的不平等對待的補償。②在這種政治氣候的影響下，陪審團遴選程序也發生類似變化。雖然1968年《聯邦陪審團遴選及任職法》已經確立起隨機選任陪審員的制度，美國司法界還是進一步采用了一些陪審團遴選贊助性措施。例如，亨尼平（Hennepin）推出了陪審團種族配額制；亞利桑那州建議將陪審團候選人名單依據種族而劃分為若干個子集，然后從每一子集中抽選；位于密歇根州的美國東部地區法院則將多余的陪審團征集表發往黑人占65％以上的地區，并從陪審團中去除了一些白人候選人，以取得人口統計學上的平衡。③在佐治亞州訴麥考拉姆案（Georgia v.McCollum）中，聯邦最高法院不僅裁定憲法禁止被告律師和檢察官基于種族原因運用無因回避排斥黑人陪審候選人，托馬斯法官和其他法官甚至還贊同一種不平等的無因回避權，即禁止白人被告運用無因回避來排斥作為少數族裔的陪審團候選人，卻允許少數族裔的被告運用無因回避來排斥白人陪審團候選人。①
考慮到美國根深蒂固的種族歧視以及黑人的實際情況，這些糾纏于形式平等與實質平等、歷史與現實之間的陪審團遴選贊助性措施的出臺是必然的，它有助于克服陪審員種族不平衡的局面，而這正是確保陪審團發揮溝通法律與社會、促進司法民主功能的一個基本要求，因為現代民主在實現多數人統治的同時需要保護少數人的代表權和發表意見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