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我的紀實文學創作
（1997年11月12日在上海復大學“97復圖書文化節”以及1999年11月23日在溫州圖書館所作的講座）
紀實自選集得到了中共黨史專家的認可
飛雪迎春。1994年春節前我剛從美國飛回上海。行魂未定，便接到北京長途電話。那是作家出版社打來的。他們向我報告好消息：我的紀實文學選集——《葉永烈自選集》，除最後一卷外，前六卷已經發行，並決定派編輯室主任楊德華先生來滬，在上海南京東路新華書店舉行這套書的首發暨簽名式。
1994年2月7日，首發式如期在上海舉行。我曾擔心，這套300萬字的自選集定價頗高，前六卷為74元，買的人不會多，在簽名售書時會不會冷場？出乎意料，那天在兩個多小時裏，簽售了900多本。不久，這套書被上海南京東路新華書店列為當年2月文學暢銷書排行榜第一名……
記得，在一年多前，我出差北京。一天，忽然接到作家出版社的電話，說是“有請”。我感到納悶，因為我和作家出版社素無交往，“請”我幹什麼呢？那天晚上，我和作家出版社副總編秦文玉先生第一次見面，我才明白他們的用意：他們名為“作家出版社”，就是要為作家們出書。他們在籌劃出一套“作家自選集”，正在對全國的作家進行“摸底”、“排隊”。我已被他們“看中”！
我誠惶誠恐。因為我這年齡，照中國的慣例，還不到出自選集的時候。他們卻搖頭，說是老作家們這個“集”、那個“集”，出得夠多的了。他們把目光投向中青年作家。已經出了一套《賈平凹自選集》，正在編《劉恒自選集》，我被列為第三個“對象”……
這麼一來，我也就答應下來。由於他們事先已經對我的作品進行過“摸底”，所以自選集的編輯工作進展迅速。只花了兩個多月，我的自選集的前六卷就全部排出清樣了——第七卷《毛澤東和蔣介石》當時尚在寫作之中，無法付梓。
就在這套書準備出版之際，忽然又從北京傳來消息：我的自選集跟別的作家不同，必須送審，方可出版。因為我的作品，要麼屬“領袖題材”，要麼屬“文革題材”，人稱“紅”與“黑”。由於這類作品中曾出現胡編亂造的不良現象，在去年的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會議上，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們提出尖銳的批評。為此，中共中央宣傳部和國家新聞出版署接受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的意見，發布文件，嚴格規定這類作品必須送有關部門審讀，得到批準後方可出版。
不早不晚，我的自選集的出版，正遇上這一新情況。
作家出版社嚴格遵守新的規定，把我的自選集清樣報送國家新聞出版署，而國家新聞出版署則委託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進行審讀。這對於我來說，如同面臨著一場嚴峻的考試。
審讀工作在北京認真地進行著。我一回回飛往北京，跟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的專家們交換意見。就在我離開上海的前幾天，為了這套書，又去了趟北京。
在這套自選集中，最為敏感的是《江青傳》和《陳伯達傳》。
《江青傳》是本新書，50多萬字，是我經過前後八年的采訪才寫成的，從江青的出生一直寫到她自殺身亡。這是第一本如此全面記述江青一生的長篇文學傳記。由於江青的特殊身份，使這本書面臨很嚴格的審讀。
《陳伯達傳》曾以《陳伯達其人》為書名出過初版本，33萬字。這一回，出的是增訂本，45萬字。這本書是我多次采訪陳伯達以後寫成的，內中引述了陳伯達的種種回憶。這些回憶很多是從未見諸于文獻的。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的專家們，分頭對這套書進行了嚴格審閱。他們經過審閱，認為這套書的寫作態度是嚴肅的，史料也是準確的。他們對每一本書，都寫出了書面意見。他們的認真審讀，使這套書的質量提高了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