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六講（簡體書）

在全球化的資本主義時代，功利與效率至上的工具理性籠罩社會，享樂和物質崇拜的消費主義大行其道。李歐梵教授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毅然高舉人文主義的大旗，讓讀者穿過紛繁的文化「產品」，重拾真正的智慧，重接性靈的生活。 作者全面論述了當代人文精神和人文學科的危機，提出了相應的建議；繼而以非凡的才情和廣博的學識，逐一探討了小說、電影、音樂和建築等藝術表現形式：既有關於藝術本身的美學思考，又有針對其社會意義的時事議論。 作者每於清華、北大演講，必定場場座無虛席，簡體版增添「延伸閱讀」，特別收錄其多篇精彩演講及其他文章，讓內地讀者先睹為快；更為讀者開列相關領域的書籍、影片或音樂（專為內地讀者精心挑選），令人如坐哈佛、北大課堂，聆聽大師教誨。

李歐梵，著名人文學者，現任香港中文大學講座教授，曾任美國哈佛大學中國文學教授。臺灣大學外文系畢業，此後獲美國哈佛大學博士，香港科技大學人文榮譽博士。先後任教于普林斯頓大學、印第安納大學、芝加哥大學、加州大學洛杉磯校區、香港科技大學、香港大學。著述包括《鐵屋中的吶喊：魯迅研究》、《中國現代作家中浪漫的一代》、《中西文學的回想》、《西湖的彼岸》、《上海摩登》、《狐貍洞話語》、《世紀末囈語》、《尋回香港文化》、《都市漫遊者》、《清水灣畔的囈語》、《我的哈佛歲月》、《蒼涼與世故》、《又一城狂想曲》、《交響》、《人文文本》等。

《人文六講》編輯推薦：著名學者李歐梵先生，曾執教哈佛、普林斯頓等頂尖高校，現任香港中文大學講座教授，出版《鐵屋中的吶喊》《我的哈佛歲月》等多部有重要影響的著作。在功利與匆忙的商業社會，本書直擊時弊，高舉人文精神大旗，揮文人之非凡才情，倚學者之廣博學識，漫談文學、建築、音樂、電影，帶讀者重拾“性靈”的生活。
權威文化雜志《讀書》先期報道，著名學者、北京大學中文系主任陳平原教授熱忱推薦。
簡體版增添“延伸閱讀”，特別輯錄多篇文章和精彩演講，令內地讀者飽覽為快。

簡體版小序
《人文今朝》原序

第一講：序論：全球化下的人文危機
延伸閱讀：什麼是文化？
第二講：重構人文學科和素養
延伸閱讀：全球視野中的中國現代文學經典
第三講：小說的當代命運
延伸閱讀：我們現在為什麼還要讀小說
第四講：文學與電影：經典的改編藝術
延伸閱讀：《文學改編電影》導論：改編的藝術
第五講：音樂與文化：聆聽二十世紀
延伸閱讀：音樂與人生
第六講：田園大都會延伸閱讀一：動感之都的漫遊者
延伸閱讀二：四個城市的故事

全球化下的人文危機
當藝術品被商品取代，靈光失效之後，我們的日常生活當然也更商品化和物質化，甚至有些馬克思主義者認為當今“人”早已“物化”，人的“主體”也成了“物”的客體，人的地位和消費品等同，那麼還有什麼其他價值可言？如果人的文化被商品物化後，所謂“人文”(Humanities)的意義也勢必改寫。

我認為目前的趨勢是一切幸福或快樂的指數都以“享樂”為依歸，而享樂的原動力是欲望，二者皆是物質層面的，精神上面的享樂卻不知何去何從。不少香港人以為，精神的享樂是屬于文化方面的，休假時可以去享受一點文化——聽聽古典音樂，或看一場舞臺表演，或參觀畫展等等。但這類的活動形同社交儀式，個人真正獲得多少文化滋養，卻有待商榷。甚至連香港政府也把此類活動列入“康文署”：“康樂”為先，文化在後。“康樂”和“享樂”又有何差別？前者健康而後者不健康？

這一切現象，明眼人一看就知，不必我多說。問題是，我們如何把日常生活變得有意義，而不完全落入享樂主義的漩渦？對於這個問題，不少人的答案是宗教，我也同意。但覺得宗教之外還應該加上一點人文素養和興趣。

然而，當我們在今日再提起“人文”這個名詞的時候，聽來卻顯得空洞，像是陳腔濫調，不合時宜。因為一般人只把它當成一個名詞或口號，不再求深入的瞭解；或者只把“人文”當作學院裏面的學科——如文學、哲學、藝術和語文——與科學的學科對立，也被科學邊緣化了。其實（尤其在西方）現代人文傳統的產生是和“世俗化”(secularism)分不開的，“世俗化”就是脫離宗教，回歸塵世。以此生此世為關注的起點和終點，這是經由文藝復興到啟蒙運動逐漸演變的結果，它特別突出人的價值和人的主體性。人文的基本涵義就是相信“人可以從自身得到足以過著美好生活的資源，不需要宗教”(見Richard Norman著：On Humanism)。換言之，人有自我充實和自求完善的能力，著名學者泰勒(Charles Taylor)稱之為“self-flourishing”（自我繁榮）。然而，這一切也需要努力，不是坐享其成的。我認為當今的人文危機正在於這種坐享其成的態度，在商品潮流沖擊之下，一般人已經不知道如何努力做人了，因此也無法達到“自我繁榮”——這個“繁榮”和賺了大錢的財富不同，也非金錢可以買得到的，它需要修煉。

小說的當代命運
中國章回小說並沒有形成一個昆德拉式的大傳統，也從來不被視為中國文化的結晶，它是一種“寄生物”和“附屬品”——附屬于歷史，寄生於生活和儒家正統的光環之下。中國早期的小說（如志怪和傳奇）充滿了神仙鬼怪色彩和荒誕內容，恰為儒家的人世哲學添補了一層另類想像，也為一向以道德文章自重的士大夫生活提供了一點嬉笑和輕松。它並沒有沉重的思想包袱，它雖名曰“警世”或“醒世”，卻從不以“文以載道”為能事。拉伯雷和塞萬提斯的小說何嘗不也是如此？

中西小說傳統真正不同的一點是：西方近代小說中必有一個主要人物為故事的中心，這個主人翁是西方個人主義在小說中的影子，而中國則直到20世紀五四時期才把故事的主人翁的地位放在前臺。“五四”是一個“個人自覺”的時代，新文學基本上是西潮影響下的產物，因此小說的地位也增高了，甚至負荷了為民請命的嚴肅使命，一路發展到蘇聯式“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黨的文學。這個小說政治化的革命傳統，直到“文革”以後才被打破，當代中國小說又恢復了寫實主義的傳統。然而古典小說中的志怪和傳奇似乎一去而不復返了。小說似乎和現實緊緊的結合在一起，雖偶有魔幻色彩（從拉丁美洲小說學來的），還是以當代現實為依歸，以鄉土為主軸。然而城市呢？特別是近年來急驟發展的都市消費文化，卻似乎成了通俗作家的暢銷題材，寫實主義反而不能駕馭。這一個歷史的趨勢，反而使得中國當代小說呈現雅俗的兩極化，失去了古典小說傳統中“雅俗共賞”的幅度。

文學與電影：經典的改編藝術
我認為電影改編小說唯一能做到的，就是把小說的精神和結構和部分敘事功能用一種對等的方法創造出來，以不同的視覺形式來“響應”原來的小說語言形式。電影受到觀看時間的限制，所以必須摘取小說情節的精華而將之作戲劇化和形象化的濃縮，因此電影更容易改編戲劇，但有時也不盡然。我最近剛剛寫完一本書，名叫《文學改編電影》，就是研究電影如何改編文學名著。我得到的一個初步的結論是：第一流的名著很難拍出第一流的影片，但二流的文學作品反而可以拍成第一流的電影佳作。當然，何為一流何為二流，也是主觀判斷，大抵而言，一般“二流”作品只靠情節和人物吸引讀者，而一流小說除此之外還有許多其他因素。

不妨可以找尋以下幾部影片的片段，作為電影改編文學成功或失敗的例子：
《簡愛》(1944) 片子開頭就映出小說的第一頁，這是一個忠於原著的模擬方式，在好萊塢的老電影中用得最多，但是否真的保持了原著的真精神和面貌，又當別論。
《包法利夫人》(1949) 片子開頭加上一段法庭審判作者福樓拜的場面，然後再由作者親自說故事，這反而把原來的客觀文體變成了主觀敘述，是否更接近原著的真實(authenticity)我認為不一定，片中不少細節都與原著不同。
《兩個英國女郎與歐陸》(1971) 這是杜魯福改編法國作家Roche的經典作品，在片子開頭非但把原書的章節展示出來，而且原書上還有（導演）手寫的標注，以示細心。旁白也是導演自己在朗讀。這是杜魯福最忠於文學原著的作品，但內中不少場景十分短暫，幾個鏡頭交代了事，不可能用形象“復制”原作中的散文。但此片所積累的獨特感情深度——特別到了後半段——卻不亞於原著。杜魯福畢竟是深通文學的大師。
《悲慘世界》(1995) 這部由Lelouch導演的新片，已經把原著小說——曾被搬上銀幕不下五六次——的時空拉到二次大戰時期的現代，片中的人物和情節只不過和原著相似而已，並用一種特殊的方法來指涉原著：內中有一場戲，主角一邊開貨車，一邊說到這本文學名著，下一個鏡頭竟然把小說中最著名的偷銀蠟臺的場面演了出來。用這種方式向原著致敬，可謂別開生面。
《戰爭與和平》(1968) 蘇聯版，全長八個多小時，可以說是改編托翁名著最完整的一部，全書的主要情節全部入戲，內中的戰爭場面更展現電影的優點——俯視、移動和各種遠景中景和特寫鏡頭幾乎把書中的視野全部呈現，只省略了托翁對於拿破侖和法俄史料的囉嗦評論。此片的確是經典，其他版本——包括奧黛麗?赫本(Audrey Hepburn)主演的好萊塢版——都相形見絀。但影片的長度也驚人。
《豹》(1963) 這是一部罕有的經典影片，我覺得它更勝過原著。西西里的實景氣氛彌補了原著小說文筆的不足，而最後那場半個多小時的舞會場面，較原著小說的描寫更生動而多彩，片中結尾前主角跪地的動作與原著稍異，但卻是神來之筆。

田園大都會：人文建築的願景
王澍作品的最大特色就是用中國的土材料和舊材料，包括老房子拆掉後的舊磚瓦，他甚至故意用古時的“拉毛”方法，“在普通的水泥砂漿上用一塊布在那里拉，拉出毛來，它特別適合植物的攀起，而且它有一種中國人喜歡的質感，它有一種活潑的感覺。”王澍設計的建築物的墻，可以隨自然的水氣和陽光的變化而變色，他稱之為“呼吸的感覺”，所以必須親身體驗。這是一種生活的建築美學，源自中國傳統的園林。他說象山校園是“一個十七世紀的中國人整出來的現代建築”：“它沒有英雄氣概，沒有宏大的主題，沒有標記性，低低的一排房子，和山水交融在一起。”

王澍的建築美學帶給我的靈感正是：我們的生活空間應該有“呼吸的感覺”，也應該和大自然連成一氣。然而全球化下的都市建築恰好相反，它構建了一個超越日常生活的“人工”(artificial)世界，以其雄偉和壯觀的“坐標性”把生活帶進另一個以經濟消費為主的“美麗的新世界”，它標示的“假像”(simulacrum)恰是“明天會更好”，或者像葡萄牙詩人佩索亞所說的：“我只生活在現在，沒有過去，也不知明天是什麼”。然而佩索亞有他自己的空間：他說就在他居住的那條路上，他住屋的樓下是生活，樓上就是藝術，和現代人並不一樣，事實上佩索亞的過去和回憶早已融入他的“現在感”之中，滋蘊著他的文學創作。而生活在21世紀大都會的我們呢？昨日的舊世界早已蕩然無存，剩下的遲早也會被拆毀，所以我認為必須主動地開創自己的空間，用新的方法和形式把舊的文化回憶“重建”(re-invent)。就居住的環境而言，我認為需要重建的不是高樓大廈，反而是真實的而非虛構的田園景觀。這又是一個悖論：過去二百年來，大家從鄉村湧入城市，現在反而需要把鄉村的大自然帶回都市生活之中。我的這一個臆想，看似不切實際，但在近年來空氣污染愈烈的情況下，反而顯得更急迫了，也和日漸提升的環保意識可以掛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