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的守護者：蔡鍔傳（簡體書）

蔡鍔（1882－1916）是中國近代最著名的人物之一，僅34歲的生命創造了至今為人們所敬仰的奇跡。本書用簡明的語言敘述了蔡鍔的一生，突出介紹了蔡鍔在政治、軍事方面的成就和貢獻。傳記體例，老少鹹宜，讀來通暢、趣味，即使對於歷史研究者也不無啟發，比如，本書第一次披露了蔡鍔的真正死因，第一次說明了中國抗日軍事思想淵源于蔡鍔，等等。．

顧則徐，男，1962年生，上海人，1984年畢業於上海師範學院，知名學者、文化評論家。已出版著作：《朱德別傳》（通俗歷史，香港）、《服裝是性的》（人類學，臺灣）。．

《共和的守護者:蔡鍔傳》編輯推薦：蔡鍔，中國近代維新派代表人物，憲政思想的播種機，共和體制的堅決維護者，將現代軍事思想引入中國的第一人，對中國歷史產生了深遠影響的軍事家，他的理念富有現代文明思想，高瞻遠矚，開風氣之先。

流星般的巨星
1916年11月，民國國會和政府決定為不久前相繼去世的黃興、蔡鍔舉行國葬。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舉行的現代意義的國葬。黃興是什么人？黃興是辛亥革命時期在政治上與孫中山齊名的偉大人物，在當時國內普通人的耳朵中甚至比孫中山更著名，去世前的等級是勛一位、陸軍上將，也即當時中國軍人中級別最高的人之一。用今天的話來說，黃興曾經是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之一，為他舉行國葬比較容易理解。與黃興相比，蔡鍔從來沒有成為過全國性的政治領袖，去世前的等級是勛一位、上將銜陸軍中將，也即正式軍銜只是中將，他是去世后才追加為正式上將的，他不是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怎么也會為他舉行國葬呢？
蔡鍔只活到34歲，剛當皇帝、喜歡看面相的袁世凱曾在背后評論說他短壽，果然，在袁世凱說這話不到一年，蔡鍔就去世了。蔡鍔的生命，就如夜空中劃過的一顆流星，非常短暫。但這顆流星卻非常不一般，即使放到中國數千年歷史長河中去看，也極其璀璨耀眼。他是流星，但他更是巨星。清朝末、民國初，中國人才輩出，群星燦爛，所以才能夠創造出亞洲第一個共和國，結束了中國兩千多年的漫長皇朝統治。雖然之后中國由于國際政治、經濟、軍事形勢的一系列變化，以及國內復雜的原因而演變出曲折的歷史，但不管后來如何，中國的共和制度和民族意識已經奠定，中國的歷史發展已經有了一個新的起點。在那樣一個巨星、流星布滿天空的時代，袁世凱說蔡鍔“文武兼資，一時無兩”，也即找不出第二個可以跟蔡鍔比肩的文武全才來，可見蔡鍔之特殊。
護國運動結束之后，李根源去陜西上任當省長，經過北京時拜見替代袁世凱的總統黎元洪。兩人正坐著交談，一個秘書進來給了黎元洪一封電報，黎元洪一看電報，默不作聲，嘩嘩直掉眼淚。黎元洪把電報遞給李根源，李根源一看，電報是報告蔡鍔在日本去世的消息，也立即眼淚直掉起來。兩個人就這樣坐著掉眼淚。李根源禁不住直掉眼淚容易理解，因為他與蔡鍔是老朋友，又曾是蔡鍔的部下和臂膀，彼此有很深的私人交情。但黎元洪跟蔡鍔并沒有一起工作過，也沒有什么私人交往，護國戰爭期間討論誰取代袁世凱當總統時，蔡鍔一開始并不愿意支持黎元洪，而是支持比較有實力和能力的段祺瑞當總統，黎元洪能一看電報而情不自禁痛哭，可見蔡鍔人格魅力之一斑。
著名記者陶菊隱的代表作《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出版于1958年，這是至今關于民國早期通俗歷史著作中最著名的一套書，當時出版一共8冊，流傳和影響十分廣。陶菊隱采用的是春秋筆法，也即對人物一般不進行直接的臧否，而是通過一些似乎中性的用詞和語氣來進行贊揚、否定或批評。在陶菊隱后半生的眼里，民國早期除了孫中山及堅決追隨孫中山的人以外，即使跟孫中山有不同意見的黃興，都是要給予貶抑的。同樣是護國運動的最主要人物，梁啟超在陶菊隱的筆下，似乎是個滿腦子進行投機的政治小丑。但唯獨寫到曾經尖銳批評過孫中山的蔡鍔時，陶菊隱不得不坐正身體，字里行間有肅然起敬的感覺，雖然不特別褒揚，但不敢有絲毫否定。同一個歷史事件，最關鍵的梁啟超和蔡鍔師生兩人，所擁有的立場和進行奮斗的目標基本一致，陶菊隱卻敢臧否梁啟超，而不敢臧否蔡鍔，可見即使在極左的年代，只要略微有尊重史實之心，蔡鍔就依然有著令人不能輕易否定的巨大魅力。
楊度是為袁世凱當皇帝站在前臺最積極鼓吹、活動的人，是籌安會“六君子”之首，袁世凱稱他為“曠代逸才”，當時的名氣在中國幾乎達到了婦孺皆知的程度。楊度自以為天才，只要是跟他不同道的人，什么人都敢罵，孫中山、黃興、梁啟超雖是他的私交老朋友，也都曾被他罵成一無是處。蔡鍔終結了楊度的人生輝煌，令他一下子淪為了小丑。蔡鍔起兵時候給全國的通告，要求給予最嚴厲懲罰的第一人就是楊度，護國運動勝利后黎元洪政府頒布的懲辦通緝帝制禍首令，按照民憤把楊度列在第一，楊度不得不逃到天津躲藏起來。楊度并不服氣，他認為“百世而后，再平是獄”，也即認為自己生不逢時，百世以后，歷史自然會給他公正評價，會知道他鼓動恢復帝制是正確的。楊度這樣一個理應特別痛恨蔡鍔的人，在蔡鍔去世后為蔡鍔寫的挽聯，也還是不得不承認蔡鍔是個“豪杰”，并認為蔡鍔是升天成為了“神”。他說蔡鍔“魂魄異鄉歸，于今豪杰為神，萬里江山皆雨泣”。
在孫中山擔任南京民國臨時大總統期間，蔡鍔與孫中山之間有一些公文電報往來，在袁世凱擔任總統之后，蔡鍔很少提孫中山的名字。在1912年5月25日《致袁世凱及各省都督電》中，蔡鍔對孫中山進行了尖銳批評。他指責：“且聞孫中山先生因邀一己之名，以耗國家之費者，亦至數十萬元。”由于政治上的分歧，孫中山在不擔任臨時大總統后，也很少提蔡鍔的名字，即使在護國運動期間也是如此，但孫中山從來沒有指名批評過蔡鍔。當蔡鍔去世后，孫中山特意送了一副挽聯：“平生慷慨班都護，萬里間關馬伏波。”孫中山用東漢兩位名將班超和馬援比喻蔡鍔，頌揚他的慷慨風格和萬里間關勇氣。可見，孫中山雖然與蔡鍔政見不同，但對蔡鍔作為一名軍人的成就，還是非常佩服和贊賞。
今天中國的軍事愛好者沒有人不知道蔣百里，他的軍事學代表作《國防論》被認為中國現代軍事學最了不起的著作之一。蔣百里與蔡鍔是日本士官學校第三期同學，蔣百里以第一名畢業，蔡鍔以第五名畢業。蔣百里回國后曾擔任過保定陸軍軍官學校校長，民國時期大量著名將領是他學生，是中國公認的軍事家。但很少有人知道，當蔣百里、蔡鍔兩人一起時候，蔣百里只是蔡鍔的追隨者和助手。作為軍事將領，蔣百里不具備蔡鍔的勇毅慷慨品質，蔡鍔說他是個有勇氣自殺、沒有膽量殺人的人。在軍事學上，蔡鍔早于蔣百里成熟，蔣百里著名的抗日持久戰思想實際是來源于蔡鍔。蔣百里對蔡鍔可說是佩服到了五體投地，他在蔡鍔去世后評價說：“其與軍事，蓋天才也。”
蔡鍔去世二十余年后，蔡鍔的老部下朱德已經是聞名世界的紅色軍隊首腦，在中國民間傳說中，紅軍總司令朱德是個神話般的人物。1937年5月，美國女記者尼姆·威爾斯終于得到了采訪傳奇人物朱德的機會，朱德在跟她回顧自己的經歷時說：“在中國，我一向欽佩云南的蔡鍔，他是現代軍事科學早期最優秀的專家。而在政治方面，我一向敬服孫逸仙。”如果仔細分析紅軍時期朱德直接指揮的一系列戰例，與蔡鍔指揮的護國軍入川作戰情況進行對比，就可以發現，雖然朱德已經超越了蔡鍔，但朱德的戰術中吸取了大量蔡鍔的元素。蔡鍔的軍事藝術和思想，通過朱德和蔣百里的發揮，對中國的歷史演變發生了極其重大的作用。但是，對這一問題至今還沒有人進行詳細研究，包括對護國運動本身的研究現在中國學術界也很多流于偏見，因此，蔡鍔對于中國歷史的深遠影響還是個謎。
蔡鍔去世前，康有為說他健康與否“關系中國至大”。蔡鍔去世后，梁啟超悲痛萬狀，說是“天禍中國”，中國失去了“長城”。現在讓我們進入蔡鍔的生命中去，看看生前只是陸軍中將的蔡鍔，為什么會“關系中國至大”？為什么說是中國的“長城”？

序言：流星般的巨星上篇 人生傳奇第一章吾將學萬人敵第二章流血救民吾輩事第三章吾腦質中，有一國魂在第四章人中呂布，馬中赤兔第五章成大事的人要有個修養第六章豐功偉烈，寧獨讓之先賢第七章協力同心，恢復漢室第八章光復之初，極意建設第九章長驅北指，直搗虜廷第十章替國家做些建設事業第十一章為四萬萬人爭人格第十二章往歡迎者，絡繹不絕第十三章賴以支柱者，精神之興奮耳第十四章貫徹始終，方肯罷休第十五章天禍中國，松坡病竟不救第十六章神妙不測蔡鍔的軍事思想與成就（上）第十七章良心血性蔡鍔的軍事思想與成就（中）第十八章與強鄰一相角逐蔡鍔的軍事思想與成就（下）第十九章蔡鍔的傳說中篇 代表作品蔡鍔言論及釋評《曾胡治兵語錄》蔡鍔按語集下篇 紀念評價當時人物對蔡鍔的評價蔡鍔去世後的唁電和挽聯為蔡鍔舉行國葬的文件及祭文參考書目．

第一章 吾將學萬人敵
1882年12月18日，蔡鍔生于湖南省寶慶府邵陽縣親睦鄉蔣家沖（今湖南省邵陽市大祥區蔡鍔鄉蔡鍔村）。蔡鍔原名艮寅，字松坡。他父親蔡正陵原來是個裁縫，也做過小買賣等。蔡鍔母親王氏磨豆腐，做些針線活。蔡鍔5歲時，蔡正陵一家遷居武岡州黃板橋（今邵陽市洞口縣山門鎮）。蔡鍔是長子，上面有個姐姐，下面還有個妹妹，父親蔡正陵有一定文化，開過私塾，蔡鍔6歲時由父親親自啟蒙讀書。之后蔡正陵把蔡鍔送到后來成為他岳父的劉輝閣家的私塾學習，老師叫張介壽。
蔡鍔讀書非常刻苦，13歲就中了秀才，這幾乎是個奇跡，要知道當時很多人刻苦讀了一輩子書，也中不了秀才，只能是白發蒼蒼的廩生，20歲前能中秀才都屬于很聰明、很優秀的人了。這時候，蔡鍔已經被周圍人看作了天才。1897年，15歲的蔡鍔去長沙考舉人，沒能考上，正好湖南名人、翰林院庶吉士熊希齡領銜的時務學堂開辦，蔡鍔以第三名的成績考進了在長沙小東街、以后對中國產生巨大影響的時務學堂，分在第一班就讀。時務學堂后來改名為湖南省城大學堂，又與著名的岳麓書院合并為湖南高等學堂，1926年正式定名為湖南大學。
蔡鍔身體瘦弱，讀書天才，按照這一成長軌跡，將來似乎應該成為文人，其實不然，蔡鍔的志向是軍事。時務學堂集中的是一批維新知識分子，已經主張維新的熊希齡擔任提調（也即校長），中文總教習是維新派主要領袖之一梁啟超，中文教習有譚嗣同、唐才常等，宣揚的是維新思想。梁啟超后來回顧戊戌變法時說：“新舊之哄，起于湘而波動于京師。”也即新思想的維新與守舊主義的爭論是從湖南開始的，之后才影響到北京。在時務學堂學生中，時髦的是研究西學，鼓吹維新，但蔡鍔卻沉默寡言，同學所讀的書他都讀，之外則閱讀各種軍事著作。蔡鍔的特立獨行被同學們譏笑，認為他讀的是沒有用的東西，蔡鍔回答他們：“吾將學萬人敵，不僅龂龂于時髦派中討生活。”萬人敵，也即大將軍、作戰。龂龂，即嘮叨不停。蔡鍔的意思是自己要往軍事方面發展，不跟大家那樣整天喊時髦的洋務、維新口號。
由此可見，蔡鍔從一開始就有自己獨立的主見，根據自己的思考立志于向軍事發展。實際上，蔡鍔有異于常人的個性，恰恰是深得諸位老師之心的。熊希齡跟蔡鍔一樣，兒童時候就有神童名聲，他雖然是個文人，卻是軍人世家出身，對軍事有特別研究。中日甲午戰爭后，熊希齡熱血沸騰，認為做文人沒用，上書兩湖總督張之洞投筆從戎，撰寫了中國最早具有現代意義的軍事學著作《軍制篇》，呼吁改革中國軍事。他轉為維新主張，目的之一也是希望中國通過制度改革達到強軍，以抵抗外國侵略。梁啟超雖然不懂軍事，但他卻是個主張中國有武士道傳統、并應該予以發揚的文人。至于譚嗣同、唐才常，雖然名為文人，卻都是性格剛烈、非常好武的人。正因為如此，蔡鍔在這時候，就成為了他們特別器重的一個學生，對他給予了特別的教導和愛護。
1900年蔡鍔第二次去日本時，正式把自己名字蔡艮寅改為蔡鍔，希望梁啟超幫助他進入日本軍事學校學習軍事。梁啟超擔心他身體太瘦弱，受不了軍事訓練，問他：“你是個文弱書生，能經受得起嗎？”蔡鍔回答：“只要先生為我想辦法，能夠去學陸軍，將來不做一個有名軍人，不算先生門生！”隨即，通過梁啟超的幫助，蔡鍔進入成城學校學習。成城學校是日本士官學校的預備學校，畢業后到軍隊實習，合格的人才有機會升入士官學校學習。后來的蔣介石聲稱是畢業于士官學校，其實只是另一所預備學校振武學堂畢業，并沒有升到士官學校。
在日本仙臺騎兵第二聯隊作為入武生實習了幾個月后，蔡鍔于1902年底自費考入了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后來改為官費生，按照該校接受中國學生的屆次，屬于第三期，實際也是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真正比較多數量、大規模訓練中國學生的第一批。
第二章 流血救民吾輩事
蔡鍔1900年第二次去日本后，為什么鐵了心要梁啟超幫他進軍事學校學習軍事呢？根本的原因當然是他本來就是“吾將學萬人敵”，但學“萬人敵”并不一定要如此急迫，完全可以慢慢尋找機會。后來日本對待中國留學生的政策有了大變化，要學習軍事的機會很多。當時，梁啟超在日本辦了份報紙《清議報》，蔡鍔在上面發表了十首《雜感》詩，其中一首有這樣的句子：“流血救民吾輩事，千秋肝膽自輪囷。”發表時間是1900年10月，正是蔡鍔剛到日本不久。從詩句中可以看出，再次到日本后的蔡鍔已經最終下了要“流血救民”的決心，已經不愿意等待，因此才會堅定央求梁啟超。
蔡鍔“流血救民”想法與他的幾個老師有關。
時務學堂開辦之后，以梁啟超、譚嗣同為領袖，很快就在湖南形成強烈的變法呼聲，成為中國變法輿論的中心陣地。到1897年底，全國已經建立主張變法的學會33個，新式學堂17所，出版宣揚變法的報刊19種。到1898年初，整個中國社會的中上層人士已經無不談論變法，變法成了有知識的官僚、書生最時髦的語言。1898年4月，康有為、梁啟超在北京成立了保國會，6月11日光緒皇帝頒布《明定國是詔》，正式宣布實行變法。變法需要人才實行，因此，譚嗣同被召入京，光緒皇帝授予他四品卿銜。但是，8月份譚嗣同到北京時，恰恰也是變法轉入困境的時候。想有所作為的光緒皇帝無論在宗族中還是官僚階層中，都缺乏強勁有力的實力派支持，這些實力派由還沒有接受新觀念、新思想的慈禧太后控制著，對光緒皇帝形成了越來越大的壓力。
譚嗣同是官宦家庭出身，他父親譚繼洵曾任湖南巡撫、湖廣總督，因此特別受重視。1898年9月6日，光緒皇帝召見譚嗣同等，跟他們說：“汝等所欲變者，俱可隨意奏來，我必依從。即我有過失，汝等當面責我，我必速改。”意思是你們要實行什么變法措施盡管提出，我一定會同意的，即使認為我有什么過錯，你們也可以當面批評我，我會改正自己的過錯。對于非常有學問、熟悉歷史的譚嗣同來說，這可是不得了的事情，意味著遇到了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最開明的君主，性格剛烈的譚嗣同決定不惜一切手段幫助光緒皇帝。所以，當聽說慈禧太后將“訓政”時，而康有為企圖用一身武藝的拔貢畢永年刺殺慈禧太后和利用袁世凱的設想又沒有眉目，譚嗣同便冒險找掌握部分新軍的袁世凱，希望袁世凱提前進行兵變。只掌握槍彈被控制的五六千兵力的袁世凱作為軍事將領與譚嗣同不同，向來精明的他必須考慮有足夠勝算才會愿意執行，慈禧太后對他實際早已防備，他并無勝算。不進行兵變就只能投靠慈禧太后，于是，袁世凱隨即向自己的頂頭上司榮祿告密，出賣了譚嗣同和光緒皇帝。慈禧太后得到光緒皇帝有兵變想法的消息，馬上于9月21日改訓政為政變，軟禁光緒皇帝，抓捕維新人士。
梁啟超要譚嗣同一起逃跑，譚嗣同把自己的文稿、信箋交給梁啟超，只是要梁啟超逃到日本去，他說：“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召后起。”意思是沒有逃跑的人活下來，中國就沒有將來；如果沒有接受死亡的人，對后人就不能起到號召的作用。對日本使館派來幫他逃跑的人，譚嗣同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意思是各個國家實行變法都要流血才能成功，中國到現在還沒有為了變法而流血犧牲的，所以中國才不昌盛，我就做第一個流血犧牲的人吧。9月24日，譚嗣同在瀏陽會館接受逮捕，9月28日與康廣仁、林旭、楊深秀、楊銳、劉光第一起就義，史稱“戊戌六君子”。譚嗣同在監獄中時，在墻上寫了一首詩，其中兩句成為了名句：“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在刑場上，當時劊子手按照傳統允許死刑犯在被砍頭前，向圍觀的人群叫一聲“二十年后又是條好漢”之類話，譚嗣同則叫道：“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譚嗣同壯烈就義的事跡傳回時務學堂，引起了師生的巨大震動，對蔡鍔也產生了很大的刺激。譚嗣同的“請自嗣同始”想法，并不是臨時起意，而是他一貫的思維。他在教育學生時候，就強調“我不病，誰當病者！”譚嗣同的代表著作《仁學》是從哲學角度闡述維新思想，因此可見他的言行并不是頭腦興奮的一時之勇，而是有著深刻的哲學思考的。“請自嗣同始”和“我不病，誰當病者”，基本意思都是“我不去犧牲，誰去犧牲”，換一句話就是古希臘哲學、基督教、佛教中都具有的“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精神。譚嗣同這一精神深刻地植入了蔡鍔的靈魂中，后來蔡鍔討論軍事問題時，特別強調軍人要有“大勇”、“良心”、“血性”。在蔡鍔與梁啟超計劃進行護國戰爭時，他與梁啟超約定：“事之不濟，吾儕死之，決不亡命。”意思是如果護國反袁失敗，他跟梁啟超就要像譚嗣同一樣接受死亡，絕不逃跑活命。實際上，如果護國反袁失敗，在外圍活動的梁啟超并不一定存在“吾儕死之，決不亡命”的問題，在戰場上的蔡鍔則一定存在“吾儕死之，決不亡命”問題，因此，與其說這是兩個人的約定，不如說是蔡鍔對自己個人的要求。蔡鍔的這一“吾儕死之，決不亡命”與譚嗣同的“請自嗣同始”，在精神上完全是一回事，蔡鍔在精神品格上繼承了老師譚嗣同，他們都達到了東西方哲學所共有的“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高尚境界。
蔡鍔10歲去應縣試時，遇到了一個叫樊錐的人。清朝時候，縣試由考生所在縣縣官主持，通過了稱為廩生，取得廩生資格才可以參加由知府主持的府試。府試是院試的初試，通過府試后參加由省里主管考試的官員主持的院試，考取后稱為生員，也就是通常所說的秀才，也稱茂才、相公，獲得了秀才便算是獲得了功名，也即相當于今天國家正式承認的高中、中專一級的文憑，清朝時候讀書人少，文盲是大多數，能獲得秀才就是很了不起事情了，國家要給予一系列待遇。有了秀才資格，才可以去省城參加三年一次的鄉試，也稱章試，如果考上，那就是中舉，就更加不得了，國家不僅要給予優裕的待遇，而且也歸入了做縣官的人才庫。可見，縣試是獲取功名的第一步。蔡鍔10歲就參加縣試，年齡是特別小的，因而在一個縣里很顯眼。朱德年輕時讀了整整13年的書，19歲時候才參加縣試中了秀才，可見蔡鍔參加縣試之早。樊錐生于1872年，比蔡鍔大十歲，當時是縣里官辦學校的學生，稱為“縣學諸生”。樊錐是個窮人，他看蔡鍔父親更窮，但特別喜歡聰明的蔡鍔，就提出以后由他來教蔡鍔，把蔡鍔當兒子一樣對待，負責蔡鍔以后求學的費用。這是第一個決定蔡鍔人生道路的老師。
樊錐是個狂放不羈的青年，接受新思想，被周圍人看作是怪人。他對蔡鍔最重要的一個影響，是教育了蔡鍔不要考慮獲取功名，要學習對國家真正有用的知識。把15歲的蔡鍔帶到長沙考舉人，沒有考上后讓他考時務學堂，這都是樊錐幫助決定的。當時樊錐已經是湖南有名的維新分子之一，思想新潮，與熊希齡、譚嗣同等人發起組織湖南不纏足會。這樣，樊錐就把蔡鍔帶入了主張變法的維新分子圈子，使蔡鍔有了一個全新的人生。后來，樊錐又把蔡鍔帶到了日本，跟蔡鍔一起進入成城學校學習軍事，但騎馬摔傷，只能退出，改學了法政。
戊戌變法失敗后，朝廷抓捕維新分子，樊錐帶著蔡鍔、石陶鈞跑到武漢。狂人樊錐拜謁兩江總督劉坤一，慷慨激昂，劉坤一馬上寫了封給袁世凱的信，讓樊錐離開去見袁世凱。樊錐讓蔡鍔去上海等待，自己帶著信北上，見了袁世凱還是慷慨激昂，嚇得袁世凱唯恐惹禍，給了他一筆錢讓他離開。樊錐帶著錢跑到上海，這時蔡鍔等十幾個時務學堂的學生已經聚集一起，并跟逃到日本的梁啟超聯系上了，于是在1899年7月，樊錐帶著他們去了日本。從此，蔡鍔開始了他獨立的人生。
史學界有些人在敘述辛亥革命時，習慣于把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派跟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維新派作簡單的對立，把革命跟暴力革命等同起來，然后把暴力革命的專利完全歸屬于革命派，這是不符合史實的。其實，維新分子中本來就有著很多性格剛烈并且好武的人物，而且康有為也并不排斥必要時使用暴力，按譚嗣同赴刑時的吶喊就是“有心殺賊”。康有為試圖進行刺殺和兵變，譚嗣同試圖策動袁世凱，正是維新分子最早的暴力嘗試。不僅如此，事實上，第一次舉行大規模起義與清政府進行對抗的運動，也是由剛剛經歷戊戌變法失敗的維新分子為主導的。戊戌變法失敗后，康有為明確了武裝勤王的想法，試圖通過暴力推翻慈禧太后的統治，建立君主立憲制度，這種武裝立憲的本質正是暴力革命。梁啟超后來回憶說：蔡鍔等十幾個時務學堂學生在戊戌變法失敗后跑到日本，“我和我一位在時務學堂同事的朋友唐才常先生，帶著他們十幾個人，租一間兩丈來寬一樓一底的房子同住著。我們又一塊做學問，做了差不多一年。我們那時候天天摩拳擦掌要革命，唐才常便帶著他們去實行。”可見，革命并不是孫中山革命派的專利，區別只是康有為、梁啟超并不是把革命當作公開的天天喊的口號而已。時務學堂的唐才常跑到日本之后，與康有為、梁啟超進行了商量，然后在上海組織了正氣會、富有山堂等，廣泛聯絡會黨，組織起了總部在漢口的、參加人數達10萬人的自立軍，唐才常自任總司令。在日本的蔡鍔等原時務學堂學生也基本都參加了自立軍，并回國參加起義。由于缺乏經驗和海外資金沒有及時到達等原因，1900年7月28日，漢口自立軍總機關被張之洞破獲，唐才常等人于次日即被殺，失去指揮的已發動起義的自立軍很快被剿滅。自立軍的起義雖然也得到孫中山革命派的支持和參與，但主導這次暴力革命行動的是以唐才常為代表的維新派分子。
這次失敗的起義進一步促使蔡鍔形成了“流血救民吾輩事”的志向。回到國內的蔡鍔找到唐才常，唐才常讓他到在湖南的清軍統領黃忠浩那里去，黃忠浩由于形勢變化判斷必然失敗，沒有起兵響應，堅決把蔡鍔留在身邊，這樣，蔡鍔也就逃過一劫，但是，蔡鍔的很多同學則犧牲了。唐才常被捕后跟審問他的、后來在抗日戰爭初期成為大漢奸的鄭孝胥說：“此才常所為，勤王事，酬死友，今請速殺！”意思是：這是我一個人的事情，跟別人無關，我的目的是為了勤王，為好友譚嗣同等人報仇，請馬上把我殺掉。純粹文人唐才常與一身武功的譚嗣同都視死如歸，這對蔡鍔的激勵是很大的。正是從這時起，他更名為了“鍔”，意思是鋒利的劍刃。顯然，面對失敗的鮮血，年僅18歲的蔡鍔立志要學好軍事，“流血救民吾輩事”，但他不僅準備流血，更準備要獲取勝利。
第三章 吾腦質中，有一國魂在
中日甲午戰爭后，被打敗的中國對日本態度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改變，從自以為老大帝國改變為承認自己落后，由于日本比歐美距離近，交通方便，費用便宜，文化接近，因此，清政府在1896年便派遣了第一批13名留學生到日本，開啟了中國學生到日本的留學歷史。不過，最初兩三年的留日學生數量總體來說很少，其中后來比較有成就的人有唐寶鍔、戢翼翚等。
人數開始比較多起來，是在1897年戊戌變法失敗之后，一是一批維新分子流亡去了日本后留學，蔡鍔就在這批人當中；二是鎮壓變法后以張之洞為代表的洋務派官僚不愿意因此倒退，反而進一步推動留學。1899年，中國在日留學生有一百多名。義和團運動是一個更重要的轉折，慈禧太后終于腦子開始有點清醒了，意識到依靠蒙昧的義和拳是沒有出路的，開始逐步轉向接受新事物，從而使留日學生進入高速增長期。1901年中國留日學生280名左右，1902年又翻了一倍，21歲的魯迅就是在1902年到日本留學的。僅僅到了1906年，中國通過各種渠道留日的在日學生總數達到了最高峰，當時由日本人估計的最少數字有12000人，最多說是超過了2萬人。在這個日益龐大而混亂的留日學生群體中，蔡鍔雖然年齡不大，但在中國人非常講究輩分、資歷的年代里，已經屬于老前輩了。
中華民族是世界上最聰明的民族之一，但在國內時思想被限制，一旦到了國外沒有了拘束，便會發揮出驚人的智慧。留日學生中雖然很多混日子的人，一些人只知道酗酒、賭博、嫖娼，引起日本當地人厭惡，報紙輿論也經常提出尖銳批評，但畢竟優秀分子是真正的主流。這些優秀分子張開了思想的翅膀，一方面磨練著體魄，一方面如饑似渴地汲取著各種知識，進行著嚴肅的思考和討論。正是這批留學日本的優秀分子，后來改變了中國的歷史，蔡鍔就是其中之一。
有這樣一些直接因素導致了中國自春秋戰國百家爭鳴的輝煌后，在日本的中國人群體中再次出現了百家爭鳴的輝煌。
第一，中國人兩千多年來第一次沒有了權力的強制干預。雖然清朝政府安排了監視、監督人員，但畢竟是在日本，無法真正對異端采取人身強制措施。因為對于日本來說是外國人，所以日本政府也不會管得太具體。這樣，在日中國人群體成了兩不管的自由人。
第二，擁有豐富的圖書、報刊資源。由于日本早在18世紀就興起蘭學（18—19世紀日本為了掌握西方科學技術，曾經努力學習荷蘭語文，當時他們把西方科學技術統稱為蘭學，即日本鎖國時代通過荷蘭傳入的西方科學文化知識），翻譯、積累了大量西方著作，在日本的中國人也為了賺稿費解決生活費用從日文、西洋文翻譯了大量著作，這樣就等于為中國人提供了短期內學習世界各種知識的捷徑。這也正是張之洞竭力推動赴日留學的原因之一。
第三，由于文化上的接近性和歷史的淵源，在日中國人中則有著康有為、梁啟超、章炳麟、孫中山、黃興等中國頂級的學問家、思想家和政治活動家，日本很多民間人士有著接近、幫助中國人的熱情，更愿意跟中國優秀人士交朋友，互相學習，互相參與公開的和非公開的活動并進行合作。
第四，雖然日本在甲午戰爭打敗了中國，但當時日本政府全面侵略中國的主張還遠沒有占主流，政府同時也有著試圖幫助中國進行改革，希望中國強大起來，實現中日聯合對抗白人勢力的想法。這樣，日本政府就比較能夠包容在日中國人中的各種異端分子和思想，并愿意積極培養中國各方面人才。
第五，康有為、梁啟超流亡日本后，師生兩人思想逐步開始分化，作為老師的康有為仍然堅持維新主張，作為弟子的梁啟超則把重點放到了立憲上。雖然康有為不久離開日本，但孫中山、康有為、梁啟超之間發生了直接或間接的交往、溝通，這樣，最主要的改造中國的主張就發生直接大碰撞，這種碰撞所導致的思想交鋒和解放，是之前中國從來沒有過的。
第六，日本在明治維新后已經形成了成熟的基本國策，而在日本的中國人則正在尋求實現祖國進步的方向，正處于痛苦而意氣風發的時候，因此，從西方引進的各種主義，對中國人產生的沖擊力遠遠超過日本人，而且，中國人不僅要跟日本人一樣思考東西方文化、古代現代文化的差異，更要掂量中日差距的各種因素。
總之，中國的思想解放運動實際并不是到了后來五四時期才發生，而是早已經在日本的中國人群體中發生了，五四新文化運動其實是之后的又一個高潮。如果仔細對比五四新文化運動跟之前在日中國人群體的思潮，就可以發現，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各種主要元素，早在世紀初的在日中國人群體中已經具備了。
認識了以上道理，就可以認識到蔡鍔是在日本的中國人群體思想解放運動中，一個重要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是中國強國強民潮流的重要開創者，所產生的影響極其深遠。這個思潮是什么呢？1902年2月，蔡鍔在梁啟超主辦的《新民叢報》上發表《軍國民篇》。蔡鍔首先認為中國處于極其病弱的狀態，解決這一狀態的出路是必須實現軍國民主義。然后，蔡鍔從教育、學派、文學、風俗、體魄、武器、音樂、國勢八個方面對中國進行了批判，同時分別從這八個方面提出只有實行軍國民主義才能夠給予扭轉。對于什么是軍國民主義，蔡鍔強調了軍事，并認為關鍵在于要“先陶冶國魂”。蔡鍔認為，武士道就是日本的“大和魂”。對于中國魂，蔡鍔說：“欲于四千年漢族歷史中，搜索一吾種絕無僅有之特色，以認為吾族國魂，蓋杳乎其不可得矣！”也就是說，蔡鍔認為國魂應該是民族獨有的精神，而中國則并沒有這樣一種精神。既然中國沒有國魂，因此，蔡鍔感嘆：“吁！執筆至此，吾汗顏矣！然吾腦質中，有一國魂在。”腦質，即腦髓。蔡鍔這一感嘆，意思是中國沒有國魂，但在他腦子里有著一個國魂。
蔡鍔發表《軍國民篇》后，當時已經成為他至交的蔣百里在自己主辦的《浙江潮》雜志發表《軍國民教育》，又發表《國魂篇》。蔣百里文章的主旨，是如何通過教育培養中國的軍國民和國魂。一個叫河邊五郎的日本人把《軍國民篇》、《軍國民教育》兩篇長文合編在一起，名為《軍事篇》，印行了七次，銷售之好也即意味著影響之大。這一影響有對日本人的，但主要是對在日本的中國人產生了非常大的思想沖擊力。1902年6月，梁啟超在《新民叢報》發表《斯巴達小志》，介紹古希臘時期斯巴達軍事特色的社會狀況。之后魯迅在《浙江潮》發表了也許是他的平生第一篇通過翻譯改作的小說《斯巴達之魂》，與梁啟超一樣提倡尚武精神。
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中，本來就有一些尚武之風，蔡鍔發表《軍國民篇》后則是熱衷起了尚武精神。尚武不僅成了人們的時尚，更成了人們的品格追求，而討論和議論與“武”相關的問題更是成了日常話題，完全形成了一種風尚和思潮。不僅魯迅這樣純粹的瘦弱文人尚武，而且1904年到了日本的秋瑾女士也以尚武為榮。但是，盡管有學問、有思想的高手如云，尚武所包含的意義也極其豐富，蔡鍔《軍國民篇》所試圖表達的思想，集中到尚武這個焦點上竟發生了狹隘化的理解。從《軍國民篇》的行文來看，年僅20歲的蔡鍔這時候還沒有掌握成熟的哲學思維，但他有著天才的思想境界，這種境界則是那些掌握了成熟哲學思維的人所不具備的。
同輩人中，知蔡鍔者莫如同樣具備天才的蔣百里。蔣百里受啟發寫《軍國民教育》、《國魂篇》，便是意識到了蔡鍔的軍國民主義并不只是一個尚武問題。蔡鍔的軍國民主義誠然是來源并受古希臘時代斯巴達影響，也受日本軍國主義啟發，但蔡鍔并不是局限于希望發展國家軍事和武力，他要的是強國也強民，目的則不是為了侵略他國，而是為了抵抗外國侵略。蔡鍔不是要軍國主義，也不是要軍事國家，他要的是強國、強民。在蔡鍔的強國、強民思想之下，他希望的是國家和人民都得到健康發展，強民是強國的基礎和前提。
在蔡鍔平時沉默堅毅的外表底下，始終有著深刻的憂郁。在《軍國民篇》里，蔡鍔希望找到中國的國魂，但他無法找到。“吾腦質中，有一國魂在”，似乎茫然，但卻是一種憂郁中極其堅定的意志，他是要創造出中國的國魂。梁啟超顯然意識到了蔡鍔思想境界中的關節點，但他思考了兩年后，還是不能找到蔡鍔所試圖追求的國魂，只能模仿日本，于1904年撰寫了《中國武士道》一書，試圖證明中國有著更悠久的武士道精神，希望“中國之武士道蘇”，也即要恢復中國的武士道精神。但是，作為最高水平的學問家梁啟超，不會不明白蔡鍔所說的中國魂并不是武士道精神。因此，梁啟超的心境是非常落寞的，他并不能解決自己學生蔡鍔的志向，只能功利地搬來日本武士道以鼓勵爭取做“新民”的中國人。梁啟超在結束全書時寫道：“吾述中國之武士道，起孔子而訖郭解，陰氣森森而來襲余心，吾投筆唏噓而涕交頤。”意思是：我在這本書講述中國的武士道，從春秋末孔子一直列舉到西漢俠士郭解為止，森森的陰氣襲入到我的內心，我放下筆來嘆息，眼淚流滿了我的臉龐。
第四章 人中呂布，馬中赤兔
蔡鍔1902年5月從成城學校結業，然后以士官候補生的身份到日本軍仙臺騎兵第二聯隊實習了四個多月，于年底考進日本陸軍士官學校騎兵科。1904年10月，蔡鍔作為日本士官學校中國學員第三期畢業。所謂第三期，一般稱為日本士官學校第三期，逐漸發生誤解，一些書稀里糊涂以為就是日本士官學校的第三期學員。日本士官學校全稱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前身為創建于1868年的京都兵學校，至1874年根據《陸軍士官學校條例》正式創立，地址在東京兵學寮，直到1945年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敗關閉。1885年第一期學生入學，分步、騎、炮、工四個科，1896年增加后勤專業，1897年即已經有十一期學員，到1945年撤銷時，一共有六十一期日本學員。1898年該校根據清朝政府與日本政府的協議接受中國留學生，也稱中國班或中國學員，1900年12月（日本明治三十三年）正式入學的中國留學生被中國人稱為日本士官學校第一期。日本自己的學員學制為三年，中國學員為一年。第一期中，比如有后來擔任過清朝陸軍部尚書的滿族軍人鐵良，有辛亥革命時著名的革命將領吳祿貞、張紹曾，中國畢業學員按照名冊共40名。第二期于1901年12月（日本明治三十四年）入學，次年11月畢業，共25名，其中有清末禁衛軍頭腦良弼、辛亥革命著名的革命家和將領藍天蔚等。蔡鍔屬于第三期，1902年12月（日本明治三十五年）入學，次年11月畢業。一直到1937年中日全面開戰，日本陸軍士官學校一共為中國培養了29期學員，共1600多名軍事人才。在中國自己的保定軍校、黃埔軍校等軍事學校興起和成熟后，從日本士官學校畢業回國的軍事人才在中國的發展進入衰退期，但早期畢業回國的人，對于中國軍事發展發揮了非常大的作用。
按照名冊，日本士官學校第三期中國學員共有95名，分屬于步、騎、炮、工、輜重五科。后來成為著名人物的人很多，比如步兵科有蔣百里、周道剛、許崇智、曲同豐、胡景伊等，騎兵科有蔡鍔、蔣尊簋等，炮兵科有吳光新、傅良佐等，工兵科有張孝準等，輜重科有楊祖德等。在這批中國留學生中，當時最著名的是蔣百里、蔡鍔、張孝準三人，被稱為“士官三杰”。其實，這只能說是“后三杰”。在前兩期中已經有“士官三杰”的說法，指的是張紹曾、吳祿貞、藍天蔚三人。張紹曾、吳祿貞同屬第一期，藍天蔚是第二期。蔣百里、蔡鍔、張孝準“后三杰”因為蔡鍔、蔣百里的原因而更為后人所熟悉，所以，張紹曾、吳祿貞、藍天蔚“前三杰”就逐步不為人知了。
在各種書中，關于蔣百里、蔡鍔、張孝準“士官三杰”的說法很多，有一點可以肯定，也即無論是“前三杰”還是“后三杰”，原因都是他們的學習成績好，比如，據說“前三杰”中張紹曾畢業時候的成績是第一名。關于蔣百里、蔡鍔、張孝準的考試成績，各種說法共同的都是蔣百里考第一名，區別的是有說蔡鍔考第二名、張孝準考第三名的，有說是蔡鍔考第二名、張孝準考第五名的，有說蔡鍔考第五名的，并且由此而演變出日本人嫉妒他們的各種故事，其實這些說法都沒有什么可靠的依據，只能是姑妄說之、姑妄聽之。當時中國人有一個揚我國威、揚我民族優秀的心理，而且有些留學的人有很嚴重的回國后互相吹捧以提高社會地位的目的，甚至個別人如蔣介石要花錢偽造文憑謀好出路，等等原因，編造、夸大中國留學生在國外成績很平常。1901年第一期畢業時，被歸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總的第十三期，蔡鍔所屬第三期應被歸入總第十五期。日本學員學制基本為三年，中國學員學制為一年，畢業時候很難按照同一個標準進行考核，所以，無論“前三杰”還是“后三杰”，學習成績好是肯定的，但一定要說比幾乎所有日本學員好，只能存疑。此外，大家所學的科目也不同，很難有一個統一的成績排名標準。對于蔡鍔、蔣百里來說，其實畢業時候考試第幾名并不特別重要，畢業時候，河邊五郎把他們兩人寫的文章合編一起的、涉及很多軍事學問題的《軍事篇》已經是軍事學暢銷書，作為同學的日本一般士官生很難與他們比較，根本不能用士官的一般標準衡量他們了。“士官三杰”的名聲畢竟只意味著學習優秀，到底杰出與否還是要決定于回國以后的成就和影響。
民國時候，社會輿論有一個喜歡歸納名號的習慣，比如三杰、六君子、十雄、龍虎豹、南某北某，等等。這種歸納并不一定準確，但大多還是有道理的，至少說明被歸納的人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和影響。比如，中國共產黨早期歷史上有一個“南陳北李”的說法，也即那時候在人們心目中能夠代表中國共產黨的人物，南方是陳獨秀，北方是李大釗。現在一些按照講究具體職務現狀為規則的人懷疑這個說法，認為李大釗從來沒有在黨內擔任過中央主要領導職務，怎么能跟總書記陳獨秀并肩？其實他們不知道，當時黨內的具體職務并不重要，李大釗跟陳獨秀一樣是共產黨的精神領袖，不僅在輿論中他的影響僅次于陳獨秀，而且在共產黨黨內實際工作中，李大釗的話語力量也是僅次于陳獨秀的。正因為李大釗具有如此高的實際地位和影響，所以他才能夠使包括陳獨秀在內的人同意進行國共合作，集體加入國民黨。至于在北方的共產黨組織，除了聽中央的，實際更是聽李大釗的，受李大釗的直接領導。所以，“南陳北李”就是個非常準確的名號。
民國時候有一個“留東四杰”的說法，指的是留學日本士官學校的蔣百里、蔡鍔、張孝準、周家樹。周家樹是湖南寧鄉人，跟蔡鍔一起畢業于第三期騎兵科，他父親是清末時候因為反洋教宣傳把耶穌稱為“豬精”，把天主教稱作“天豬教”而非常有名的周振漢。周家樹辛亥革命時作為炮隊營管帶參加湖南起義，革命后授陸軍少將加中將銜，后來則沒有多少名聲和成就。所以，“留東四杰”更只是湖南人的自夸說法，沒有什么影響。比較有影響的是蔣百里、蔡鍔、張孝準“士官三杰”名號，也稱為“中國士官三杰”，這并不是日本人喊出來的，而是中國人喊出來的。他們回國以后，隨著三人經歷和成就的影響變化，輿論評價便發生相應的變化。
蔣百里，民國時候以原名蔣方震為人所熟知，他出生于1882年，跟蔡鍔同年。蔣百里是浙江海寧人，出身于書香門第，但由于父親蔣世一較早去世，童年比較清苦。蔣百里悟性很高，16歲中秀才，1900年到浙江大學前身求是學院學習。唐才常自立軍起義對蔣百里影響很大，1901年他到日本后決心學習軍事，進入成城學校受訓。蔣百里是最早組織旅日留學生同鄉會的留學生之一，并開辦了以同鄉寫稿為特點的《浙江潮》雜志，在留學生中建立起一定的影響力，并與湖南人蔡鍔結成摯友，影響了他的一生。1906年回國后，蔣百里在遼寧盛京將軍趙爾巽處任督辦公所總參議，1907年去德國實習軍事，在德軍第七軍擔任過排長、見習連長。1910年回國后，蔣百里在學長良弼負責的禁衛軍擔任管帶（相當于營長），不久又去東三省總督的趙爾巽手下任督辦公所總參議，被授二品頂戴，辛亥革命時怕被當地實力派巡防營統領張作霖殺害，逃回浙江，任老同學浙江都督蔣尊簋的參謀長。不久蔣尊簋被倒向袁世凱的老部下朱瑞趕走，蔣百里再次北上去北京。1912年底由他老師蔭昌推薦，被袁世凱任命為新開辦的保定陸軍軍官學校校長，擔任半年多后，于1913年6月18日清早，為了申請經費不順利而當著2000多名師生的面開槍自殺。沒有死成后，蔣百里在袁世凱的公府軍事處掛名任每個月領300元薪水的參議，蔡鍔到北京后追隨蔡鍔。
蔡鍔在1904年回國，在江西巡撫夏之時手下的續備左軍隨營學堂和材官學堂擔任了幾個監督，然后再去日本，1905年蔡鍔回湖南被湖南巡撫端方聘為湖南教練處幫辦，并兼武備、兵目兩個學堂教官。1905年8月，廣西巡撫李經羲把蔡鍔請去，任廣西新軍總參謀官兼總教練官及隨營學堂總理官，之后又兼任巡撫部院總參謀官和廣西測繪學堂堂長。1907年又創辦廣西陸軍小學兼總辦，并兼任廣西兵備處總辦。1908年任廣西新練常備軍第一標標統（相當于團長），次年又任廣西龍州講武堂總辦等。1910年夏，蔡鍔升任廣西混成協協統（相當于師長，混成協與普通協不同，普通協協統相當于旅長），并兼學兵營營長。李經羲去云南任總督后，蔡鍔于1911年去云南任新軍第十九鎮第三十七協協統（相當于旅長），10月30日被推舉為總指揮，領導云南重九起義。起義勝利后，云南成立大中華云南軍都督府，蔡鍔任都督。1913年10月，蔡鍔赴北京任陸軍部編譯處副總裁，之后還擔任政治會議議員、參政院參議、陸海軍大元帥統帥辦事處辦事員等職，被袁世凱加“昭威將軍”名號。實際上，袁世凱一開始是想依靠蔡鍔的才能，取代段祺瑞任陸軍總長改造北洋軍，并任總理，后來因為懷疑蔡鍔不能對他個人忠誠和激怒北洋軍人，才沒有這樣做。
張孝準比蔣百里、蔡鍔大一歲，1881年生，湖南長沙縣人，父親張植之曾任岳陽郵電局長。日本士官學校畢業回國后，張孝準到東三省總督徐世昌手下謀職，之后被徐世昌保送到德國柏林大學留學了四年。1911年回國后，于1912年任黃興南京留守府軍務廳廳長。留守府解散后，1913年2月到湖南任都督譚延闿的軍事廳廳長，結果因為急于想改革，激起巡防部隊圍攻總督府，只好辭職。之后追隨黃興，參加孫中山的二次革命，失敗流亡海外。直到1915年10月蔡鍔與黃興聯絡后，由黃興安排張孝準到蔡鍔身邊，擔任蔡鍔逃出北京的助手之一，并做蔡、黃之間的聯絡人。
由以上三人的經歷可見，無論是蔣百里還是張孝準，從日本回國時都比蔡鍔起步順利，發展起點很高，但他們都不具有蔡鍔的堅毅、冷靜和沉穩。蔣百里身為保定陸軍軍官學校校長，僅僅因為經費困難而自殺，只是匹夫之勇，不是做大事業的人所為。蔡鍔開始策劃離開北京南下護國時，跟蔣百里一說要反袁世凱，蔣百里就“啊，啊”著倒在了沙發上，之后蔡鍔不再愿意跟他深入商量了。蔡鍔并不是懷疑他的忠誠，而是認為他做不了大事，蔡鍔跟黃興派到北京協助蔡鍔的學習軍事出身的李華英說，蔣百里是“勇于自殺，而不能殺人”。張孝準擔任湖南軍事廳廳長，急于改革而導致兵變，從而失去發展基礎，實在是失之于急躁。由于張孝準流亡，也就在國內的影響力比較小。因此，在人們稱呼畢業于日本士官學校的人的另一個名號“南方三杰”中，張孝準雖然同為南方人，卻不能被排上了。“南方三杰”是指蔣百里、蔡鍔、蔣尊簋。
蔣尊簋與蔣百里、蔡鍔同年齡，也是1882年生，浙江諸暨人，出身于書香門第。與蔣百里一樣，蔣尊簋早年在杭州求是書院學習，1900年官費去日本留學。在日本，章炳麟贊賞蔣尊簋與蔣百里：“浙之二蔣，傾國傾城。”蔣尊簋與蔡鍔同為日本士官學校第三期騎兵科畢業。1904年蔣尊簋加入光復會和同盟會，并擔任同盟會宣傳部長。從日本回國后，蔣尊簋曾任浙江督練公所教練處幫辦、浙江講武學堂總辦、新兵第二標標統（相當于團長），并開辦浙江弁目學堂等，為浙江發展陸軍和辛亥革命光復浙江奠定基礎。1907年7月革命黨徐錫麟安慶起義失敗，作為同志的蔣尊簋不得不辭職，然后去廣西與蔡鍔做同事，任兵備、參謀、教練三處會辦，又擔任過陸軍小學堂總辦，廣西參謀處總辦，曾到廣東任混成協協統。1911年辛亥革命時，蔣尊簋任廣東都督府軍事部長并代理廣東都督，1912年初回浙江任都督兼民政長，半年后被朱瑞趕走出國。1914年后任袁世凱總統府高等顧問、約法會議議員、參政院參政、將軍府宣威將軍兼檢閱使總監等職務。蔡鍔南下討袁后，蔣尊簋也離開北京南下聲援蔡鍔。蔣尊簋是孫中山革命派最重要的軍事人才之一，名義上取得的地位跟蔡鍔同等，只是由于其激進的革命立場而導致顛沛，人生才不很順利，所獲取的成就也不如蔡鍔，后來因為與獲得北伐勝利的蔣介石沖突而信仰起了佛教。
顯然，無論是在“中國士官三杰”中，還是在“南方三杰”中，蔡鍔都是突出的一個。這一點可以從另一個名號上體現出來。辛亥革命時，中國有一個“北吳南蔡”的名號，北吳是指在北方活動的吳祿貞，南蔡是指在南方活動的蔡鍔。吳祿貞，1880年生，比蔡鍔大兩歲，湖北云夢縣人，清貧的秀才家庭出身。吳祿貞個子瘦小，但好武，1897年考入湖北武備學堂，而且十分優秀，所以，湖廣總督張之洞挑選去日本士官學校第一期培養的軍事人才時候被選上。吳祿貞在日本士官學校學的是騎兵科，后來跟張紹曾、藍天蔚被稱為“士官三杰”。 吳祿貞與蔡鍔的少言寡語相反，性格豪邁，口才出眾，爭強好勝，揮金如土。士官學校第一、二期中有不少滿族人，與當時漢人基本出身平民家庭不同，這些滿族學生則基本是貴族出身，負有回國后控制軍權的責任。善于江湖一套的吳祿貞結交了良弼等滿族子弟，為他以后回國發展打下了人脈關系，但他實際卻是個要堅定推翻清政府的革命者，已經參加過唐才常自立軍起義。1902年吳祿貞回國擔任了近兩年普通中學教師后，回國高升了的良弼把他邀請到北京。從此，吳祿貞真正開始走上軍政道路，擔任過練兵處軍學司訓練科馬隊監督、考察新疆軍事的欽差、東三省總督徐世昌的軍事參議、延吉邊務幫辦、延吉邊務督辦、陸軍協都統等職務，辛亥革命前擔任第六鎮統制（相當于師長）。辛亥革命時，清朝最精銳的新軍為直屬陸軍部調遣的第一至第六鎮，這是清朝政府的看家本錢。如果吳祿貞能徹底控制第六鎮的話，辛亥革命的歷史就完全不同了，他就能實現直搗北京的目標，孫中山的革命主張從一開始就能實現，但第十一協協統李純是袁世凱親信，吳祿貞只能有限度地控制吳鴻昌為協統的第十二協。吳祿貞試圖將十一、十二協調集一起，并跟第二十鎮統制、老同學張紹曾合作，聚集兵力突然進攻北京。清朝陸軍部已經察覺吳祿貞有嚴重問題，但無可奈何。迫于革命形勢的清廷不得不起用袁世凱，由于新軍第一至六鎮的將領原來基本是袁世凱的親信，袁世凱的出山就使吳祿貞更難掌握部隊。1911年11月17日凌晨，袁世凱花2萬元買通的吳祿貞衛隊長馬步周帶領一批軍官突然發動兵變，將吳祿貞殺死并割下頭顱。吳祿貞以一個革命黨人而能進入北洋核心軍事力量中掌握主要的作戰部隊之一，膽略確實非常人可比，他敢于使用各種手段，但導致他功虧一簣的根由也在這上面，他曾長期嚴重侮辱衛隊長馬步周，不吝嗇給予金錢，卻不知道傷害了他人格，表面的忠誠下埋藏著深刻的仇恨。蔡鍔則不同，跟部下相處從來不走酒色財氣路子。從這點來說，穩健的南蔡要比豪邁的北吳遠為優秀。
當時廣西陸軍小學第三期的學員李宗仁在晚年寫回憶錄時候，還依然記得校長蔡鍔的英姿：“全校有新式樓房十余幢，另有禮堂一所。學生的宿舍和課堂分建在大操場的兩側，學堂辦公廳和禮堂則建于操場的兩端，十分莊嚴寬敞。當時校方的教官和各部門主持人，多半是新自日本士官學校畢業回國的留學生。他們都穿著非常整潔鮮明、繡有金色花紋的藍呢制服。足上穿著長筒皮靴，光可鑒人。腰間更掛著一柄明亮的指揮刀，在校內走動時，這柄刀總是拖在地上。因而他們走起路來，刀聲靴聲，鏗鏘悅耳，威風凜凜，使我們剛自鄉下出來的農家子弟看到了真是羨慕萬分。我們的總辦蔡鍔將軍有時來校視察，我們對他更是敬若神明。蔡氏那時不過30歲左右，可稱文武雙全，儀表堂堂。他騎馬時，不一定自馬的側面攀鞍而上。他常喜歡用皮鞭向馬身一揚，當馬跑出十數步時，蔡氏始從馬后飛步追上，兩腳在地上一蹬，兩手向前按著馬臀，一縱而上。這匹昂首大馬，看來已夠威風，而蔡氏縱身而上的輕松矯捷，尤足驚人。我們當時仰看馬上的蔡將軍，真有‘人中呂布，馬中赤兔’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