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61)（簡體書）

《比較61》是為讀者提供的一個有關比較制度分析的學術性平臺。《比較61》站在理論前沿，根據中國經濟改革中遇到的重大問題，有選擇地介紹別國的經驗和教訓、轉軌經濟的理論和實踐，以及比較研究領域的發展，同時，有針對性地介紹國內外學術理論界對中國經濟改革的方案設計、政策建議和評論。本書是《比較61》，內含：轉軌經濟、前沿、比較制度分析、海外特稿、法和經濟學、金融論壇6個欄目。．

保羅克魯格曼，一個天才式的人物，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教授、暢銷書作者、專欄作家。克魯格曼是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派代表，主要研究領域包括國際貿易、國際金融、貨幣危機與匯率理論。1991年，他成為麻省理工學院經濟系獲得克拉克經濟學獎的第五人。1994年成功預言亞洲金融危機，2008年獨享諾貝爾經濟學獎。克魯格曼的文筆清晰流暢，深入淺出，不僅是專業研究人員的必讀之物，更是普通大眾的良師益友。在公眾的眼中，他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大眾經濟學家，被譽為自凱恩斯以降，文章寫得最好的經濟學家。主要作品有《現在終結蕭條！》、《一個自由主義者的良知》、《蕭條經濟學的回歸》、《兜售繁榮》。．

《比較(第61輯)》結構嚴謹，內容新穎，注重理論闡述與實踐操作的結合、藝術創意與表現技法的結合，有較強的科學性、實用性。

積極地、審慎地探索和創造欲速則不達：如何應對潛在增長率的降低轉軌經濟尋租、層級制和集權：蘇聯迅速崩潰的原因及其對市場經濟的啟示前沿美國的昨天，歐洲的今天比較制度分析用系統方法解析文明的經濟軌跡海外特稿印度經濟的崛起：財政、貨幣和其他政策挑戰生育率的歷史性轉變：給經濟學家的指導法和經濟學彼時今日：伯利教授與不可預測的股東金融論壇影子銀行與金融不穩定．

四、挖掘新的增長源泉
綜上所述，在經濟發展階段變化并導致潛在增長率下降的情況下，人為追求超越潛在增長率的高速度，是不恰當的政策選擇，在許多情形下會傷害長期可持續性，造成欲速不達的結果。因此，對于經濟政策決定者來說，認識到潛在增長率的約束性是必要的。然而，潛在增長率卻是可以改變的。通過挖掘相關生產要素特別是勞動力供給潛力，以及提高要素生產率和全要素生產率，可以提高潛在增長率，從而允許經濟增長實現更高的速度。對于中國經濟來說，現實中的確存在著諸多機會窗口，可以通過改革達到提高潛在增長率的目標。目前，人們作出中國潛在增長率下降的預測，主要基于勞動力供給的變化趨勢。也就是說，隨著勞動年齡人口數量開始減少，不僅勞動力供給本身制約經濟增長速度，而且更重要的是，勞動力短缺意味著長期以來資本報酬不會遞減的經濟增長條件發生了變化。因此，如果勞動力供給潛力可以得到進一步的開發，同時人力資本得到顯著提升，不僅有助于消除要素瓶頸，還有利于緩解資本報酬遞減現象。
此外，隨著中國經濟呈現出越來越多的新古典增長特征，長期可持續增長，歸根結底需要從要素投入驅動轉變到全要素生產率驅動的軌道上來。因此，探索如何改善全要素生產率，是提高潛在增長率的重要途徑。
首先，農村勞動力的轉移潛力仍然巨大。一般來說，在勞動力成為經濟增長制約要素之后，提高勞動參與率可以產生提高潛在增長率的效果（陸旸，2012）。對于中國未來5～10年的時間來說，進一步推動農村勞動力向城市非農產業的轉移，穩定其勞動力供給，是提高勞動參與率的中國特色道路。2010年，中國城市化率達到49.95％，但是，具有非農業戶口的人口比重僅為34.17％。兩個比例之間的差別主要是那些進入城市務工經商超過6個月的農村轉移勞動力。
農民工身在東部城市打工，而戶籍仍落在中西部農村這種狀況，意味著按照現行戶籍制度，他們不能長期穩定地在打工地區生活及至養老。因此，通常在年紀偏大之后就會返鄉務農，導致務農勞動力或者農業剩余勞動力主要由40歲以上農民構成。
被統計為城市常住人口卻未能獲得城市戶口的狀況，不僅降低了城市公共服務的均等水平，也導致這部分重要勞動力來源的供給不穩定。因此，以農民工市民化為主要內容的戶籍制度改革，并配合以勞動密集型產業從沿海地區向中西部地區的轉移，可以消除農村勞動力流動的制度性障礙，擴大其進一步轉移的地理和產業空間，加大勞動力供給總量。
其次，人力資本積累力度要明顯加大。根據中國數據估算，勞動者從第二產業的勞動密集型就業轉向第二產業的資本密集型就業，要求受教育水平提高13年；轉向第三產業技術密集型就業，要求受教育水平提高4.2年。受教育年限的提高需要長期的積累，而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做到的。例如，即使伴隨著義務教育普及率的提高和高等教育的擴大招生，16歲以上人口的受教育年限，在1990～2000年期間僅僅從6.24年增加到7.56年，總共才增加1.32年，2005年為7.88年，5年中只增加了0.3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