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我來說，《西西弗斯的神話》標志著我在《反叛的人》一文中追尋觀點的開始。《反叛的人》試圖剖析謀殺的問題，而本書試圖解析自殺問題。二者同出一轍，分析的過程都沒有借用永恒價值觀，因為在當今的歐洲，這種價值體系可能暫時缺失或被扭曲了。《西西弗斯的神話》的基本論點是：了解生命是否有意義是十分必要的；因此直面自殺問題亦合情合理。而且該問題的答案就隱含在諸種悖論之中，只是后者掩蓋了前者的存在，即：即使一個人并不信仰上帝，他也不應該自尋短見。本書寫于十五年前，正值1940年法國和歐洲歷經災難之際，但本書認為，即使當時受到了虛無主義的種種約束，我們也應找尋道路，走出虛無。在我寫過的所有書中，我一直嘗試著以此為方向探索。盡管《西西弗斯的神話》提出的是各種道德問題，但它的結論對于尚處荒漠之中的我來說，是一種鼓勵我繼續生存并從事創作的邀請。
因此，我認為可能應在哲學思辨之后加入一系列的散文。散文我從未停筆過。因此，盡管相對于我寫的書而言，這些散文顯得有點另類，但它們皆以一種更加詩化的形式例證了從贊同到拒絕這種本質上的波動。在我看來，這種波動界定了藝術家和他艱難的吶喊的界限。我希望美國讀者能夠和我一樣明晰：本書的統一性存在于冷漠與激情交替的反思之中，這是一位藝術家為了尋求他的生活和創作的緣由而放縱的反思。十五年來，我已經走出了書中曾經記載的某幾種境遇，雖然對我來說，我看似依然停留在往昔，但我依然忠實于那些推動境遇改變的迫切需要。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本書為什么是我在美國出版的那些書中最為私密的原因。因此，這本書比其他書更需要得到讀者的寬容和理解。
——阿爾貝·加繆，巴黎，1955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