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文學與文化論叢(第一輯)（簡體書）

《西域文學與文化論叢(第1輯)》以西域文史研究中心升級為自治區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為契機，我們推出兩種論叢的第一輯。此后，我們將以不定期、分專題的方式，匯集中心專職與兼職成員新近發表的研究成果，持續不斷地提供給學界，從而體現我們為歷史時期西域文明的研究、為當代新疆的文化建設所做出的努力。

中古時期吐魯番地區漢文文學的傳播與接受——以吐魯番出土文書為中心
新出吐魯番文獻中的古詩習字殘片研究
唐詩“交河”語匯考論
唐詩三種創作主題與西域器樂關系的流變考釋
高適、岑參與盛唐邊塞詩的人性內涵——《高適岑參詩選評》序
薩都剌絲綢之路相關題材詩歌創作引論
徐步云生平及其西域詩作研究
淺析薩迎阿的新疆詩歌創作
中俄劃界途中嚴金清與易壽崧唱和詩論
新世紀新疆漢語文學文化資源和主題精神
新疆和田約特干出土的陶制小猴彈樂器的形象——以俄藏彼得羅夫斯基收集品為中心
作為典籍符號的圖像敘事——西域石窟壁畫阿阇世王題材再探討
論游牧、定居的分離對西域神話的影響
從“瞎子摸象”故事的流傳看絲綢古道上的文化交流
漢代漢語文在西域的流行——從西域人漢字名字談起
歷史上新疆少數民族與漢族文化互動探討
試論新疆地名中的地域文化因素
新疆漢語方言詞語拾遺
《突厥語大詞典》中詩歌所體現的生命意識
論《突厥語大詞典》中的烏古斯各氏族名稱
關于艾利希爾·納瓦依研究的若干問題
維吾爾族的語言道德
維吾爾文獻中的倫理文化觀及現代意義
維吾爾諺語鏡射出的維吾爾商業文化
新疆蒙古民間信仰歷史尋蹤
蒙古族婚俗之定親習俗考
衛拉特蒙古當代文學的地方特色及其價值
柯爾克孜族民歌——約隆歌
哈薩克族詩人阿拜國籍變更考

三、吐魯番漢文文學的傳播與接受
從以上對吐魯番文書中漢文文學資料作品類型和寫本形態的分析來看，中古時期吐魯番的漢文文學，是與中原地區文學的發展聲氣相應、共同消長的。作為一個遠離文學中心的邊地，這種呼應在文學傳播與接受方面的體現，可以總結出以下特征。
（一）內地移民的傳播
中古時期的吐魯番盆地，是一個漢族移民社會，傳世文獻與出土文書都已經印證了這一事實。《魏書·高昌傳》記錄北魏孝明帝的詔書稱：“彼之田亡庶，是漢魏遺黎，自晉氏不綱，困難播越，成家立國，世積已久。”中原民眾因為動亂而遷徙到河西地區，形成重視儒學的“河西文化”，其間民眾又進而西遷吐魯番盆地，漢代以來史不絕書。即使到唐朝初年，這種移民趨勢也沒有改變，因而成為唐太宗滅高昌國的原因。當吐魯番成為西州之后，唐太宗更是從行政上下達了向西州移民的募詔，充實了這一邊州地區的實力。根據對吐魯番出土文書姓氏的統計，高昌王國時期漢人占吐魯番總人口的比例高達700％～75％。他們普遍對內地故鄉有一種依戀的情結。從吐魯番文書書寫與擁有者的角度來做考察的時候，一個傳播史的角度也就形成。
廣義而言，吐魯番既然是一個移民社會，其依附的文學生產自然都會打上移民傳播的烙印。但是考慮到后面提及的文化制度確立帶來的中古時期吐魯番文學的本地傳承，移民傳播文學仍然有直接和間接的分別。中原移民從內地直接帶來文學的文本，是一個重要的傳播途徑。如前揭《前秦擬占詩》殘本（Dx.11414+Dx.02947），據徐俊考訂，這一擬古詩抄是前秦建元八或九年至十三年之間（372或373—377）的抄本，并推測：“詩的傳鈔地點或許就在前秦都城長安，未必經過輾轉傳鈔，亦即說不是涼州、敦煌、高昌或其他河西地區寫本，而是隨著建元十二年（376）八月前西征前涼的大軍流徙至涼州、高昌，一年之后在當地被剪裁成小張，以作券契文書用紙。”我們雖然無法確知這種移民的身份，但是《前秦擬古詩》代表了當時京城的流行文學風尚直接傳入高昌，移民及其文化傳播的意義對于吐魯番文學的影響不言而喻。
民間通俗文學沒有文化制度的傳承保證，這些文本的出現自然都是由移民傳播帶入吐魯番的。其中有些可能是口耳相傳，如《唐景龍四年（710）卜天壽抄〈十二月新三臺詞〉及諸五言詩》（67TAM363：8／2〈a〉），其中的詩篇錯字連篇，必然是在能夠寫出之前便因易于誦記而在校門之外就傳誦習得了，這些作品被考證在敦煌文書中也有大量文本，應是由東向西隨著移民的腳步進入到吐魯番民眾的日常文化生活中的。
此外，如《禪門十二時》（Ch.1421v〈TIIT2068〉）。、《散花樂》（Ch.3002r〈TIII20.1〉）這類宗教教化的佛曲，在敦煌文書中也大量出現，敦煌文書中的“十二時”抄本達30多個，“散花樂”也有15個以上。所以吐魯番流傳抄本的源流，明顯也是隨著漢地佛教從河西走廊的回傳而由移民帶入高昌的。
（二）文化制度的保障
吐魯番中古時期漢文文學能夠得到傳播和接受，還有一個與內地同步的地方行政制度提供政治的保證。
隨著漢族移民的到來，吐魯番地區從東晉咸和二年（327）高昌置郡開始，便在行政體制上參照中原，與內地政治社會并行發展。沮渠氏的建國，更是沿襲了北涼帶來的河西文化傳統，而保持了“風俗政令與華夏略同”（《隋書·西域傳》）的面貌。因此，中古時期的吐魯番雖然經歷了郡一國一州的政局變化，其間對于中原政治制度不間斷的繼承，卻使得漢文化在吐魯番社會中持續發展。與文學關系最為密切的文化教育制度，也正是因為與中原內地的高度一致，而成為吐魯番民眾社會的組織基礎，保證了漢文文學無所扦格地被繼承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