崖畔上開花（簡體書）

《崖畔上開花》收錄的文章由多個短篇隨筆組成，從各個方面回憶了作者作為知識青年插隊落戶的經歷，以及後知青時代相關人等的境遇。並附有大量速寫作品。．

陳幼民，1951年生於北京。“文革”中畢業於北京第十三中學。1969年赴陝西延安地區延長縣劉家河公社郭家原大隊插隊。1971年底進延安汽車修理廠當工人。1973年考入西安美術學院，畢業後留校任教。1984年調回北京，在中國工人出版社做圖書編輯，後任副總編輯。2011年退休。現為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中國攝影家協會會員、中國藝術家生態文化工作委員會委員。從事繪畫、攝影、文學等方面的創作。．

陳幼民所著的《崖畔上開花》從各個方面回憶了作者作為知識青年插隊落戶的經歷，以及后知青時代相關人等的境遇。文筆不卑不亢，不偏不倚，描寫人物也透露出作者的人文關懷，這一點在眾多同類題材中顯得比較難能可貴。

葉辛
40多年前，中國的大地上發生了一場波瀾壯闊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波瀾壯闊”四個字，不是我特意選用的形容詞，而是當年的習慣說法，廣播里這么說，報紙的通欄大標題里這么寫。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當年還是毛澤東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是培養和造就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百年大計，千年大計，萬年大計。
這一說法，也不是我今天的特意強調，而是天天在我們耳邊一再重復宣傳的話，以至于老知青們今天聚在一起，講起當年的話語，憶起當年的情形，唱起當年的歌，仍然會氣氛熱烈，情緒激烈，有說不完的話。
說“波瀾壯闊”，還因為就是在“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和召喚之下，1600多萬大中城市畢業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奔赴農村，奔赴邊疆，奔赴草原、漁村、山鄉、海島，在大山深處，在戈壁荒原，在兵團、北大荒和西雙版納，開始了這一代人艱辛、平凡而又非凡的人生。
講完這一段話，我還要作一番解釋。首先，我們習慣上講，中國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有1700萬，我為什么用了1600萬這個數字。其實，1700萬這個數字，是國務院知青辦的權威統計，應該沒有錯。但是這個統計，是從1955年有知青下鄉這件事開始算起的。研究中國知青史的中外專家都知道，從1955年到1966年“文革”初始，十多年的時間里，全國有100多萬知青下鄉，全國人民所熟知的一些知青先行者，都在這個階段涌現出來，宣傳開去。而發展到“文革”期問，特別是1968年12月21日夜間，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發表，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掀起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潮。那個年頭，毛主席的話，一句頂一萬句；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且落實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要“不過夜”。于是乎全國城鄉迅疾地行動起來，在隨后的10年時間里，有1600萬知青上山下鄉。而在此之前，知識青年下鄉去，習慣的說法是下鄉上山。我最初到貴州山鄉插隊落戶時，發給我們每個知青點集體戶的那本小小的刊物，刊名也是《下鄉上山》。在大規模的知青下鄉形成波瀾壯闊之勢時，才逐漸規范成“上山下鄉”的統一說法。
我還要說明的是，1700萬知青上山下鄉的數字，是國務院知青辦根據大中城市上山下鄉的實際數字統計的，比較準確。但是這個數字仍然是有爭議的。
為什么呢？
因為國務院知青辦統計的是大中城市上山下鄉知青的數字，沒有統計千百萬回鄉知青的數字。回鄉知青，也被叫作本鄉本土的知青，他們在縣城中學讀書，或者在縣城下面的區、城鎮、公社的中學讀書，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他們讀到初中畢業，照樣可以考高中；他們讀到高中畢業，照樣可以報考全國各地所有的大學，就像今天的情形一樣，不會因為他們畢業于區級中學、縣級中學不允許他們報考北大、清華、復旦、交大、武大、南大。只要成績好，名牌大學照樣錄取他們。但是在上山下鄉“一片紅”的大形勢之下，大中城市的畢業生都要匯入上山下鄉的洪流，本鄉本土的畢業生理所當然地也要回到自己的鄉村里去。他們的回歸對政府和國家來說，比較簡單，就是回到自己出生的村寨上去，回到父母身邊去，那里本來就是他們的家。學校和政府不需要為他們支付安置費，也不需要為他們安排交通，只要對他們說，大學停辦了，你們畢業以后回到鄉村，也像你們的父母一樣參加農業勞動，自食其力。千千萬萬本鄉本土的知青就這樣回到了他們生于斯、長于斯的鄉村里。他們的名字叫“回鄉知青”，也是名副其實的知青。
而大中城市的上山下鄉知青，和他們就不一樣了。他們要離開從小生活的城市，遷出城市戶口，注銷糧油關系，而學校、政府、國家還要負責把他們送到農村這一“廣闊天地”中去。離開城市去往鄉村，要坐火車，要坐長途公共汽車，要坐輪船，像北京、上海、天津、廣州、武漢、長沙的知青，有的往北去到“反修前哨”的黑龍江、內蒙古、新疆，有的往南到海南、西雙版納，路途相當遙遠，所有知青的交通費用，都由國家和政府負擔。而每一個插隊到村莊、寨子里去的知青，還要為他們撥付安置費，下鄉第一年的糧食和生活補貼。所有這一切必須要核對準確，做出計劃和安排，國務院知青辦統計離開大中城市上山下鄉知青的人數，還是有其依據的。
其實我鄭重其事寫下的這一切，每一個回鄉知青當年都是十分明白的。在我插隊落戶的公社里，我就經常遇到縣中、區中畢業的回鄉知青，他們和遠方來的貴陽知青、上海知青的關系也都很好。
但是現在他們有想法了，他們說：我們也是知青呀！回鄉知青怎么就不能算知青呢？不少人覺得他們的想法有道理。于是乎，關于中國知青總人數的說法，又有了新的版本，有的說是2000萬，有的說是2400萬，也有說3000萬的。
看看，對于我們這些過來人來說，一個十分簡單的統計數字，就要結合當年的時代背景、具體政策，費好多筆墨才能講明白。而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中，還有多多少少類似的情形啊，諸如兵團知青、國營農場知青、插隊知青、病退、頂替、老三屆、工農兵大學生，等等等等，對于這些顯而易見的字眼，今天的年輕一代，已經看不甚明白了。我就經常會碰到今天的中學生向我提出的種種問題：憑啥你們上山下鄉一代人要稱“‘老三屆”？比你們早讀書的人還多著呢，他們不是比你們更老嗎？噯，你們怎么那樣笨，讓你們下鄉，你們完全可以不去啊，還非要爭著去，那是你們活該……
有的問題我還能解答，有的問題我除了苦笑，一時間都無從答起。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武漢大學出版社推出反映知青生活的“黃土地之歌”、“紅土地之歌”和“黑土地之歌”系列作品這一大型項目，實在是一件大好事。既利于經歷過那一時代的知青們回顧以往，理清脈絡；又利于今天的年輕一代，懂得和理解他們的上一代人經歷了一段什么樣的歲月；還給歷史留下了一份真切的記憶。
對于知青來說，無論你當年下放在哪個地方，無論你在鄉間待過多長時間，無論你如今是取得了很大業績還是默默無聞，從那一時期起，我們就有了一個共同的稱呼：知青。這是時代給我們留下的抹不去的印記。
歷史的巨輪帶著我們來到了2012年，轉眼間，距離那段已逝的歲月已40多年了。40多年啊，遺憾也好，感慨也罷，青春無悔也好，不堪回首也罷，我們已經無能為力了。
我們所擁有的只是我們人生的過程，40多年里的某年、某月、某一天，或將永久地銘記在我們的心中。
風雨如磐見真情，
歲月蹉跎志猶存。
正如出版者所言：1700萬知青平凡而又非凡的人生，雖談不上“感天動地”，但也是共和國同時代人的成長史。事是史之體，人是史之魂。1700萬知青的成長史也是新中國歷史的一部分，不可遺忘，不可斷裂，亟求正確定位，給生者或者死者以安慰，給昨天、今天和明天一個交待。 是為序。

厘畔上開花剪紙婆姨夜深一盞燈黃河東渡回家之路山裡的話，撂在腳把把想起那片林原上說水六月雪延河漲水陝北的革命傳說陝北的愛情傳說俊妮兒靈辮兒歸鄉白布衫衫山溝溝也是一首歌“文革”遺技．

剪紙婆姨
老郭元的母親去世了，她是村里輩分最大的女人。
她在半年前就病了，剛開始時，還能在窯洞前的太陽地里坐坐，后來就不見了蹤影。詢問病情，家里人說是胃里難活，吃不下東西。農村里無醫無藥，就那么抗著，直到把人給抗沒了。
她去世的那天夜里，我們幾個知青還在熟睡，身邊的同伴突然把我捅醒，他說，幼民，你聽！我于是聽到了我一生中感覺最恐怖的聲音。
像一陣陰風呼嘯著掠過山頂，在村莊上空盤繞；像群狼一樣的哀鳴，尖利得撕裂了夜空，那是從人的喉嚨里發出的不似人聲的嚎叫，隨著風，清楚地送進了每一個窯洞的窗戶，聽得我心驚膽戰，不禁用被子蒙上了頭。
后來我才知道，這是當地的風俗，在人咽氣的那一刻，家里人要走出窯門，沿著山路，走到村里最高的地方，呼喊他的名字，將他的靈魂送往遙遠的西天。
老太太兒孫滿堂，直系的旁系的加起來近百十口子人，一同放聲，在寂靜的夜晚，驀地響起這凄厲的哭喊，直叫人毛骨悚然，仿佛冥間和塵世在此刻重合了，茫茫的夜色變成了地獄之門。
第二天一早起來，這村莊好像變了個模樣，沒有了人們上工的吆喝，沒有了牲口出圈的嘈雜，甚至連雞狗都不曾發出聲響，冷清得就像被凍結了一樣。
老太太的兒子們頭系孝帶，在村口向每一個過往的人跪拜磕頭，這也是葬俗中的一項，孝子們代表亡者，這一拜，便了結了世間所有的恩怨，讓遠行者無所掛牽。雖然我們也知道這個規矩，但看到白發蒼蒼的老漢在我們晚輩面前下跪，還是被弄得手足無措。
知青是外來人，可我同樣感到了悲傷，這不僅緣于和老鄉的情分，還因為老太太對我有很大的恩惠。
陜北的女人在村里多半沒有名字，郭元的爹叫長茂，老太太嫁到村里來時，就被叫做長茂婆姨，后來變成了郭元媽，再后來就被叫成了奶。我從她孫女那兒打聽到，其實，老太太曾有一個好聽的名字，叫杏兒。
杏兒不是本地人，很久以前，她是隨著家人逃荒到這個地方的。陜北這個地方，稱北邊叫上頭，往南，叫下頭。杏兒的老家，聽說是在上頭的黃河邊，具體地點，已經無人知道，反正很遠就是了。杏兒的家人把她留在了這里，又繼續南下了，杏兒就成了一個沒有娘家的女人。
那是一個藍花花的年代，女人們的命運大多很悲苦。杏兒獨自在陌生的土地上生活，一定有許多不為人知的難處。但杏兒還是幸運的，她并沒有因為失去娘家人的庇護而受到欺負，這一是因為長茂為人忠厚老實，二是因為杏兒能干。
我們村位于延河北岸，鬧紅的時候，是根據地的邊兒，對面當時是白區，這兒就成了來回拉鋸的地方。長茂在區上工作，敵人一過來就撤到北邊去了，家里的事兒就全都丟給了杏兒。杏兒上有公婆，下有幾個小叔子，再加上自己生的孩子，一大家子人的吃喝穿用，全靠她一個人來張羅。
杏兒麻利，再多的活兒也難不倒她，洗衣做飯，推碾子磨面，帶孩子伺候老人，里里外外一把手。我聽秀兒說，她奶背著小娃，領著大娃，照樣吆喝牲口拉磨，一會兒簸，一會兒掃，抽空還能給娃娃喂口奶，干完了收拾回窯，磨盤上干凈得連個谷碴都剩不下。
那時陜北人穿衣，全得靠婆姨們紡線織布，杏兒一家人口多，棉花少，遠遠不夠用，杏兒就想出了換工的辦法。她向寬裕的人家借來棉花，織成布，自家留一半，還給人家一半。杏兒織布又快又好，平整緊實，所以，許多人家都樂意與她換工，每年棉花收獲的時節，杏兒都要忙碌一陣。雖然是土布衣衫，可經杏兒手一縫連，全家人在村里，也是體體面面，整整齊齊。村里其他家的婆婆如果嫌兒媳婦手笨，總會說，你看看人家杏兒的針腳！知道老戲的人都夸長茂是董永，把個七仙女弄回家來做婆姨。
杏兒一共生了五個兒子，長大后個個是勞動好手，人也都忠厚老實，在村里頗有威望。他們家雖不算富裕，但有了杏兒的勤儉持家，倒也吃穿不缺，平安度日。到了土改的時候，就給定了個中農。不像村里的另一家，販牲口把家底都輸光了，倒落了個貧農。長茂和杏兒并不在乎這些，靠自己雙手掙飯吃，心安理得，管它成分是什么。
我插隊到村里的時候，老太太已經不太干活了，只是看著媳婦們忙里忙外，頂多說上兩句，就不再言語。她雖然年近七旬，可腰板還是直直的，面龐清瘦，皺紋細細的，爬滿了全臉。但從眉眼的結構可以隱約看出，她年輕時，應該是個俊俏的婆姨。
有一天，我到郭元家去吃飯，家常飯也沒有什么好說的，我卻一眼就看上了他窯洞窗子上貼的窗花。春節時貼的窗紙，過了大半年的時間，早讓煙熏得黑乎乎的，滿是窟窿，窗花也被風雨褪掉了顏色，淡淡的只顯出些影子。但這模模糊糊的窗花，卻引起了我極大的興趣。我問郭元，這窗花是誰剪的，郭元說，是俄媽冒鉸下的，你還能看下？
陜北雖然剪紙出名，但并不是人人都會剪，我們村那么多戶，就沒有一家貼窗花的。所以在郭元家里看到，多少讓我感到意外。陜北民歌里唱道：“生女子要巧的，石榴牡丹冒鉸的。”會剪窗花的女子，個個是人尖尖，看來郭元媽也不是個等閑人物。我喝著小米粥，心里卻在盤算著把這些窗花弄到手，誰叫咱自小學畫，就喜歡這些東西呢。
第二天，我就跑到公社的供銷社，買了幾十張麻紙，拿到郭元家，要給他們換窗紙。老郭元一定認為我腦子有毛病了，不年不節的，竟然自己掏錢給他家糊窗戶。陜北人一年才換一次窗戶紙，這下提前過年了，只是不知為什么，當看到我把爛窗紙卷起來拿走時才恍然大悟。老郭元罵我道，你這娃，想要窗花揭走就是了，還破費買什么紙！老太太很高興，可能從來也沒有人這么看重她的剪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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