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道1957：1957年中國哲學史座談會實錄與反思（簡體書）

趙修義，1960年畢業于北京大學哲學系，現為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教授，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員。主要著作有《馬克思恩格斯同時代的西方哲學》、《現代西方哲學綱要》等。
張翼星，1960年畢業于北京大學哲學系，現為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著作有：《列寧哲學思想的歷史命運》、《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哲學問題探索》（合著）等。

《守道1957:1957年中國哲學史座談會實錄與反思》編輯推薦：1957年召開的中國哲學史座談會，是新中國成立后30年間唯一一次名家薈萃，老中青學者參與，氣氛活躍，暢所欲言又向全社會廣泛傳播的學術會議，在當代中國思想史、學術史上具有標志性的意義。
《守道1957:1957年中國哲學史座談會實錄與反思》在編纂和重刊會議實錄的同時，發掘出諸多不易見到的珍貴史料，收入了當時《人民日報》、《新建設》等重要報刊發表的相關報道，北大、哈佛大學收藏的獨家檔案，匯集了汪子嵩、方昕、梁志學等親歷者撰寫的回憶文章，還邀集學人寫了一些回顧與反思的文稿，不僅提供了許多獨到的視角和新鮮的資料，而且展示了新一代學者對此次會議精神的感悟，共同追思當代中國學者的“守道”歷程。

前言
1957年1月北京大學哲學系發起的中國哲學史座談會，已經過去了55年。時間流逝，光陰不再。會上活躍的老一輩學者大都已經離世，當時年輕的參與者也都進入耄耋之年。環顧今天中國的哲學界，已經滄海桑田。當年爭得面紅耳赤的那些問題，似已少有關注。如今，為什么還要重新端出這一段往事，將當時的歷史資料（包括當時的報道，檔案中保存的有關原始資料，參與討論的論文和會上的發言稿以及在海外發現的資料）重新編纂并加以回顧和反思呢？
因為，這次全國性學術會議在新中國成立早期30年中，實在是太難得、太重要了。然而現在幾近被遺忘。我們覺得有一份責任，讓這個如此重要的會議不致被歲月所湮沒。
之所以說是難得，是因為，30年間，中國的學術（尤其是哲學）一直處于意識形態斗爭的漩渦之中,批判連綿不斷。高層定調，有組織有計劃地展開，而且都是緊密地與政治運動聯結在一起。學術（尤其是哲學的批判）有的時候是運動的前奏，有的時候就是運動的主題，有的時候是一個外殼，有的時候則是政治運動的深化和延伸。那些學養豐厚的學術大家，或是緘默，或是成為批判的對象，或是被迫作出各種各樣的違心的自我批判。講真話，就真問題進行自由的討論，彼此詰問，互相切磋，幾乎絕跡。唯有這次座談會，如當時主持哲學系工作、這次會議的主要籌辦者之一的汪子嵩先生所說是“建國后近30年中僅有的一次基本上做到自由爭鳴的討論會”。
這次會議可以說是群賢畢至。不僅會議的主角馮友蘭、賀麟、金岳霖等一群原本建有自己的哲學體系的大家坦陳自己的見解，而且革命時代就開始學術生涯的頂級馬克思主義學者胡繩、潘梓年、于光遠、艾思奇等積極參與討論。不僅如此，那個時代的各個不同學科的許多資深學問家如朱謙之、朱光潛、金克木等都參與爭辯，在此后舉辦的中國哲學史工作會議上，何思敬、侯外廬、呂振羽等著名學者也應邀與會并踴躍發言。可以說當代中國哲學史和思想史上的名家大多都在這次大討論中現身，坦陳自己的見解。還有更多學養深厚的中青年學者，甚至一些在讀學生也參與討論并發表文章提出自己的各種見解。這是30年間唯一一次名家薈萃，老中青學者參與，氣氛活躍，暢所欲言又向全社會廣泛傳播的一次學術會議。確屬難得。在以后的二十多年里再也沒能重現。
既是難得，就沒有理由不去追問一下，這難得的機會是如何得來的？后來又為什么不能再現？翻翻歷史就可以看到，這次座談會是1956年提出“百家爭鳴”的方針之后，僅有的兩次全國性學術會議之一（另一次是自然科學界的遺傳學座談會）。兩個會議的主旨都是要貫徹“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方針，高層力圖向思想界學術界表明執行這一方針的決心和誠意。學術界則將其作為“百家爭鳴”的方針的一次嘗試。高層對中國哲學史座談會的重視，只要從《人民日報》在1956年的10月到1957年的5月初之間，連續發表與會議論題相關的大塊文章以及對于會議的非常密集的報道就可以說明。1957年3月馮友蘭在全國政協會議上作長篇發言將這次座談會作為貫徹百家爭鳴方針的例證，被《人民日報》用《堅決擁護“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政策馮友蘭批判對這一政策的各種懷疑論調》這樣醒目的大標題全文刊發。也從一個側面說明，這場百家爭鳴的試驗，是高層用于向全國的知識界思想界學術界表明“春天來了”的一個標志性的事件。此次會議在國際上也有影響，會后，汪子嵩先生應邀給在華的蘇聯專家介紹會議的情況，專家們都饒有興趣。顧紅亮先生在哈佛大學檔案中發現的當時美國哲學家霍金與陸定一、潘梓年、金岳霖的通信，也可視為一個佐證。
但是，1957年夏季風云突變之后，這次會議就遭到了清算。1958年初時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哲學組組長的關鋒挑頭對這次會議進行大肆抨擊，給座談會扣上了“哲學史研究中的修正主義”的大帽子，嗣后在各大學的“拔白旗”運動中，將這次會議以及會上活躍的一些學者作為重點的批判對象，大張撻伐，如馮友蘭的言論被斥為“資產階級偽科學”，并在報刊上廣為傳布。這一大轉折，不僅標志著整個學術生態的改變，而且也標志著中國知識分子的短暫的“春天”已經告終。這從另一個側面表明，中國哲學史座談會在當代中國思想史、學術史上所具有的標志性的意義。
總之，我們可以毫不夸張地說這是中國知識界、思想界、學術界的一件大事。
綜觀這三十年的學術史，更加難得的是，在這么一個短暫的“春天”里，老中青三代知識分子，尤其是那些活躍于會前、會上、會后的大學問家們，不失時機地抓住這么一個短暫的瞬間，展示了“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
會前哲學系主任鄭昕先生發表了《開放唯心主義》一文，如一石激起千層浪，坦誠地說出了老知識分子在經歷了思想改造等一系列政治運動之后，內心的困惑和對于學術自由的殷切期望。1956年下半年，北大中國哲學史教研室的許多教師多次討論了教學和研究中遇到的各種問題和困惑，馮友蘭、朱伯崑等還著文在報刊上發表。據當時籌辦會務的方昕先生的回憶，正是在教師們群策群力的推動下，在獨立思考的基礎上，北大哲學系領導決定向中宣部、教育部、中國科學院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相當于現今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等主管部門申請發起一次全國性大型座談會，得到了潘梓年、胡繩、于光遠、李正文等負責干部的熱情的支持。可見這次會議與完全由上層發起的遺傳學會議不同，是知識界在“百家爭鳴”的方針提出之后，主動爭取到的一次機會。沒有這種主動的爭取，機會也許就轉瞬即逝。
讀讀匯集了會上會后發表的文章的《中國哲學史問題討論專輯》和有關的系列報道，我們就會領略到圍繞當時的爭論焦點所開展的“兩論相訂”中，學界的前輩是如何在這難得的有限的“自由爭鳴”中，力現自己的文化擔當，展示自由之思考和獨立之人格，這一真正的學人不可或缺的風骨。如果再放到那個剛剛經歷過多次嚴酷的批判運動的具體情境下，就會發現，這是何等的不凡不易。徐梵澄先生在談到此次會議的主角之一賀麟先生時曾經說過，“賀麟是風云守道，有風云之氣，但仍守道；我是守道而已”。也許“守道”就是這次座談會的精神的集中體現。固然，在當時的情境下，“守道”的方式如梵澄先生所示，會各不相同。此外，許多學者在急劇的社會轉變面前，還有許多困惑還在苦苦地尋道、問道。也正因為這樣，呈現出多種的色彩。我們編纂本書，不是想逐個重評當時與會者的發言，而是透過這個典型的學術案例，同大家一起追思當代中國學者的“守道”歷程。在當時一些人看來，堅守日丹諾夫的哲學史定義就是“守道”，然而事實證明，其守的不過是教條主義的陳詞濫調。相反，質疑、批駁這一戒律的言論倒是體現了為學之道。經歷了時間的檢驗之后，可以看出求實求真，獨立思考，勇于探討，敢于堅持，不畏權勢，平等對話，以理服人，才是堅持“雙百方針”的學術爭鳴之道，為學之道。
已故哲學家馮契先生在其《近代中國哲學的革命進程》的“后記”中曾經談到，自己與已經逝去的時代的思想家是“精神相通、血脈相連”，非常親切，非常親密。正因為這樣，對于他們就有一種同情的了解，而學術的“意蘊（意義和意味）正是因為有同情的了解才能充分揭示出來”。我們這一輩學人對于活躍于中國哲學史座談會上的先賢，也是“精神相通、血脈相連”的，既有一份親切，也有同情的了解。每每重讀會議的材料都有新的感悟、發現和心得。所以在編纂和重刊會議的實錄的同時，本書除了匯集已經發表的回憶和分析的文章之外，還邀集了一些學人寫了一些回顧和反思的文稿，作為全書的第三部分。令我們格外興奮的是，一批比我們年輕的學者也熱情地回應了我們的邀請，撰寫了研究這次會議的文章，不僅為我們了解這次會議情況提供了許多獨到的視角和新鮮的資料，而且也展示了新一代學者對此次會議精神的感悟。相信具有不同閱歷，不同學科背景和關注點的學界同仁，面對這座值得發掘的精神富礦，一定還會有許多新的感受和發現。
六十多年的歷史進程表明，中國哲學史座談會確系當代中國哲學演進歷史中異乎尋常的一件大事。1949年之后，哲學一直處在政治運動的漩渦之中，不斷進行的意識形態批判中，凡是被批判的對象（無論是電影《武訓傳》，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胡適、胡風、梁漱溟……）都統統被歸結到“反動的唯心主義”。其理論的依據最直接最集中的就是從1940年代后期就從蘇聯迻譯過來的日丹諾夫的哲學史定義。而這次會議盡管是一次中國哲學史問題的討論，但是重點在方法論，聚焦于日丹諾夫哲學史定義到底是否正確。會上馮友蘭、賀麟等眾多學者對日丹諾夫定義的質疑，對哲學史研究中的教條主義的批判，無疑是一大突破。而1958年之后，這些質疑都被扣上了哲學“修正主義”的大帽子，整個哲學界又重新復歸到以前的狀態。嗣后盡管也有過一些討論，但都是在這樣一個大框架下進行，而且變本加厲，把黨內錯誤路線的代表人物也都一一歸結于唯心主義。可見這次會議的命運實際上預示了后來中國哲學的走向。
不過此次座談會對于日丹諾夫定義的質疑，盡管曇花一現，還是留下了深刻的印跡。就消極的方面來說，座談會遭到的全面清算，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此后20年間中國哲學的命運。但是也不是說一點積極的東西也沒有留下，1978年之后，日丹諾夫定義迅速失去市場，就得益于這次會議。此外，正像會議總結所指出的，會議引發了大家對哲學史的興趣。這就使得中外哲學史這兩個分支學科得到一定程度的發展并培育了眾多的專業人才。5月的工作會議部署的中國哲學史的資料編輯工作，洪謙等先生提出的編譯供初學者用的西方哲學史資料選編等主張，后來都得到一定程度的落實。這些工作的成果（如北大西方哲學史教研室選編的六本資料），哺育了幾代學子。
本書匯集的回顧和反思的文章提供了一種視角。使我們感到，如果細細品味的話，其哲學意蘊還是相當豐富的。
一則，與會者在討論那些今天已經被淡化的哲學問題的時候，還是在一定程度上推進了哲學學科的研究。如梁志學和陳霞在《對立面的統一和斗爭》一文中所指出，會上賀麟等人對這一問題的論述，依據來源于黑格爾、馬克思、恩格斯的學說，就對立面的統一和斗爭的問題提出的經過獨立思考的看法，克服了蘇聯哲學界流行的觀點，“這是新中國哲學事業興旺發達的一個標志”。對中國近現代哲學有專門研究的郁振華先生在其文章中指出，馮友蘭、賀麟先生座談會上提出的一些觀點和論據，對于他們在40年代形成的哲學思想也有所推進。
另則，座談會提出了許多至今仍然有待研究的哲學問題。盡管胡繩最后的發言，有點總結的味道，但終究是一次沒有結論的會議。檔案透露，會議的主持者之一，時任北大哲學系主任的鄭昕先生在會后評價會議說，看起來日丹諾夫定義的擁護派好像是“以聲勢取勝”了，但是實際上誰也沒有說服誰。風云突變之后，官方下結論，把質疑日丹諾夫定義的論者扣上了“修正主義”的帽子。但是正如恩格斯所說：“宣布一個哲學思想是錯誤的，并不等于制服它。”會上激辯的問題依然存在，而且許多至今未得澄明。
首先是哲學和政治、學術與政治的關系問題。這是鄭昕先生在《開放唯心主義》一文中開宗明義提出的問題，涉及的是學術的自由和思想的自由，而會上對中國哲學史上的人物和學派如何做階級分析的許多討論，涉及的也是類似的問題。這一問題近30年來仍然十分糾結。
其次是如何對待教條主義？如何克服教條主義？這是當時會議的一個基調，破除教條主義的束縛也是座談會的一大收獲。可是好景不長，不久就急轉直下，后來干脆把反對教條主義的問題取消了。改革開放之后，真理標準的討論對教條主義是一大沖擊。但是，環顧今日，教條主義的積習還是揮之不去，有的時候還十分的強勢，其原因何在？如何解決？本書刊載的晉榮東教授的文章從認識論上作了探索。
第三，怎樣看待唯心主義？這一問題是當時會議的焦點之一。美國哲學家霍金給陸定一的信中提出的問題“你們如何定義唯心主義？”，當時并無回應。近30年來對西方哲學史的深入的學術研究，已經把這一問題深化。諸如，如何理解西方的本體論，解讀“being”這個哲學范疇，古代的西方哲學有沒有涇渭分明的唯心唯物之爭等等問題都一一提出，并加以辨析。中國哲學史的研究也成果豐碩，對于歷史上的唯心主義的評價和分析已經大有突破和進展。可惜，有些哲學原理的教科書還是在沿用1950年代對這些問題的論點，并當作標準答案灌輸給青年學生。
第四，如何對待中國自己的哲學傳統和文化傳統？座談會上馮友蘭先生的見解后來以“抽象繼承法”為名留存于世。盡管長時期中一直受到批判，但是馮先生在晚年還一直堅持，學界贊同之聲也時常出現。這到底是一個創見還是一種錯誤，學界似乎還沒有充分討論。郁振華先生的文章提出，從解釋學的角度來看，應當視為一種創見。座談會上，周輔成先生對于道德繼承問題也做過精細的分析，可惜，迄今還未得到應有的重視。而當今的社會生活又把傳統文化尤其是道德繼承問題，非常尖銳地擺在我們的面前。社會上歧見紛呈，好像兜了一個圈子還是回到了半個世紀之前。
第五，與此相關的是哲學上的一個老問題，普遍和特殊的關系問題，不僅是認識論領域的問題，更是價值論領域的問題，至今還困擾著國人。馮友蘭、周輔成等就價值論作出的闡釋，還未引起充分的重視和評析。
第六，座談會關于唯心主義與唯物主義關系問題的爭辯，涉及辯證法的一個核心問題——對立面的統一和斗爭。如梁志學先生所指出，會上對日丹諾夫定義作出質疑的學者，實質上依據黑格爾、馬克思、恩格斯的學說顛覆了“斗爭的絕對性”這一被蘇聯學界奉為經典的命題。然而，這一命題正是帶來許多悲劇的“斗爭哲學”的理論依據。可惜，這樣一些重大的問題，盡管也有過討論，但是“對立面的統一是相對的，斗爭是絕對的”這一蘇式教條，至今還寫在我們的教科書上，繼續向正在建設和諧社會的干部和學生灌輸。
凡此等等，足以說明，這是一樁未了的學術公案。所涉及的內容不僅涉及哲學的學理也涉及公眾非常關心的諸多問題。令人遺憾的是，這次重要的會議，幾近湮沒。北大哲學系建系80周年之際，汪子嵩先生有過回憶文章。座談會50周年之際北大哲學系曾經開過一個小型紀念會。近年來對馮友蘭，賀麟、張岱年等學術思想的研究成果頗豐，但也很少涉及他們在此次會議前后的學術思想。有鑒于此，我們才決定編纂此書，期望引起學界重視對此次會議所涉的若干重大問題的研究。

前言
1957年中國哲學史會議實錄
北京哲學界討論中國哲學史問題
北京大學哲學系召開中國哲學史座談會
北京大學中國哲學史座談會的工作總結（草稿）
中國哲學史座談會后的一些反映
堅決擁護“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政策 馮友蘭批判對這一政策的各種懷疑論調
哲學史家聚會北大臨湖軒 座談研究中國哲學史的方法論
中國哲學史工作會議第三天 在遺產繼承等問題上尖銳交鋒
中國哲學史工作會議閉幕 昨日討論資料整理出版問題
中國哲學史工作會議散記

中國哲學史問題討論專輯
鄭 昕 開放唯心主義
馮友蘭 關于中國哲學史研究的兩個問題
馮友蘭 關于“兩個問題”的補充意見
朱伯崑 我們在中國哲學史研究中所遇到的一些問題
洪 謙 談談學習西方哲學史的問題
任繼愈 中國哲學史的對象和范圍
汪 毅 一個問題，一點意見
石 峻 論有關“中國哲學史”的對象和范圍的討論
及其目前存在的一些問題
張岱年 關于中國哲學史的范圍問題
朱謙之 關于中國哲學史的對象和范圍問題
朱啟賢 關于中國哲學史的對象和范圍問題
韓樹英 談談關于哲學史的對象問題
楊憲邦 關于中國哲學史的科學性和黨性
張岱年 關于中國唯物主義思想的幾個問題
任繼愈 在中國哲學史的研究中所遇到的幾個困難問題
張恒壽 關于中國哲學史中唯心主義與唯物主義斗爭
和階級斗爭的關系問題
朱光潛 談思想兩棲
魏明經 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與中國哲學史
王太慶 哲學史研究的方法與目的問題
賀 麟 對于哲學史研究中兩個爭論問題的意見
賀 麟 關于對哲學史上唯心主義的評價問題
陳修齋 唯心主義哲學的估價問題
關 鋒 關于哲學史上的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斗爭問題
張世英 略談對唯心主義的評價問題
陳修齋 關于對唯心主義的估價問題的一些意見
張岱年 如何對待唯心主義
王方名 關于對待唯心主義問題
任 華 談談哲學史研究中的教條主義傾向
鄧初民 讀了關鋒先生“關于哲學史上的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斗爭問題”以后
馮友蘭 中國哲學遺產的繼承問題
馮友蘭 關于中國哲學遺產繼承問題的補充意見
周輔成 必須重視祖國哲學遺產的特點和價值
張岱年 道德的階級性和繼承性
朱啟賢 關于中國哲學遺產的繼承問題
楊正典 關于中國哲學遺產的繼承問題的幾點意見
黃子通 關于中國哲學遺產繼承問題的錯誤觀點
張岱年 關于哲學遺產的繼承問題
定 思 中國哲學史的繼承性問題
吳恩裕 我對幾個哲學問題的看法
湯一介 談談哲學遺產的繼承問題
關 鋒 關于繼承哲學遺產的一個問題
燕鳴軒 對“中國哲學遺產的繼承問題”的一點意見
趙儷生 論哲學遺產的具體意義與抽象意義的區分
張恩慈 沈少周 怎樣認識哲學中的階級性和繼承性的關系
楊潔民 談哲學遺產的繼承問題
蕭萐父 怎樣理解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繼承性
蕭萐父 關于繼承祖國哲學遺產的目的和方法問題
艾思奇 對“中國哲學遺產的繼承問題”的一些意見
李志逵 讀馮友蘭先生“關于中國哲學史研究的兩個問題”的一點意見
孫長江 馬克思主義出現以前社會歷史理論是有沒有唯物主義和
唯心主義的斗爭
羊華榮 我贊成馮友蘭先生的看法
戴清亮 林可濟 對馬克思主義以前歷史觀的評價的一些意見
唐 鉞 關于中國哲學史研究所引起的三個問題
溫公頤 對于中國哲學史研究的一些意見
胡 繩 關于哲學史的研究

補 遺
賀 麟 集中力量反對教條主義
關 鋒 反對哲學史工作中的修正主義

回顧與反思
汪子嵩 一次爭鳴的討論會
方 昕 短暫機遇期的一次全國性學術盛會——1957年北大中國哲學史座談實況追記與反思
梁志學 我的回憶
周繼旨 有關1957年“中國哲學史座談會”的回憶與反思
張翼星 中國哲學史座談會召開的緣由和啟示
趙修義 不該湮沒的一次“百家爭鳴”的嘗試
陳村富 中國哲學史座談會55年祭
謝 龍 百家爭鳴與反對教條主義——“啟蒙”征兆被摧毀的歷史教訓
張翼星 一場有待展開的哲學爭鳴——我對1957年中國哲學史座談會的幾點認識
梁志學 陳 霞 論對立面的統一和斗爭——對“中國哲學史座談會”的反思
陳 霞 談談哲學與政治的關系——對1957年“中國哲學史座談會”的再反思
陳衛平 “抽象繼承法”蘊涵的問題：傳統哲學何以具有當代價值
郁振華 1957年中哲史座談會上的馮友蘭和賀麟
晉榮東 教條主義及其認識論根源——馮契與1957年中哲史會議
顧洪亮 “你們如何界定唯心主義？”——記霍金與陸定一、潘梓年、金岳霖的幾則通信
附：霍金與陸定一、潘梓年、金岳霖的來往信件
后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