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會法律制度研究：以商會自治為視角（簡體書）

脫胎于行會制度的現代商會，作為一種實現行業自律的市場治理機制，在維護入會企業合法權益，促進社會經濟秩序健康發展方面具有獨特的價值。但商會法律制度的缺失嚴重阻礙了我國商會的發展。從商會的生髮、演變歷史和現代特徵來看，自治無疑應當是商會的靈魂、是現代商會發展的目標和主要價值取向。目前我國商會發展的“瓶頸”即在於商會自治性的缺失，面臨著制度和自身建設的雙重制約。基於上述原因，《商會法律制度研究：以商會自治為視角》試圖以商會自治為視角，以商會自治作為主線，對有關商會的一些重要問題，如商會的法律性質、商會與商會成員的關係、商會的自治權、商會的法人治理、商會的監管、商會與政府的關係定位等進行研究，以期探尋符合商會本質的法律制度，促進商會的健康發展。．

魏靜，女，副教授，1975年5月出生。1993年起至2007年，先後在西南政法學院、浙江大學和西南政法大學學習，獲法學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現任教于浙江理工大學法政學院。主要研究方向為商法、環境法。曾於《法學評論》等刊物發表學術論文二十餘篇。．

《商會法律制度研究:以商會自治為視角》由法律出版社出版。

引言一、本書研究緣起及視角二、幾個基本概念的澄清第一章 商會性質及功能研判一、商會是什麼(一)其他學科關於商會性質的界說(二)商會的法律性質界定二、商會產生和存在的理論背景(一)市場失靈、政府失靈與“第三條道路”(二)國家與社會關係理論三、商會的功能(一)商會的經濟功能(二)商會的民主功能(三)商會的法律創制功能小結第二章 商會法律制度之歷史考察一、西方國家商會法律制度之歷史考察(一)行會時期(二)商會時期(三)西方國家商會制度歷史演變的啟示二、我國商會法律制度之歷史考察(一)我國商會組織的歷史演變(二)1949年以前我國的商會法律制度(三)我國商會制度歷史演變的啟示小結第三章 商會自治權探究一、商會自治的內涵及其合理性(一)商會自治的內涵(二)商會自治的合理性二、商會自治權的性質(一)商會自治權是一種消極自由權(二)商會自治權是一種社會權力三、商會自治權的主要內容(一)規章制定權(二)管理權(三)懲罰權(四)爭端解決權四、商會自治權的效力(一)商會自治權的效力基礎(二)商會自治權的效力範圍小結第四章 商會內部治理之法律規制一、商會內部治理結構模式(一)非營利法人內部治理結構的特徵(二)商會內部治理結構模式二、商會內部治理的依據：商會法與商會章程(一)法律的介入及其邊界(二)商會章程的制定、內容及修改三、商會的組織機關(一)商會機關的設置原則——事本主義原則(二)商會的權力機關——會員大會(三)商會的管理機關——理事會(四)商會的監督機關——監事會四、商會的激勵機制和監督機制(一)商會的激勵機制(二)商會的監督機制小結第五章 商會監督與管理制度透視一、商會監管的必要性(一)商會自治的局限性(二)商會自律機制的實現需要他律作為保障二、商會監管的基礎——商會與國家的關係(一)多元主義(二)法團主義(三)評價及選擇——多元主義與法團主義的調和三、商會監管的途徑(一)立法監督(二)行政監督(三)司法監督小結第六章 我國商會法律制度之建構一、我國商會及其立法的現狀及反思(一)我國商會的發展現狀及問題(二)我國商會立法的現狀及缺失(三)對我國商會及其立法的反思二、我國商會立法應當解決的問題(一)我國商會立法的模式選擇(二)商會的法律性質(三)商會與政府的關係小結結語 自治是商會法律制度的靈魂附錄法國工商會法關於商會組織法及商會會員和商事裁判員選舉法(法國)德國工商會法日本商工會議所法韓國商工會議所法俄羅斯聯邦工商會法俄羅斯聯邦最高蘇維埃關於實施《俄羅斯聯邦工商會法》的決定參考文獻後記．

如果說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工商業的復蘇、繁榮是中世紀歐洲行會組織形成的主要因素和動力，那么，中世紀歐洲的自治城市則是孕育行會等中介組織的土壤。以商人為首的城市居民為爭取城市的自由，同封建領主展開了不同形式的斗爭，最終達成妥協：通過承認封建領主的世襲權力、向其承擔服役義務和繳納賦稅，取得封建領主通過頒發特許狀而確定的自治權，成為一個自治團體，實行自我統治和管理。因商人行會會員與市民身份的高度重合，一般一個城市只有一個商人行會。商人行會從誕生之日起，即對其所在城市的商業活動擁有壟斷權，對城市工商業負有管理和監督之職。商人行會擁有的經濟特權具有強烈的封建壟斷性和平均主義的傾向，嚴格限制一切競爭。作為一個社會經濟組織，商人行會除了管理監督城市的工商業活動外，還負有一定的政治職能、宗教職能和司法職能。商人行會在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了一套較為完善的管理制度和工作程序。商人行會的最高權力一般掌握在會長手中，會長下設執事和理事會。這種會長一執事一理事會的管理體系保證了商人行會能夠有效地行使職權，并成為一個內部關系較為緊密的社團組織。
隨著小商品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從13世紀下半葉開始，各手工業的行業從業人數增加、勢力壯大，商人行會的控制力量日漸削弱，進而名存實亡。手工業者紛紛按行業組建行會，原來掌握在商人行會手中的管理權，逐漸被若干個獨立的、平等的手工業行會組織所瓜分。手工業行會作為行會的第二個發展階段，與商人行會在各方面體現出強烈的連續性，二者在經濟、政治、宗教和司法職能以及組織管理結構等方面都大體相似。但相比較而言，商人行會是一個全面監督和管理城市工商業活動的機構，而手工業行會的經濟職能明顯復雜化和多元化，管理措施滲入手工業生產領域。
隨著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萌芽和發展，手工業行會解體，一種新型的商人組織——商會出現。但同時，手工業行會的解體并非是行會的末日，商會的出現也并沒有完全取代行會。行會通過自身的調整演變為商會——行會的第三發展階段。一方面，商會與手工業行會之間有著直接的“血緣”關系，其經濟、政治、司法和社會救濟職能以及內部結構、管理體系等方面都與商人行會、手工業行會一脈相承；另一方面，商會內部的經濟活動由于手工業行會的合并而大為改觀，開始具有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性質，直至18世紀才退出歷史舞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