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古拉·伊利亞諾維奇是一個煙不離手的莫斯科人。他的眉毛很濃，有點像勃列日涅夫。他打開錢包給我看一張微笑的小男孩的照片。他說，孩子叫羅曼。
“跟阿布拉莫維奇一個名字。”我說。
“對，跟他一樣。”
我問他對阿布拉莫維奇印象如何。
他聳聳肩說：“阿布拉莫維奇是盜賊。”
我問他什么意思，他們都偷了些什么。他看著我的樣子好像我是個傻子。他說：“他們偷走了俄羅斯。”能看出來他說的是真心話，他的花白的濃眉毛下的眼睛滿含憂思，仿佛承受著一個世紀的沉重負擔。我還想多問他幾個問題，但還沒來得及張口，我們就被叫到門邊去取行李。
整整六個星期，我一直在仔細研究地圖，翻閱有關俄羅斯的書。本來想收集少量資料就行，但后來發現關于各種苦難的可怕故事實在太多了。尤其是關于伊凡雷帝的那些野蠻無情的故事，例如，他在虛榮和暴怒的唆使下殺害了自己親生兒子。在那條通往遙遠的古拉格的泥濘不堪、血跡斑斑的道路上，關于苦難、死亡的故事不絕于耳。在這一望無際、荒無人煙的干草原上，成千上萬的男人、女人和兒童，走上了流放的艱苦道路，能踏上歸程的寥寥無幾。也有一些故事，基本是想象出來的，是關于這條路本身的。雖然科學家和神職人員各執一詞，泥土和石頭毫無疑問都是首要成分。大家都同意，一開始這里空空如也，就是一片沒有人跡的荒野。后來，上帝造出了人，人又注定了被好奇心所驅使，逐漸有了這條通往天邊的小路。又經過幾個世紀的人來人往，就變成了后來這條令人談虎色變的血腥之路，弗拉基米爾之路。
機組成員出現在機場的出發門邊，尼古拉·伊利亞諾維奇在我身邊翻開《莫斯科時報》，我打開筆記本，看自己寫的關于列維坦的話。我寫的是，他是俄羅斯風景畫的良心、脊梁和靈魂。
“喂，看這個。”
尼古拉·伊利亞諾維奇把報紙疊起來，給我看一頁上的三張黑白照片，兩個男人和一個女人。警察局里嫌疑犯用的那種大頭照上，三個衣衫襤樓的人，眼睛好像盯著千里之外。
我問尼古拉·伊利亞諾維奇他們是誰。
他噴了一下鼻子說，他們是在集中營里待了20年的幸存者，現在正在尋求賠償。他說，他們被囚禁在遠離親人300多公里的地方，明顯被剝奪了人權。他說，明天或后天，歐洲法院將受理他們的案件。
我問尼古拉，如果他們能贏——就是說他們的案子得到支持，情況會怎么樣。他聳聳肩，說，什么也不會發生。歐洲法院愿意怎么說就可以怎么說。在俄羅斯，不存在什么權威，何況，這些男人和女人是罪犯，被審判過、定了罪的，誰會管他們的閑事呢？
我端詳著這幾張臉。他們曾經年輕過，但是現在，他們當然老了。我細看這幾張臉，努力想象他們是什么樣的人。但是，他們的眼神是死的，就像無人居住的房屋的空洞的窗戶一樣。但是，他們當然沒死。他們體內的某種東西還是活的；心臟還在跳動，心靈之火還沒有熄滅。現在他們來了，亡者歸來，尋求正義。
大門打開，人群聚攏過來。遠處，有些模糊的玻璃窗之外，機長和副機長正在為起飛做準備。
“這是你兒子噦，”尼古拉·伊利亞諾維奇說，我們都手里拿著護照排隊等候登機，“幾歲了？”
“5歲。”我說。
他點點頭，說5歲很可愛。
10分鐘后，我們落座，我拿出從《莫斯科時報》上撕下的那頁紙。三張臉，三個名字，三個故事。標題是“流放者尋求正義”。我的目光投向窗外，我又想起了馬克斯，他要是在我身邊，會怎樣提醒我去履行生者對死者的職責。他的臉上會浮現出圣潔的笑容，告訴我，我們要承擔起對所有逝者的責任。只有通過我們，通過我們的聲音，他們的故事，其實也是我們的故事，才能說出來。
我輕輕把打盹的尼古拉·伊利亞諾維奇推醒。他呆呆地看著我。我放下他的小桌板，把那張報紙鋪開。我指著第一張面孔，又指指下面那些我不認識的俄文，問他什么意思。他側目而視，滿臉不悅。長嘆一口氣之后，他才從上衣內側口袋里掏出一副粗框眼鏡。他像要發表演講的人那樣清清嗓子，又在座位上挪來挪去想讓自己坐得舒服些，但看來沒達到什么效果。他深吸一口氣，慢慢給我讀起了報紙上三個故事中的第一個。P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