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級大循環：正在改變全球市場和投資策略的新經濟力量（簡體書）

《超級大循環：正在改變全球市場和投資策略的新經濟力量》融經濟、金融、政策和風險管理為一體，與古今中外眾多經濟學家短兵相接，用近乎原始的方式闡述了當前形勢下的全球經濟趨勢。《超級大循環：正在改變全球市場和投資策略的新經濟力量》對當前經濟形勢給予了空前的專業解釋，並闡述了未來投資的走向。作者認為，未來出現第二次大蕭條的風險很小，更多的要麼是第一次大的全球萎靡，要麼是一次大的全球停滯。在經濟的不確定性中，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從早期的危機中得出的理解經濟危機的理論和模式很快就會不具相關性，只有那些從大循環中學到經驗和教訓的人才能在新的宏觀經濟氣候中盛行。．

阿倫．默坦尼，著名數學家和經濟學家，就讀于劍橋大學，花旗集團董事總經理兼花旗全球財富管理部門負責人。在花旗集團的20年職業生涯中，負責過的工作涉及企業銀行及機構銀行、財富與投資管理，擔任過的職位包括投資研究總監和花旗全球投資管理部門的首席新興市場戰略家。李麟，浦發銀行戰略發展部總經理，高級經師，博士，畢業于北京大學。長期從事商業銀行的經營、管理及研究工作，對戰略管理、資產風險組合管理、信貸風險和經濟週期等領域有比較深入的研究。錢峰，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博士後，現供職於浦發銀行戰略發展部。．

《超級大循環:正在改變全球市場和投資策略的新經濟力量》融經濟、金融、政策和風險管理為一體，與古今中外眾多經濟學家短兵相接，用近平原始的方式闡述了當前形勢下的全球經濟趨勢。

前言第一部分 基本原理的缺陷第一章 難以捉摸的科學金融在現代經濟中的優勢地位經濟學的不可證偽性個案分析：理論物理學因果和本體論命題宏觀經濟理論史進入金融市場概括主要思想凱恩斯主義的轉折點激進運動修正主義者握手言和（內部）終結主導模式從極樂到危機／過於成功的危險再次討論可證偽性和新均衡經濟學其他解釋殺傷性武器第二章 當因果關係出現差錯時決策者的困境全球失衡：“美國：無辜受害者”全球失衡：良性看法指責無處不在顛倒因果關係需求創造自身的供給微觀基礎還是宏觀因果第二部分 厄運之轅第三章 超級大循環及其運動定律商業週期之上生產線和相對價格美聯儲搞錯了勞動力閉路……第三部分 完全現代版超級大循環第四部分 未來之路附錄1 明斯基和古對主流理論的挑戰附錄2 黃金的多重面目．

在過去的30年里，我就像伍迪·艾倫(W00dy A11en)在那部與他齊名的電影里扮演的角色變色龍一樣，不管怎樣也算在嚴重的經濟和金融危機中找到了屬于自己的位置。幸運的是，我所處的并不是旁觀者的位置；這個位置讓我在不失重點的情況下，近距離地目睹了危機的肆虐。
在這段時間里，我一直在位于紐約的花旗(Citi)工作。該公司一開始被稱為花旗公司(Citicorp)，后來改名為花旗集團(Citlgroup)，最后簡單地改成了花旗。我很感激我的前雇主。當時，他所經營的那家公司在金融界很強大，能征服其接觸到的所有的市場。但是如今，用一些評論家的話來說，這家公司已經瀕臨破產，急需被執行“安樂死”。如果我當時沒有在這家大型跨國公司工作過的話，我就不會有機會去觀察甚至參與到這些大變數當中去。在過去的20年里，公司給我提供了無數機會，讓我在每個遭遇了危機的地方接觸到了各種人和資源。
但是，即使在那個時候，我對自己之前的同事都深感不解——他們中有許多人已經離開了花旗，跳槽到與摩根士丹利(H0rganStan]ey)合資的企業中工作。在華爾街有很多家機構型企業和理財公司，它們的很多顧問都在美聯儲工作過。在那里，我接觸到了很糟糕的因循守舊思想。這些思想無休止地循環著，時而表現為無知，時而表現為憤世嫉俗。這種思維模式束縛了投資行業的自發行為，強迫其適應市場。
這是一本闡釋經濟穩定性的書，而不是說明經濟公平的書(和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不同的是，我認為這兩種觀點基于完全不同的原理)。基于這一點考慮，我在表達觀點時盡可能控制自己義憤填膺的情緒。
超級大循環：過去和現在
在這一幕超級大循環的戲劇中，資本是關鍵。超級大循環決定資本流動的方向：資本決定超級大循環起落的幅度。如果二者缺少其一，那么就沒什么可談的了。這就是為什么過去的1 25年被稱為超級大循環時代，當然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和1971～1973年之間布雷頓森林體系(Bretton W00ds System)走向瓦解的時期除外。在這兩個時期內，跨國資本流動量很小，相對價格即二級商品的價格也非常低。在那些年間，超級大循環只是暫時離開了歷史舞臺。讀者要牢記一點：雖然我將這種現象稱為超級大循環，但它既可以被理解為產生這些現象的條件，也可以被理解為遏制這些現象的手段。
然而，超級大循環像重新被喚醒的瓦爾基里(Valkyrie) 一樣，在強烈誘惑的驅使下走出了瓦爾哈拉(Valhalla)殿堂 隨后又在某種力量的幫助下恢復了威力，勇往直前。在德國作曲家瓦格納的作品《眾神的黃昏》(Gotterdammerung)中，布林希德(Brunnhilde)在其愛人西格弗里德(Siegfried)的幫助下獲得了重生，然后踏上漫漫旅途，將戒指還給了萊茵少女(Rhinemaiden)，最終解除了整個世界所遭受的詛咒。同樣，在購買力長期下降的情況下，嶄新的貨幣標準也讓人們看到了穩定價格的希望，不管是1879年擴張后的金本位還是1 979年的法定本位(Fiat Standard)。貨幣標準引發了一系列劇烈的價格變化，這種變化從商品開始，隨后波及制造業，最后沖擊了商品消費(而不是商品生產)中家庭的收支平衡。這就是超級大循環的實質——持續一代人之久的價格波動使世界經濟從高度的通貨膨脹演變為通貨緊縮，然后又回到通貨膨脹，并產生了一系列負面效應。我們將其稱為資產泡沫。瓦格納音樂劇中的指環詛咒和超級大循環中的通貨膨脹詛咒很相似。二者破滅之后都造成了極大的破壞。
多數人通常會不自覺地將美國看做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費國，將中國看做是產品和循環儲蓄金的來源地，將中東各國看做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出口地，但我一再要求讀者將這個傳統的分類方式暫時擱在一邊，從全球管道或生產供應鏈的角度考慮問題。下面這一點比較容易理解。所有的產品一開始都是初級品，然后經過各種中間生產過程的加工，同時吸收大量勞動力，最后成為產品，被大眾消費(就連服務也可以被當做產品或勞動力——例如，為你診斷疾病的X光機器和放射科醫師，或者水暖工用來疏通下水道的水管和工具)。如今的大多數產品都是由世界上某個地方的初級品制成，隨后在世界的另一個地區獲得深加工，最后在其他地區被人們消費。
因此，超級大循環是一個緩解通貨膨脹的過程。這個過程貫穿于全球整個生產線中——從初級品到制成品再到服務，就像一頭牛被一條大蟒蛇慢慢吞掉一樣——這就使得經濟繁榮與蕭條交替出現，首先出現初級品，緊接著是制成品，然后是服務和消費。有人很巧妙地將這一特征描述為“蜿蜒曲折前行”，即緩解通貨膨脹的過程不是在世界各地同時進行的，而是按順序來的。然而，這一過程有可能很快演變成通貨緊縮。如果政府不采取措施穩定物價，那么這將無可避免地引發通貨緊縮。
本書所描述的通貨緊縮帶來的威脅比傳統意義上的通貨緊縮對我們的影響更令人感到不可思議。早期和近代一些最著名的經濟學家——如歐文-費雪(Irving F1sher)、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Haynard Keynes)、海曼·明斯基(Hyman M1nsky)，還有近代的本·伯南克(Ben Bernanke)——都告訴我們，高度負債的經濟體很可能會導致通貨緊縮。他們中的一些人認為，通貨緊縮會使貨幣政策失效，因此有必要使用非傳統工具來挽救經濟。例如美聯儲在2008年和2009年被迫采取史無前例的極端措施來挽救經濟。美聯儲的這種行為很好地印證了這種模式。但是，我在這本書里描述的內容比這些現象更深刻，我的目的是讓大家明白，情況非常危險。我們使用的一些工具——尤其是零利率貨幣政策——并沒能真正將我們從通貨緊縮中解救出來，反而使我們陷得更深了。
現在正是把這一模式應用于各個國家和地區的時候。在這樣一個全球生產線和經濟繁榮、蕭條的次序框架中，我們可以回顧一下20世紀80年代拉丁美洲經濟發展停滯的那10年，20世紀90年代日本和亞洲各國的危機，以及21世紀頭10年美國、英國乃至整個國際社會金融體系的幾近崩潰。所有這些并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同一擴展模式下連續的幾個點，這個模式即超級大循環。拉丁美洲(以商品為主導)的經濟蕭條恰恰助長了亞洲(制造業)的經濟繁榮。同一時期，拉丁美洲的經濟蕭條反倒助長了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和英國)的服務主導型經濟和產品消費型經濟的發展。當前這些發達國家的經濟蕭條與此前拉丁美洲的經濟蕭條都是超級大循環模式下連續的點。
歷史上曾出現過兩個重要的超級大循環。第一個超級大循環，也就是古典超級大循環，延續了將近半個多世紀，從19世紀70年代金本位的廣泛采用一直延續到經濟大蕭條時期。20世紀30年代，這個循環在金本位標準的經濟體中因產品生產能力大規模下降而突然結束。這些采用金本位的國家包括美國、德國、斯堪的納維亞國家和幾個拉丁美洲國家。在過去的20年中，全球經濟經歷了新型的大蕭條：日本經濟的一起一落，東亞各國經濟的迅速瓦解，以及美國制造業的委靡不振等。在以上各種情況下，我們都預先阻止了20世紀30年代經濟危機帶來的最嚴重的影響(經濟自動停滯)，因為決策者從過去的失敗中都吸取了教訓 。
第二個超級大循環也就是現代超級大循環，這也正是我們當前所經歷的超級大循環。它起源于1979年的沃克爾美聯儲(Volcker Fed)。該循環比古典超級大循環更高一層，發展速度也更快。我在這本書里所提出的這些政策和投資建議能否成立，完全取決于我對這一階段超級大循環的判斷是否準確，因此我有必要為讀者最后再強調一點：如今，與大蕭條時期不同的是，全球經濟處于超級大循環中一個特殊而靠后的階段。因此，我們需要尋找新的方式去迎接新的挑戰。
但是，首先我們需要糾正一個慣性思維，即浮動匯率體系優于固定匯率體系，因為浮動匯率體系能更好地應對各種經濟沖擊。我認為這種看法是完全錯誤的。在過去的這么多年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一直目光短淺，從而加劇了超級大循環的影響。
如果經濟受金本位體系的完全控制，那么投產價格下跌會對經濟帶來極大的沖擊，世界經濟也會經歷我所描述的無休止的擴張和危機。然而，我非常認同超級大循環的增值機制，即貿易轉變和由此導致的不斷起伏的經濟活動已經變得更加劇烈。這是因為大多數經濟體采用的都是靈活的浮動匯率。我想說的是，浮動匯率機制下產出浮動的幅度會更大些，危機相對比較嚴重，但是恢復速度也快。從國家的角度來考慮，這或許是件好事，而從超級大循環的角度來說，這無疑非常糟糕。
對于大多數讀者而言，這些道理似乎違背常理。金本位國家難道不需要調整自身來適應劇烈的價格流轉嗎?資金外流可以減少貨幣供應，促使某個領域(此處指經濟)出現通貨緊縮。難道不是金本位固有的缺陷造成了經濟大蕭條嗎?這兩個問題的答案都是否定的。經濟大蕭條是金匯兌本位制瓦解造成的(20世紀20年代中期，為解決支付失衡問題，當時世界上的幾大經濟體設立了基金，從而使黃金不再跨國流通，貨幣供應也得到了相應調整)。之所以出現大蕭條是因為政策協調失誤，再加上幾大經濟體，尤其是美國經濟出現了其他決策性失誤，而不是金本位制本身造成了這一驚人后果。
詮釋固定匯率和浮動匯率二者區別的較好方式就是比較1997年和2001年間馬來西亞和泰國的情況，或者1995年到2001年間阿根廷和墨西哥的情況。上述兩種情況中，相對于保持匯率穩定的國家(馬來西亞和阿根廷)而言，匯率貶值的國家(泰國和墨西哥)單位出口價格下降幅度下降。這就使得國外買家的成本投入降低，利潤增加。如果供應國僅僅在固定匯率體系下遭受通貨緊縮，就不可能給購買國帶來如此豐厚的利潤。問題轉移到供應鏈的下一個領域：貿易條件帶來的沖擊日益擴張。一旦我們將危機當成超級大循環的一部分而非孤立事件，我們就會發現，每一個階段的問題都累積了起來。
在魯賓一薩默斯一費雪(Rubin—Summers—Fisher)三巨頭的帶領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采取了行動，實施貨幣貶值政策和緊縮的貨幣政策，其目的是以重獲競爭力為名義，促使大幅度的匯率貶值，并盡快調整這些國家的失衡狀況。美國和其他國家隨之出現的經濟繁榮現象就是這些匯率政策的直接產物，也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及其在美國財政部的支持者給予這些國家的錯誤建議所致。現代超級大循環獲得了強大支持，也因此咆哮于美國經濟中。
錯誤的回應帶來的風險
我提出了這個問題，也會在本書中的很多地方涉及它：如今，決策者似乎篤信，我們不會誤用解決方案，但是我們敢保證自己對問題的診斷沒有錯誤嗎?我們應該捫心自問，該時期的這種危機是否需要這些堅決的回應。本書的核心部分是第二章、第三章和第四章。這幾章會讓讀者認識到這些問題是不可避免的。
我在這個問題上的立場很堅定，毫不模棱兩可。我堅信決策者只是不夠了解他們所面臨的這場危機，第四部分會解釋我為什么這樣認為。在這里我只做個簡單的概括。大蕭條給我們帶來幾個重要教訓，但是沒有一個比下面這點更重要：政府是最終的減震器，一方面政府要適應下降的需求，另一面政府要保障金融體系的穩定。這一真理將在當前的危機中得到檢驗。我相信很快就會見分曉。
將債務從家庭轉向政府，或者從金融領域轉向政府(如果某種家庭債務已經授權)都不管用。寬容的政策也不管用。政府不會保障債務的逐步清償，也不會通過財政刺激來為經濟恢復創造條件，以緩解過度負債的壓力。當前，寬容是一個廣義詞，意思是依靠政府支出而不是轉移來恢復償還能力，即政府間接干涉國家的債務問題。較為直接的方案是債務轉移，即承擔起某個體系的重重債務，然后公布免除債務，就像散布福音一樣。
我不確定轉移和寬容這兩種方法哪一個能幫助我們逃脫危機。通貨膨脹雖然很痛苦，但卻似乎是唯一的解決方案。我們認為，超級大循環從根本而言是一個緩解通貨膨脹的過程，最終會導致通貨緊縮——這實際上意味著負債。因此，我們可以解除超級大循環來減少負債，也即放開我們對穩定價格的承諾，制造通貨膨脹。但是，我們如何能做到這一點呢?我認為中央銀行或許除了不負責任之外別無選擇，不再大肆渲染價格穩定性，而是默默在賬本上將債務記錄抹去，即不再收回基礎貨幣增值的部分。2007年金融危機以來，美聯儲和英格蘭銀行不斷向市場投放大量的基礎貨幣，允許其在更廣的范圍內流通，以此來激起通貨膨脹。最好把下面這句話當成高貴的謊言：技術上很簡單，但政治上很困難。
沒有人愿意卷入通貨膨脹的旋渦當中。我認為，要想走出即將來臨的超級通貨膨脹，就需要采用全新的貨幣標準。超級通貨膨脹的特點是價格以雙倍的速度上漲。惡性通貨膨脹指的是每年通貨膨脹率超過100％，甚至會出現滯脹，而且高度的通貨膨脹和緩慢的經濟增長也將并存。這或許意味著要回到金本位標準或其他某種金銀備份體系。或許一種全新的貨幣經濟學可以為此提供一條生路。這種經濟學源自新的宏觀經濟學，抵制了幼稚簡化論的種種誘惑。平衡經濟學家將其稱為“微觀基礎”。其中，經濟就像正常思維的人一樣運作著，不斷獲取新信息，尋找最有效途徑，竭盡全力去達到總的目標。
這些微觀基礎是經濟學家的偶像。經濟學家花了整整一個世紀的時間才改掉了壞習慣，不再總是從規模收益不變的角度來考慮問題，也不再認為產出和投入成比例。同樣，如今，許多宏觀經濟學家發現難以消除這種思想，即總的經濟充其量只不過相當于擴大了的個人經濟。他們漸漸認識到這種思維方式存在大量謬誤。他們將凱恩斯的節儉悖論拋之腦后。該悖論認為人們的節儉很可能導致更大程度的經濟衰退。如今，凱恩斯的觀點連同其他幾個同樣有害的悖論再次出現，如對手威脅論。一個機構如果力圖減輕自身的風險，到頭來只會加大整個體系崩潰的風險。但是，我對該問題的批評則更加深入。我在第二章中指出，我們將宏觀因果性看成解讀整個經濟的另外一種組織原則。在宏觀因果關系中，宏觀力量決定著個體經濟行為，反之則無效。但是，我僅僅是建議而已，因為如果再深挖的話就會超越這本書的范圍。
是其他人先想到這一點的嗎?
過去這么多年里，曾和我討論過這些觀點的人總會問我，這個理論和馬克思或者康德拉季耶夫(Kondratiefian)分析資本主義經濟的方式有何不同。這兩種學說都認為歷史有一個方向，經濟因素在該方向上起決定性作用。現代馬克思主義學說在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羅伯特·布倫納(Robert Brenner)的著作中得到了最佳體現。我在第三部分也大量引用了該學說。該學說認為資本主義的發展不是循環的(此處為超級大循環)，而是具有內在的過度生產發展趨勢。從這一點來講，布倫納的作品很了不起。他認真搜集了論據并指出，在愈演愈烈的競爭面前，公司在單位利潤下降的情況下仍然想竭力保住原有的利潤水平。這就導致某些行業出現生產過剩的情況，主要為制造業，因為該行業的全球競爭相當激烈。但是，我在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中會指出，制造業只是大背景下的一個亮點。是的，現代超級大循環確實賦予了制造業強大的生產能力，但是，自從20世紀90年代早期日本經濟出現不良狀況以來，該行業的生產能力也在不斷下降。我們的浮動匯率體系使得全球制造業經受了巨大危機，遠遠超過固定匯率體系，如金本位，可能導致的危機程度。最近，在美國和其他地區出現的服務業繁榮及隨之產生的家庭收支平衡擴張無法用馬克思提出的生產過剩理論及其對利潤率下降的重視來解釋。該理論也無法解釋房地產行業(非流通制造行業)出現的巨大熱潮。
另一方面，康德拉季耶夫的長波理論卻顯得有些華而不實，這一點在危機時期再次得到了證實。它似乎可以解釋危機的某些癥狀，比如通貨緊縮或膨脹時期，資產積累等，但是卻有點難以理解。然而，當時，這一理論似乎試圖解釋危機的原因和許多其他非經濟效應方面的問題，因此有些出拳過長。康德拉季耶夫認為，波動是由經濟各方面的產品革新所引發的，這就導致組織和進程方式發生了相應變化。波動隨著這些變化逐一出現，速度不斷加快，勢頭也更猛烈。但是，由于最初的刺激因素逐漸消減，致使波動也不斷減弱。長波理論的其他方面主要講述伴隨這些波動所出現的社會和政治變革。比如，它將50年左右的循環劃分為4個時期，各個時期之間有明確的時間期限：一般說頭15年是衰退期；接著20年是大量再投資期，在此期間新技術不斷采用，經濟發展增快，顯示出一派興旺景象；其后10年是過度建設期，過度建設的結果是5～10年的混亂期，從而導致下一次大衰退的出現。所有這些描述的目的在于揭示戰爭、饑荒、社會體制的變化和由系統引發的氣候變化。這使我們想起1 9世紀影響深遠的俄國小說，其中寬泛的敘述情節令人心馳神往。但是，這并不是我所說的可以用來武裝自己的科學理論。我在本書中所提到的超級大循環理論并沒有涉及技術或變革沖擊等方面，其所有描述都是內在的。也就是說，它們都可以借助經濟主體在上下波動的通貨膨脹面前所采取的行動來解釋，不管是央行還是個體生產者或消費者。核心部分的框架很簡單，但其啟示作用卻影響深遠。我們正處在歷史長河中的一個轉折點嗎?
我不會那么天真地認為世界會瞬間完全改變。我也不相信近期的繁榮現象會不復存在。我非常期待金融和投資產業的持續發展，盡管其受到了某種束縛。我們可以從市場王國撤退，但是卻不可能回到福利王國。如果我想象中的那三個情景中最壞的一個出現——無休止的通貨緊縮狀態(另外兩個是高度通貨膨脹和滯脹)，那么如今的權利社會將幾乎沒有振興經濟的欲望，甚至可利用的資源會更少。
在這種情況下，可能出現的是經濟的長期委靡不振和遲遲不去的經濟過熱。人們期待那些遭受危機的國家能恢復正常狀況，這種期待不斷涌現，緊接著又一一破滅。所有這些都會激發人們去尋找新的政治經濟體制。在分散管理的金融體系中起作用的共同王國或許會在市場王國失敗后顯現。在相互王國中，我們所草草建立的哥德堡金融體系會被某種簡易體系所取代。這個新體系更接近于我們的需求，而且和我們的財富創造活動也不那么疏遠。我使用了“相互”這個詞，因為在這樣一個新的王國里，我們每個人都對結果承擔一定的風險。糟糕的是，在如今這個歷史時期，它只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夢想。
下面該談談金融化了。這個主題出現在現代超級大循環的場景中。一個微妙的觀點認為，金融市場相當于一個強大的決策過濾器，可以過濾出我們當前和未來的計劃和偏好。從本質上來講，我們可以給這些偏好賦予經濟值(價格)，使其可以自由交易，最終將經濟生活中的各個板塊拼湊到一起。我略為煽情地將其稱為我們這個時代的福特主義。福特主義指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出現的經濟和社會現象，以及那個充滿進取精神的時代所獲得的成就。福特主義認為，公司的老板和員工之間應建立相互依存的關系(基于這點考慮，福特汽車公司付給員工較高的薪水，因為它不僅將員工當做工人，還把他們看成客戶)。盡管福特主義在大蕭條的困境中存活了下來，但其勢頭也漸漸減弱。它曾有望成為在不受政府干預情況下增強穩定性和增加福利的公司模型，但是該希望最終還是破滅了。
乍一看，金融化也沒什么兩樣——畢竟，其實質還是自我擴張。盡管它像福特主義一樣在其繁榮時期讓大家看到了穩定的希望，但是，與福特主義不同的是，它是通過市場過濾后的共有偏好和行動的自發排序才做到這一點的，而不是通過亨利·福特式的個人英雄努力做到的。因此，兩種理論都在尋求一種更有效的次序——其中一個是由理性的觀察者發覺的，另一個則由突發的暴力和意志創造的。金融化就像大蕭條后的福特主義一樣，也無法從這場危機中恢復過來。
因此，雖然我相信金融化時期已經結束了，但是金融實踐和金融革新還將繼續保留下來。這并不是自相矛盾的。金融化是由世界上大型中央銀行，尤其是美聯儲所實踐的行為。對這些中央銀行來說，復雜的金融市場是創造財富的同時獲取有效平衡的必要條件，復雜的金融產品也是每個家庭實現消費和儲蓄長期平穩所必須的。另一面，金融變革也給人們帶來了實際效益——這并不是基于詭辯。事實上，我是要求人們從高度負責的“牛頓”金融模式中撤退出來，轉向簡化的“歐幾里得”金融模式。
我已經認識到了這一點，并開始審視當前面臨的三大經濟困境——無休止的通貨緊縮、高度通貨膨脹和滯脹——以及投資者如何才能在這三種完全不同的情況下創造財富。我們不會再經歷第二次大蕭條，但更可能面臨第一次全球經濟大委靡——整個世界都像日本那樣——或者大滯脹。我們越能快速抓住超級大循環給我們創造的機會，將來的抱怨就會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