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大學學術權力（簡體書）

《論大學學術權力》擬在總結學界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運用政治學的權力、權威及權力合法性等相關理論，對大學學術權力的起源、發展、結構、特性、功能等問題展開系統深入的研究，注意揭示紮根於學科、來源於知識，並嵌入現存社會關係之中的大學學術權力的產生及運行的內在邏輯，以拓展權力理論的研究範疇，進一步深化對大學學術權力的理解和認識，為新世紀中國現代大學制度模式的選擇與建構提供有益借鑒。．

趙俊芳，1962年生於長春市。現任吉林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長、教授、博士生導師，《高教研究與實踐》主編；現為吉林省教育科學領導小組成員、吉林省社會科學專家評議組成員、吉林省時事評論專家，兼任中國高教學會期刊專業委員會第五屆理事會副秘書長、吉林省高教學會副秘書長、中國高教學會院校研究會常務理事；主要研究方向為大學學術組織、制度及比較高等教育。近年來，在《教育研究》、《高等教育研究》、《中國高教研究》、《復旦教育論壇》、《江蘇高教》、《大學教育科學》、《現代大學教育》、《光明日報》（理論版）等報刊上發表學術論文近50篇，其中，多篇論文被《新華文摘》、《中國社會科學文摘》等轉載；承擔全國教育科學“十一五”規劃課題及教育部規劃項目；連續獲得第6、第7屆吉林省政府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第8屆吉林省政府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

《論大學學術權力》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

導言一 問題緣起二 研究現狀三 研究視角第一章 大學學術權力研究的理論基礎一 權力的語義考察二 權力的三個範式三 權力的四種關係四 權力的實質追問五 馬克思主義權力觀第二章 大學學術權力概說一 大學學術權力的邏輯起點二 大學學術權力的基本內涵三 大學學術權力的主體結構四 大學學術權力的多元形態五 大學學術權力的理想訴求六 大學學術權力的典型特徵七 大學學術權力的核心功能八 大學學術權力的載體案例第三章 大學學術權力的合法性一 權力合法性理論概述二 大學學術權力的合法性基礎三 大學學術權力合法性的判定四 大學學術權力合法性危機第四章 大學學術權力運行之影響因素分析一 政治要素與大學學術權力之運行二 經濟因素與大學學術權力之運行三 社會因素與大學學術權力之運行四 文化因素與大學學術權力之運行第五章 西方大學學術權力模式之解讀一 西方大學學術權力模式的歷史流變二 西方大學學術權力主要模式及評價三 西方大學學術權力模式的共性要素四 西方大學學術權力模式的理念建基第六章 中國大學學術權力模式之構建一 中國大學“學術權力”模式選擇的軌跡二 中國大學學術權力模式構建的當代背景三 中國大學學術權力模式構建的內在衝突四 中國大學學術權力模式構建的主要問題五 中國大學學術權力模式構建的原則六 中國大學學術權力模式構建的基本路徑結語參考文獻後記．

可以是教師民主管理機構或教師，也可以是學校行政管理機構或行政管理人員，還可以是政府及其高等教育管理部門等；其客體，即權力的作用對象，必定是學術事務，其作用方式，可以是行政命令式的，也可以是民主協商式的。”學術權力就是根據學術事務、學術活動及學術關系等的特點和規律對其施加的影響和干預的力量，是學科規范和管理技術的結合，是為了實現高等教育的目標而對其特定的管理對象進行的組織、協調和控制的權力，它主要由學術民主管理權力和學術行政管理權力構成。“無論是學者個體的權力還是教授團體的權力，都屬于學術權力的范疇。”“學術權力是專家學者依據其學術水平和學術能力，對學術事務和學術活動施加影響和干預的力量。”等等。
在學術權力概念理解的問題上之所以存在上述諸種差異，一是受美國學者伯頓·克拉克《學術權力——七國高等教育管理體制比較》一書的影響。當《學術權力》落戶中國后，恰逢中國高校實施管理體制改革之時，故伯氏對學術權力的描述頗為國內部分學者所倚重。耐人尋味的是，從《學術權力——七國高等教育管理體制比較》到《高等教育系統——學術組織的跨國研究》，參與《學術權力——七國高等教育管理體制比較》一書撰寫的德國、意大利、法國、瑞典、英國、美國、日本等多國學者雖然對七國學術權力的結構、層次、載體、模式、特點進行了較為全面的分析研究，但均未對學術權力的概念做出明確界定，全書通篇使用較多的關鍵詞為：領導、控制、決策權等。二是學者們在研究問題時其立足點和切入角度有所不同，伯氏主要從學術權力的對象出發，而我國學者或從主體、或以對象、或針對管理形式等問題對大學學術權力進行描述與分析，故在具體研究中出現差異。由于不同國家相異的管理方式和語言習慣影響了學者對此概念的理解。在美國，政府不直接介入高等教育管理，國家僅對大學實施資助（撥款與國家控制關系密切），在很大程度上通過學術中介組織對大學進行評估；而在近代以來的歐陸國家，需國家設置大學講座或任命大學講座教授，直接為講座撥款。三是學術權力內涵十分復雜，我國學者或從主體、或從對象、或以管理形式等為研究邊界對學術權力進行描述和說明，極易造成概念使用中的混亂，而學者在研究該問題時的立足點和切入角度不同，遂使得學者尤其是中國學者對該概念的界定有所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