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理想就有疼痛（簡體書）

這是一份關於當代中國文化的最真實底稿，收錄了高曉春與白先勇、馮驥才、余華、莫言、余秋雨、陳忠實等20位當代中國文化大家的對話。通過近距離的訪談，展現了這些文化大家多彩的內心世界，也闡釋了他們對生命、藝術、財富及文化的理解。

高曉春

從事記者、編輯工作二十多年，採訪中國當代文化名人一百多名。其精彩深入的訪談直面受訪者的精神世界，既洞察入微，又通達宏觀。不僅突顯出受訪者的思想輪廓與精神之光，而且真切反映了中國當代文化的發展印記。已出版作品有《直面中國文化名流》等。

只要你內心有源源不斷的理想，疼痛就會繼續下去。因為疼痛，我們才活得如此真實。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莫言講述高粱地里的故事，茅盾文學獎獲得者陳忠實傾吐《白鹿原》的四年創作艱辛……20位文化名人敞開心扉，談理想說疼痛，勾勒中國當代文化的滄海桑田。

白先勇：是古典的美，是愛情打動了年輕的心

馮驥才：眼睜睜看著文化消失，我的心裏充滿了失敗感

雷抒雁：精神是一種有力量的存在

韓美林：哪怕是添一聲美鳴，也算沒白活一世

阿 來：寫《塵埃落定》，是一次隆重的精神洗禮

莫 言：我把要講的故事放在高粱地裏

畢飛宇：有理想就會有疼痛

周海嬰：父親那麼老了，我還這麼小

鄭欣淼：誠惶誠恐到故宮

孔慶東：幽默是一種從容的態度

阮次山：每一個外國政要都是一本書

余 華：《兄弟》的荒誕與真實

梅葆玖：父親說做人一定要真，在舞臺上也一樣

畢淑敏：我的心靈有三間屋

熊召政：這十年我和張居正朝夕相處

餘秋雨：我的不少書都是走出來的

陳忠實：我用四年的時間寫了《白鹿原》

厲以寧：經濟學應該以人為本

吳曉波：記錄“小人物”，總結商業歷史

沈昌文：書牽涉到靈魂，對待靈魂的事情，要慎重

莫言：我把要講的故事放在高粱地裡

原本想趁火打劫，誰知道弄假成真
高曉春：無論是在由您的小說改編成的電影《紅高粱》《暖》裡，還是在您的短篇小說、中篇小說、長篇小說裡，我們都不難看到一種濃濃的鄉土氣息，不難看到您與高密東北鄉那釅釅的化都化不開的“血地”深情。因此，文學評論界的人們稱您為“高密東北鄉”開天闢地的皇帝。
莫言：是的，就是在《白狗秋千架》這部小說裡，我第一次戰戰兢兢地打起了“高密東北鄉”的旗號，從此便開始了嘯聚山林、打家劫舍的文學生涯，原本想趁火打劫，誰知道弄假成真。我成了文學的“高密東北鄉”的開天闢地的皇帝，發號施令，頤指氣使，要誰死誰就死，要誰活誰就活，飽嘗了君臨天下的樂趣。什麼鋼琴、麵包、原子彈、臭狗屎、摩登女郎、地痞流氓、皇親國戚、假洋鬼子、真傳教士……統統都塞到高粱地裡去了。
高曉春：一位作家說過，莫言的小說都是從高密東北鄉這條破麻袋裡摸出來的。
莫言：他的本意是譏諷我，但我卻把這譏諷當成了對我的最高的嘉獎。這條破麻袋，可真是好寶貝，狠狠一摸，摸出一部長篇；輕輕一摸，摸出一部中篇；伸進一個指頭，拈出幾個短篇。
高曉春：一個作家難以逃脫自己的經歷，而最難逃脫的是故鄉經歷。您說過這句話。
莫言：所謂經歷，大致是指一個人在某段時間內，在某個環境裡，幹了一件什麼事，並與某些人發生了這樣那樣的、直接或間接的關係。一般來說，作家很少原封不動地使用這些經歷，除非這經歷本身就已經比較完整。
在這個問題上，故鄉與寫作的關係並不特別重要，因為有許多作家在逃離故鄉後，也許經歷了驚心動魄的事。但對我個人而言，離開故鄉後的經歷平淡無奇，所以就特別看重故鄉的經歷。我的小說中，直接利用了故鄉經歷的，是短篇小說《枯河》和中篇小說《透明的紅蘿蔔》。
“文革”期間，12歲的我在一個橋樑工地上當小工，起初砸石子，後來給鐵匠拉風箱。在一個陽光明媚的中午，鐵匠們和石匠們躺在橋洞裡休息，因為腹中饑餓難挨，我溜到生產隊的蘿蔔地裡，拔了一個紅蘿蔔，正要吃時，被一個貧下中農抓住了。他揍了我一頓，把我腳上那雙半新的鞋子剝走，送到工地領導那兒。我因為怕丟了鞋子回家挨揍，只好去找領導要鞋。領導是個猿猴模樣的人，他集合起隊伍，200多人站成黑壓壓的一片。太陽正在落山，半邊天都燒紅了，像夢境一樣。領導把毛主席像掛起來，讓我請罪。
我哭著，跪在毛主席像前結結巴巴地說：“毛主席……我偷了一個紅蘿蔔……犯了罪……罪該萬死……”
民工們都低著頭，不說話。
張領導說：“認識還比較深刻，饒了你吧。”
張領導把鞋子還給了我。
我忐忑不安地往家走。回家後就挨了一頓毒打。出現在《枯河》中的這段文字，幾乎是當時情景的再現：
哥哥把他扔到院子裡，對準他的屁股用力踢了一腳，喊道：“起來，你專門給家裡闖禍！”他躺在地上不肯動，哥哥很用力地連續踢著他的屁股，說：“滾起來，你作了孽還有功啦是不？”
他奇跡般站起來(在小說中，他此時已被村支部書記打了個半死)，一步步倒退到牆角，站定後驚恐地看著瘦長的哥哥。哥哥憤怒地對母親說：“砸死他算了，留著也是個禍害。本來今年我還有希望去當個兵，這下全完了。”
他悲哀地看著母親。母親從來沒有打過他。母親流著眼淚走過來。他委屈地叫了一聲娘。
看過《枯河》的人也許還記得，那個名叫小虎的孩子，最終是被自己的親人活活打死的，而真實的情況是：當父親用沾了鹽水的繩子打我時，爺爺趕來解救了我。爺爺當時憤憤地說：“不就是拔了個蘿蔔嘛！還用得著這樣打？”父親是好父親，母親是好母親，促使他們痛打我的原因，一是因為我在毛主席像前當眾請罪傷了他們的自尊心；二是因為我家出身上中農，必須老老實實，才能苟且偷安。
當然，並非只有挨過毒打才能寫出小說，但如果沒有這段故鄉經歷，我絕寫不出《枯河》。
高曉春：再談談長篇小說《檀香刑》。《檀香刑》是第六屆茅盾文學獎的入圍作品，並且是全票入選。《檀香刑》述說的是德國人在山東修建膠濟鐵路、袁世凱鎮壓山東義和團運動、八國聯軍攻陷北京、慈禧倉皇出逃的事兒，發生在1900年前後，與您的經歷無關。對於這類體裁，您如何把握？
莫言：我想，你說的是歷史小說的問題。歷史在某種意義上就是一堆傳奇故事，越是久遠的歷史，距離真相越遠，距離文學越近。歷史上的人物、事件在民間口頭流傳的過程，實際上就是一個傳奇化的過程，每一個傳說者，為了感染他的聽眾，都在不自覺地添油加醋，再到後來，麻雀變成了鳳凰，野兔變成了麒麟。我的小說大概也就是這類東西。我把要講的故事放在高密東北鄉、放在高粱地裡——就像孫犁把故事放在荷花澱裡、老舍把故事放在小羊圈胡同裡、沈從文把故事放在鳳凰城裡一樣，然後，再把往昔傳奇化的傳說，用我的思維方式去講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