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與好的社會（簡體書）

為什麼社會需要金融？為什麼金融離不開社會？為什麼金融創新不能缺少？為什麼金融家一定要追逐風險？為什麼社會需要金融投機？金融家和詩人、音樂家、哲學家有什麼不同？為什麼公眾對金融行業如此不滿，這種不滿的根源在哪裡？ 一部真正把金融看懂的書、全方位展現金融行業規則。 在金融領域，著名經濟學家羅伯特．希勒的成就幾乎無人可比肩：他是耶魯大學金融學教授、標普凱斯—希勒房價指數的聯合創始人、《紐約時報》暢銷書作家，他還在2012年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提名；他或許還是唯一一位既預測到2000年股票市場泡沫，又成功預言了房地產泡沫終將引發次貸危機的學者。羅伯特．希勒闡述認為，金融並不是社會的寄生蟲，社會離不開金融，而金融也應當服務於社會，而且我們需要有更多的金融創新。 在《金融與好的社會》這本書裡，金融行業的關鍵角色首席執行官、投資經理、銀行家、投資銀行家、放貸者、交易員、做市商、保險商紛紛登場，希勒一一揭開了他們的神秘面紗。而市場設計者、金融工程師、衍生品供應商、律師、金融顧問、遊說者、監管者、會計師、公共商品融資商、政策制定者，幾乎沒有人知道這些游離于金融行業周圍的人到底扮演了什麼角色。通過閱讀這本書，你一定會知道，這些幕後策劃者如何操縱了金融社會。 這是一部金融行業的必讀書，同時也是一部瞭解金融行業的必讀書。．

羅伯特．希勒，耶魯大學金融學教授，標普/凱斯-希勒住房價格指數的聯合創始人之一。他還是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競爭性市場顧問委員會的成員之一。2012年羅伯特．希勒入圍諾貝爾經濟學獎。他經常為聯合報業集團下屬的報刊和《紐約時報》撰寫專欄。同時，他還是一位暢銷書作者，著述頗豐，《非理性繁榮》、《終結次貸危機》、《動物精神》等成為超級暢銷書。．

《金融與好的社會》金融行業必讀書，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副總裁朱民傾力推薦！羅伯特?希勒注定是個悲情人物！身為耶魯大學金融學教授，標普/凱斯-希勒全國房價指數的聯合創始人之一，他在金融學研究領域的成就沒有多少人可與之比肩。但在201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呼聲最高且已經入圍的羅伯特?希勒最終與諾貝爾經濟學獎失之交臂。
但羅伯特?希勒的學術造詣與學術地位卻一直為眾多人士和讀者津津樂道。擺在你面前的這本《金融與好的社會》可以說是羅伯特?希勒的集大成之作。首席執行官、投資經理、銀行家、投資銀行家、放貸者、交易員、做市商、保險商、市場設計者、金融工程師、衍生品供應商、律師、金融顧問、游說者、監管者、會計師、公共商品融資商、政策制定者，這些你知道的或者不知道的角色，在希勒的《金融與好的社會》里都會娓娓道來——你可以透徹地了解金融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金融與好的社會》既不是對金融界的贊歌，也沒有痛陳金融弊病，而是把金融放在社會的大背景下，是非功過，自有客觀評述。

序中文版序前言引言 社會需要金融第一部分 角色與職責第1章 首席執行官：那些獲得巨額獎金的人們為什麼要對首席執行官進行股權激勵首席執行官的獎金從何而來如何解決道德危機延遲付薪任人唯親的董事會社會主義同樣存在激勵問題第2章 投資經理：他們是如何拿取高額報酬的投資經理：“我可以超越市場”越聰明的投資經理勝出的機會越大？投資經理薪酬泡沫投資經理的迷魂陣投資經理：“我們不是騙子”第3章 銀行家：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銀行的起源銀行是如何運轉的銀行業的未來如何銀行業：為大多數人服務第4章 投資銀行家：股票市場能量巨大的隱形人投資就是一種賭博當代金融領域最激烈的鬥爭第5章 放貸者：他們被蒙蔽了，還是蒙蔽了別人抵押貸款是如何發起的大多數人都不知道的事實可怕的錯覺：房價永遠不會下跌難道監管者就那麼傻？第6章 交易員和做市商：社會離不開的“賭徒”多巴胺系統：金融回報機制交易速度越來越快交易領域越來越廣第7章 保險商：讓災難減輕，讓社會平穩保險業：民眾的最佳保護措施應對長期風險保險業前景第8章 市場設計者和金融工程師：麻煩的製造者，還是麻煩的解決者市場設計的不同目標從尋找人生伴侶到金融市場設計第9章 衍生品供應商：為什麼他們成了聲名狼藉的人衍生品的起源不完美的衍生品市場對期權的監管第10章 律師和金融顧問：金融行業不可或缺的角色律師與金融的密切關係以色列人均律師佔有量是中國的50倍 將低收入人群排除在外金融顧問：他們是如何工作的律師與金融顧問的關鍵作用第11章 遊說者：究竟是施展陰謀，還是尋求正當利益遊說者失衡的權力遊說行為也是必不可少的遊說行為和遊說者：爭取正當的利益第12章 監管者：遊戲規則的制定者自律組織政府監管者第13章 會計師和審計人員：金融架構的護航者第14章 教育者：金融危機始作俑者？商學教育的使命經濟學教育與道德培養第15章 公共商品融資商：他們在為社會和公眾服務第16章 政策制定者：肩負穩定經濟的重任貨幣政策制定者財政政策制定者減少經濟波動的良策央行在未來將消失第17章 受託人和非營利經理人：信託計劃的執行者信託公司的目標非營利性組織如何運作用積累的財富做什麼信託和非營利性組織的未來第18章 慈善家：可以讓財富變得更有意義比爾．蓋茨和巴菲特邀請中國富人：慈善家的基本角色是什麼財富能帶來什麼第二部分 金融之美與金融不滿第19章 金融、數學以及美金融是美的：對稱性和守恆定律金融之美第20章 金融家、詩人、音樂家與哲學家：他們有什麼不同第21章 追逐風險的衝動當追逐風險成為使命焦慮和不平等第22章 追隨傳統和習慣的衝動以詞代物：貨幣是衡量價值的標準嗎權利與金融演變第23章 債務和杠杆人為錯誤：他們為什麼被債務壓垮瘋狂借貸，危機不斷歐債危機誰之過杠杆週期：繁榮之後，即是崩潰醜惡債務和助益債務第24章 金融是肮髒的嗎？公眾的認識誤區金融與賭場有什麼不同認知失調和偽善：金融危機的心理根源道德目標：賺錢到底為了什麼被錯誤地扣上肮髒的帽子成功的商人都是肮髒的？第25章 為什麼社會需要金融投機投機行為與有效市場動物精神選擇與投機行為有限責任制：特殊的金融制度從合夥制公司到有限責任制上市公司鼓勵良性的金融投機第26章 投機性泡沫之罪到底什麼是投機性泡沫投機性泡沫是社會傳染病？非金融投資泡沫戰爭與泡沫美好社會泡沫也很重要第27章 社會為什麼既不平等也不公正金融和不公正富人是如何處理金融問題的金融業高薪泡沫家族王朝與社會地位匹配的消費行為財產稅不平等指數讓不平等現象消失第28章 金融社會中的慈善產業增強慈善事業的驅動力支持捐贈行為的稅法簡化稅務刺激捐贈讓富人有一種自我滿足感用稅收優惠鼓勵捐贈參與型非營利組織改進慈善事業的其他方式目標和我們的人生第29章 資本應該掌握在誰的手裡土地改革住房所有權公積金與養老金更加良性的金融體制集中度的上限各種政策對資本的影響第30章 大幻覺：金融問題的真正實質1910年的“大幻覺”“大幻覺”是引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直接原因當今商業領域的“大幻覺”人生滿足感人生和商業中的進犯性金融與衝突結束語 金融、權力及人類的價值觀致 謝．

2008年9月，雷曼兄弟公司的破產引發了全球金融危機，一時間，向來在金融市場占有霸權地位的金融帝國開始傾倒，一直在金融業前沿的頂級金融公司轟然倒塌，那些傳奇的金融人物退到歷史的角落，傳統的金融基礎理論也在危機中受到挑戰……正如我在2008年年末在《改變未來的金融危機》一書的序中寫道：“我們為一個又一個金融王國的轟然倒塌而震驚、為一個又一個事件中人性道德的喪失而沮喪，為一次又一次制度的缺陷而驚訝，為一批又一批財富的煙消云散而惋惜，為一次又一次出現的人類的短視而痛苦。我們在觀察中思考，在困惑中體會，在斑斑事件中尋找歷史，在層層硝煙中探尋明天。”思考又一次把我帶到了耶魯大學教授羅伯特?希勒的《非理性繁榮》，我們組織了一個閱讀小組，認真地討論。
我對希勒教授歷來尊重。最早知道希勒教授是閱讀他1989年的專著《市場波動》，當時正在學習有效市場理論，該理論認為，市場上的金融工具的價格能夠準確、及時地反映各種信息，因此金融資產能夠被準確定價。價格的高估或者低估只是一種幻覺，股價波動服從統計意義上“隨機游走”。我對這種市場的完美性有相當的懷疑。希勒教授對投機市場的價格波動進行了數學分析和行為分析，論證了“理性人”、“充分信息”和“充分定價”，由此推論“有效市場”的不存在。在有效市場中，單只股票會隨機游走，但整個市場的價格水平并不證明市場的有效性。我被他明確的觀點、嚴謹的邏輯、近乎完美的數學推演和清晰的表述所折服。
我一直對宏觀經濟金融管理有興趣，希勒教授在1993年出版的《宏觀市場：建立管理社會最大經濟風險的機制》則讓我入迷。他提出了用多種新的風險管理合同建立廣義宏觀市場，從而維持宏觀經濟金融的穩定和收入分配公允。例如他提出運用國民收入與不動產期貨合同等，引領了一場適應現代人生活水平的風險管理領域的新革命。他運用高深的數學工具的自如性也令我贊嘆。這本書在1996年獲得美國教師退休基金會的薩繆爾森獎。
20世紀90年代后期，美國的股票市場道瓊斯指數、標準普爾500指數以及納斯達克指數不斷創造歷史新高，投資者投資熱情高漲。希勒教授則敏銳地觀察到繁榮背后隱藏的危機。2000年，希勒教授出版了《非理性繁榮》第1版。他比較了美國近140年來股票市場市盈率的變化情況，指出當時美國股票市場指數大幅上漲是脫離實際經濟運行的反常現象，揭示了金融市場中非理性的一面，他以大量的數據和案例分析了自由市場經濟中資本市場內在的不穩定性，預言了股票市場的下跌。沒多久，美國股市發生了巨震，道瓊斯指數在短短幾周之內下跌了近20%，納斯達克指數跌幅超過30%。
2005年，希勒教授在《非理性繁榮》第2版中新增了關于房地產市場分析的章節，希勒教授指出當時房地產市場的繁榮中隱含著大量的泡沫，房價可能在未來幾年中下跌。“次貸危機”果然來臨，希勒教授專門針對次貸危機寫了《終結次貸危機》。他再一次強調，非理性繁榮是美國股市泡沫和房地產泡沫的源頭，它的根本原因是現有金融體系安排存在重大缺陷。加之人們面對泡沫時產生的心理恐慌，爆發全球金融危機在所難免。他認為只把危機原因歸結于按揭貸款人的欺詐，證券投資人、對沖基金、評級機構的貪得無厭，甚至是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前主席格林斯潘所犯下的錯誤是不夠的。他從心理和社會因素層面剖析次貸危機的形成，指出根本在于美國金融體制的弊端，需要采取切實的步驟，重新構筑住房市場和金融市場經濟體系的制度基礎。
今天，希勒教授融合了他之前著述的主要觀點，包括他的《金融新秩序》以及他和阿克洛夫教授合作的《動物精神》，推出了新著《金融與好的社會》，系統地闡述了他的理念。希勒教授再一次提出股票市場是不穩定的，股價的時漲時落決定了人們不可能從中獲得穩定的收益。他批評人們過度迷信股票市場，妄想通過股票市場賺取財富。而這種對股票市場的過分迷信也助長了金融體系的不穩定性。他同時指出目前的金融秩序無法化解這些風險。希勒教授建議設立一個包含各種風險信息并能夠對這些信息進行及時處理的數據庫系統，構成金融新秩序的物質基礎。在這個超強數據庫系統的幫助下，全球市場中的所有交易風險以及各種獲利機會都將及時得到反映，并從此創造出新型金融工具。人們通過在金融市場上交易這些新型金融工具，分散和化解這些實體經濟風險。他提出在改進金融信息基礎設施上，讓盡可能多的人受益于金融活動、金融產品及金融服務，擴展市場的范圍，開放零售金融工具，為消費者提供更大的保障。希勒教授希望通過金融創新實現金融民主化，從而分散風險，為經濟生活提供更加牢固的基礎。
一般金融著述研究市場和市場行為、運行方式，有些研究體制和機構。希勒教授則更進一步，他研究廣義金融體系的制度、機構、參與者、運行機制和法律監管框架。他更進一步研究作為參與主體的“人”的行為，既包括商業銀行家、投資銀行家、券商、交易商、保險商、金融工程師、衍生產品提供者，也包括監管者、會計師和審計師，以及代表政府的政治家的行為。他認為傳媒和輿論可能使公眾心理因素在股票價格波動中起很大的作用。他研究這些行為主體面臨的激勵和懲罰機制，行為約束和相互制約；他們之間的合作和博弈，以及他們和“市場”之間的合作和博弈。由此揭示這些參與主體的“人”的理性和非理性行為和市場的結果。這些論點和方法都是前沿性的，因此本書讀來生動有趣又引人深思。
我和希勒教授相識多年，也曾多次同臺發言。2005年冬季達沃斯論壇的主題是全球權力轉移，我和希勒教授共同在論壇的第一天的主會場上發言。當時會議整體對新興市場經濟的崛起持樂觀態度，希勒教授和我則持相對冷靜的觀點。我們都認同新興市場經濟的增長強勁，也認為新興市場經濟可能會繼續保持強勁增長，但我們也認為不能夸大其詞，因為新興經濟占全球經濟的總量有限，而從新興經濟的經濟增長速度強勁到所謂“權力轉移”更是一個歷史的長期變更。同時新興經濟的中長期經濟發展也面臨轉型的挑戰，包括從出口導向到內需主導的增長模式的變更、金融體系的改革，尤其是收入分配政策和建立社會保險體系等。我們都呼吁學術界加大對新興市場經濟的研究，提出更多的政策建議。2009年，希勒教授到中國人民大學講學，我也有幸應邀發言。會議在中國人民大學的一個大會場舉行，主席臺很寬敞。有趣的是，會議在主席臺上我們座位的上方懸掛了我們的大幅畫像，我開玩笑說好像坐在自己的遺像下發言，全場大笑。希勒教授則平靜地說，從未來看過去也是經濟學家一種有趣的視角。話音未落，滿會場瞬時安靜下來，希勒教授即席開講。那天我們對中國房地產市場是否存在泡沫進行了有趣的辯論，觀點不盡相同，彼此相互尊重。
希勒教授是一個跨學科、跨領域的經濟金融學家，他即是古典經濟金融學家，又是非常規的。他運用古典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論證嚴謹，歷史分析、數據說話，計量經濟學技術的測度和證明，嚴密的經濟學理論邏輯。他在經濟學的研究遍及金融市場、行為經濟學、宏觀經濟學、不動產、統計方法以及市場公眾態度、意見與道德評判等領域。希勒教授是行為金融學領域的奠基人之一。有別于傳統金融學研究中“理性人”假設，行為金融學研究側重于從人們的心理和行為出發，研究和解釋現實金融市場中的現象。
希勒教授是一個傳統又非傳統的經濟金融學家。他是傳統的，他的研究有很高的專業性和學術性，每次發言都見解獨到、邏輯明確、數理論證清晰。他為人謙和，執著學術。《非理性繁榮》出版后好評如潮，人們爭相購買，一時洛陽紙貴。媒體追逐，他也成為公眾人物，一段時間幾乎天天在布隆伯格電視和CNBC電視露面，但他主動淡出，繼續他的研究，不斷深化他的理論體系，使得每兩年就有新著面世。他又是非常規的，他首創了希勒住房指數并創立了一家公司經營這個指數，現在希勒住房指數是全世界最權威的住房指標之一，被市場廣泛引用。他參加對市場的宏觀政策咨詢，也和大型商業金融機構合作研究新的金融理論，開發新的金融工具。他本人則永遠是謙和認真的。我有一次和他討論起他的雙重身份，希勒教授說，我們都是社會的一分子，我們都有用我們的專業貢獻人類知識和推進社會實踐的雙重責任。這種把自己放進去的觀點和行動是我歷來尊重的。
我一直認為希勒教授是理想主義者，他相信人性的光輝，他認為可以通過技術安排為公眾的利益重塑金融業，把金融業作為人類財富的管理者，通過公眾的廣泛參與，讓金融業為人類社會的良性發展服務。全民的廣泛參與也會打破金融的精英權力結構，使得金融民主化，并實現財富分配的公平。這些理念都引起我的共鳴。希勒教授的新著中文版發行之際，他和出版社都希望我能為中文版作序，我當然愿意。但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日常工作非常繁重，我又經常出差，難以找到哪怕一點兒安靜的業余時間。出版截止期在10月29日，眼看無法交稿了，10月28日，臺風桑迪可能來襲，美國東海岸都在為臺風的到來作準備，我的一些原先安排的會議被取消了，我得以在家安靜半天。早起，打開電腦，匆就這篇短文，謹向讀者推薦希勒教授的新作。
朱民
2012年10月28日于華盛頓
本書的主題與當今中國緊密相關，考慮到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以及其金融化進程的加快，本書所討論的話題對中國的意義遠大于其他任何一個國家。鄧小平于1978年推動的改革開放的核心意義就在于使中國逐步接納現代化的金融技術。中國經濟的增長得益于幾個方面的變化，包括企業獲得新的自主權，市場可以自由發揮力量，推行績效工資，以及采納其他能夠提高生產率的金融刺激方案等。
中國經濟如果要持續增長，其金融業的體量需要極大地增加，直接或間接參與金融業的人數也要大幅度增加。
剛開始寫作本書時，我更多地考慮為選修我的金融學課程的學生服務，因為他們日后所從事的工作都與金融相關，都將是這個全球化金融經濟圈中的一分子。我在耶魯大學從事金融學教學有25年了，除此之外，我現在還通過“耶魯公開課”這一網絡手段面向世界各地的學生進行教學。我的講座都已經拍成視頻，教學用語為英語，面向公眾免費開放。我知道這個網絡教學手段觸及的學生中有很大一部分來自中國。
但是這本書的讀者對象應該更廣泛，我希望那些商業人士也能閱讀到本書，任何一個正在謀求金融類職位或者想要跳槽到金融業的人肯定都能從本書中找到有用的信息。本書描述了諸多與金融直接或間接相關的職業，中國經濟正需要大量的人才填補這些職業的空缺。當今的社會經濟結構從本源上講是受金融的影響而形成的，在這一前提下，每個人都應該更仔細地思考個人行為能夠對整個社會經濟做出怎樣的貢獻。
現實中，中國的金融制度比其他國家顯得更不成熟。上海證券交易所歷史悠久，最早成立于1891年，但是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被關閉，直到1990年才重新組建。而在1990年，大多數中國人已經忘記了證券交易所的常規功能，他們先入為主地認為這是一個邪惡的事物，只有經歷較長的適應期之后才再次接受它。
此次金融危機爆發后，許多國家出現了針對銀行和金融機構的抗議活動，“占領華爾街”等運動蔓延到了世界許多國家的首府。組織和參與這些抗議活動的民眾似乎和幾代人之前的中國人一樣，對金融制度懷有厭惡的情緒，但是這種情緒很大程度上在當今中國已經消散殆盡。
中國及其真實的發展目標
與“占領者們”的觀點相反，我在本書中主要論證了金融是一門關于目標構筑的學科，是一種研究如何激勵更多人為了共同的目標而努力奮斗的學問，同時也注重研究如何使時間的推移和人員的變化不對追逐目標的努力造成負面影響。這其實也是改革開放的核心意義所在，形成這種局面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直到今天還在不斷地演進。
過程之所以漫長，主要是因為如果想要整個體系運轉良好，必須先培養出許多與之相關的從業者。本書第一部分就著重討論了許多不同的職業，而它們都是與金融業相關的專業崗位。每種職業的從業者都必須接受高強度的教育，同時也要參加關于職業文化和職業標準方面的培訓。在培養這些職業的從業者方面，中國已經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是需要努力追趕和彌補的領域同樣很多、很廣。我在本書中指出，中國人平均每8000人才能享有1位律師的服務，相比之下，每300個美國人就能享有1位律師的服務。并不是每個人都認為美國的律師人數眾多是件好事，其實早就有人提出美國社會過度好訴的負面影響。實際上，由于律師是直接起草金融合約的人，也是監督合約能夠得以執行的人，并且是有能力保護民眾不受金融權力濫用傷害的人，所以律師在金融主導的經濟體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如果沒有律師，民眾可能會先入為主地認為金融機制總是優先回報那些自私和貪婪的人，再加上整個社會的思潮是沒有任何限制因素的，所以我們的社會會變得越來越自私、越來越貪婪。中國還需要更多從事金融顧問業務的專業人士，同樣需要本書第一部分所講到的所有職業的從業人員。
中國民眾對腐敗現象十分擔憂。《中國日報》在中國主要城市的普通居民中開展過多次調查，最近一次就在2012年，這些調查都一致地揭示出腐敗是當今中國面臨的重要問題。解決這個問題的一個重要途徑就是大力發展與金融相關的職業。當中國人均擁有律師的數量和人均享有的金融業服務人員人數提升后，腐敗的現象應該會逐漸消失。
這個過程需要由持續不斷的創新活動推動，所以也注定要經歷一個漫長的過程。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照搬照抄其他國家金融領域的辦事理念。考慮到中國獨特的體制、文化背景和發展速度，照抄他國是完全不現實的。從中國領導人采取的行動中也能明顯地看出，他們對這個道理心知肚明。正如本書中多次提到，金融創新要考慮金融和法律制度的復雜性，同時還要消除民眾對金融創新的抵抗情緒，所以創新必然是一個緩慢的過程。但是，如果我們能培養出一群以推動社會良性發展為己任的金融從業者，我們就能夠加快金融創新的步伐。
中國可以借助金融目標構建這個手段實現許多國家層面的目標。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于2011年發布的指導2011~2015年國家發展的“十二五”規劃中列舉了很多這樣的目標，其中，中國政府提出在“十二五”期間，中國的城鎮化率要達到51.5%，要為低收入人群新建3600萬套保障性住房，全國高速鐵路總里程要達到45000公里，全國高速公路總里程要達到83000公里。
實現以上目標，需要執行者嚴謹地分配持有的資金，也就是說需要由本書中講到的各種專業人士充當執行者的角色。資金分配的正確性對發展的全局有決定性影響。在沒人愿意居住的城區新建住宅或者在沒人愿意光顧的地區新建商業中心都是錯誤的，建筑物應該是為長遠而建設的，哪怕30年、50年甚至100年之后，都還會有人想要購買它們。鐵路和高速公路的建設也要考慮路線途經區域的正確性，建設施工過程中采用的技術的正確性，以及對中國未來發展的影響。執行這種計劃，一方面需要中央統一規劃，另一方面需要將具體決策的權力釋放給相關主體，而參與其中的人都需要得到適當的金融制度的激勵。
中國的不平等現象
中國政府宣稱目前推行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定義上講，它其實是一種更人性化的制度。但是，如果中國政府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那么這些人積攢的大量財富又該如何使用呢？
《福布斯》雜志曾經編制過中國富豪榜，榜單顯示中國已經有115位資產超10億美元的富翁，人數僅次于美國。
中國境內不平等現象的加劇使民眾開始對剛剛取得金融化變革的經濟體系和高速的經濟增長產生了擔憂，但其實不平等現象的加劇并非新經濟體制發展的必然結果。與此截然相反，社會金融化程度越高，不平等程度越低，原因在于金融本身起到管理風險的作用，對風險的有效管理應該帶來降低社會不平等程度的效果。
總部位于巴黎的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于2010年發布了一份關于中國經濟的研究報告，報告中稱中國的經濟不平等現象在過去多年間一直不斷擴大，但是在最近幾年呈現出保持現狀，甚至不平等差距縮小的情況。這種改善的出現一方面得益于社會保障項目的改進，另一方面得益于人口的跨省流動和城市化進程的加快。
但不論中國還是其他國家，對于未來經濟不平等現象加劇的風險都不能掉以輕心。世界的變化異常迅速，全球化趨勢迅猛襲來，我們隨時都可能遇到新的挑戰。同時，信息技術突飛猛進地發展，計算機和改良版機器人正在逐步取代許多原本需要人工進行的勞動。如果在這些變革的基礎上再考慮中國經濟發展的高增速，那么未來經濟不平等到底會演化到何種程度還真是一個捉摸不定的問題。
與其他國家一樣，中國也應該從現在開始建立一些基礎性經濟制度，以防未來經濟不平等現象持續惡化。未來發展中有一部分不過是簡單地延續目前的趨勢，繼續改善金融和保險制度，以此減輕不平等的程度。其他一些受金融理論啟發但需要由政府執行的措施，比如說本書中建議的編制不平等指數等，也是中國急需制定的措施。
中國的慈善事業
隨著其經濟實力的增長，中國也必須下定決心培養一批獨立的慈善機構。和某些人妄稱的情況不同，中國并不是一個沒有慈善傳統的國家。根據基金理事會組織的一份評估報告，中國“百年以來都有慈善和互助的傳統，不過其影響局限在社區、宗族或親屬之間……但大多數非營利性組織都是一家或多家政府機關創建、組織并管理的，所以它們缺乏獨立性和運營能力”。除此之外，根據他們的說法：“大多數中國人都因為社區、工作單位或自己所屬政治團體的要求而參與志愿者活動，志愿者中只有15%的人是出于自身意愿而無私奉獻的。”
我在本書中提出一個主張：對自己家人和自己身處的社區所行的善舉也應被算作真正的慈善，也應該在社會中極力提倡。在倡導慈善時，我們應該注意擴大慈善義舉覆蓋的范圍，也應該倡導慈善源于個人的主動意愿。
政府不應成為慈善捐贈的主導力量，真正能使慈善事業蓬勃發展的是人們的創意和同情心，而且也必須是人們自覺自愿的捐贈。中國香港的慈善傳統歷史更悠久一些，或許正是因為香港推行市場經濟的時間更長，正好也為中國內地的發展提供了一個范本。
最近幾十年里剛剛成長為億萬富翁的中國人也不應該一門心思地打造家族王朝。繼承得來的財產易招人怨恨，人們通常都認為富二代是沒有資格享受巨額財富的人。中國人對自己歷史上仇富情緒帶來的危害應該有清晰的認識，所以他們應該盡最大的努力避免犯同樣的錯誤。中國新生的富人階層與其他國家的同類人群一樣，他們都應該擴展自己的視野，認真思考自己如何為社會良性發展多作貢獻。他們作貢獻的對象可以是自己的祖國，也可以是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畢竟全人類都是國際化大家庭的成員。
如果經濟的發展不能推動社會、文化、科學或者藝術方面的進步，那么就算不上成功。我嘗試著在本書中強調這個觀點，同時也強調了能夠推動這些進步的不同金融制度的設計開發方式。為了未來能形成一個理想的金融社會，中國必須將培養范圍更廣、包容性更強的慈善文化作為主要任務抓緊執行。
我在耶魯大學講授“金融學”課程已經25年了，我相信很多來上課的年輕人還沒有找準自己在社會中的位置，他們也無法預料自己的人生夢想與殘酷的社會現實將會發生怎樣劇烈的碰撞。通過閱讀本書，我希望他們能夠加深對金融社會的理解，因為不論他們未來從事何種職業，他們都將長期生活在這種體制內。
自2008年起，隨著“耶魯公開課”計劃的推行，我開設的課程被拍成視頻向公眾開放，2012年將會推出最新的版本。考慮到世界各地通過遠程方式觀看我的講座的學生眾多，他們加深學習的需求促使我下定決心寫好本書。
但著手寫作以來，撰寫本書所要達成的目標變得更廣泛、更急迫，不僅僅局限于為學生們服務。我們都生活在金融主導的時代，也就是金融制度對社會經濟體制的影響力逐步增長的年代，而2007年開始的金融危機使大多數人都認為這種制度已經腐化。我們都需要認真思考這個社會的發展方向是否正確？我們這一代人以及下一代人是否仍要堅持同樣的發展方向？
金融體系是一項新發明，而塑造這種體系的過程還遠沒有結束。只有細致入微地引導其發展才能將其成功地引入未來，在這個過程中最重要的是對金融體系進行擴大化、民主化和人性化的改造，直到未來某一天我們能夠看到各類金融機構在普通民眾的生活中更常見，它們產生的影響也更積極。進行這種改造就意味著要賦予普通民眾平等參與金融體系改造的權力，讓他們能夠全面地獲取信息，能夠通過人工及電子的方式積極且理性地把握機會。這樣做意味著普通民眾要真正把自己視為當代金融體系的一員，而非玩世不恭的金融機構自私自利地推出的各種產品的受害者。這樣做也意味著要重新設計一些以最新金融理論為基礎的金融創新，同時加強行為經濟學和行為金融學方面的研究，因為這兩門學科能夠深入探究人性的局限，從而告訴我們到底是什么使人無法做出理性且人性化的決策。創造并推行這些金融創新是應對經濟不平等的最佳策略。這個體制的未來就掌握在普通民眾的手中，不論老人還是年輕人，或許他們中就有人會閱讀本書。
當下，許多國家還在疲于應付始于2007年的金融危機所帶來的惡果，也正因此使得改造金融體系這個議題突顯出來。沒有人能夠精確地劃定此次危機的起止，就算是在我繼續寫作的2012年，我們也并不認為這場危機已經結束，恐怕更嚴重的后果未來才會顯現出來。各國政府為根除引發危機的癥結而采取的應對措施沒有能夠深入持久地推行，各國政府為了提振民眾對金融機構的信心而進行所謂的“壓力測試”，這些測試的深度和廣度也十分值得懷疑。
從我著手寫作本書開始，民眾在街頭抗議政府和金融機構的新聞就一直充斥著2011年各大報紙的頭版頭條。首次把矛頭指向金融機構的抗議活動是發生在馬德里的“憤怒者運動”，隨后就是紐約的“占領華爾街”，其后蔓延形成了“占領波士頓”、“占領洛杉磯”、“占領倫敦”、“占領墨爾本”、“占領羅馬”以及其他同類抗議活動。2011年12月，俄羅斯爆發了選舉抗議，主要反映了民眾對商業寡頭們安逸生活狀態的不滿。所有這些抗議活動中一個貫穿始終的主題就是人們要求在金融領域有更高程度的民主，他們懷疑政府與那些依附于政府的金融機構之間達成了某種陰謀，為此他們也進行更猛烈的抨擊。雖然這些抗議活動當中所用的言論和措辭不一定前后一致，但是這些抗議活動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民眾對民主價值觀的認同，以及對公民責任的擔當，這些都是我們欣然樂見的。
我們不能斷然把這些抗議活動都劃定是左翼人士所為。在美國境內，即使那些從理念上認為自己和“占領華爾街”運動持完全相反態度的人，比如茶黨的右翼激進分子，都對紐約和其他幾個金融中心里財富及權利高度集中的現象表示不滿，因為更多實際工作都是“中間層美國人”做的。當下的社會，不論持何種政見的人似乎都形成了一個共識，那就是在金融危機爆發的前后，富有的金融界既得利益者通過對政府的影響力為自己獲取了更多的利益，而這種行為是不可提倡的。但到底要提倡什么樣的行為來進行補救，民眾很難達成一致意見。
許多人都認為對金融危機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的人應該坐牢。2011年下半年，我應邀參加芝加哥全球事務委員會主辦的一個夜間談話節目，當時的觀眾很多，很明顯他們大多數都是商人。一些觀眾在節目播出后憤憤地批評我，他們認為我沒有強調許多金融企業在危機爆發之后均遭到了欺詐罪指控。當我聽到商界發出如此強烈的憤恨之聲時確實感到意外，因為他們并不是街頭抗議人群中的泛泛之輩，而且這些人中既有共和黨人也有民主黨人。更令我感到驚訝的是，我當天的基本主題，也就是通過對金融體系的民主化改造使其更好地服務于廣大民眾，并沒有被視為站在商人們立場上的觀念。實際上，我所宣講的這個主題正好映射了“占領華爾街”運動所要達成的最深層次的目標。
不可否認，非法行為是導致當下金融危機的禍源之一，但在我看來，把所有問題都歸結到這一個源頭上會使人們忽略宏觀層面的問題。導致現有金融體系出現問題的誘因很多，如果我們不通過改造現有體系解決深層次的問題，那么我們將錯失解決問題的關鍵，也將錯失糾正錯誤的時機。
所有犯下欺詐罪的人都應受到處罰，但是我們很難把這次危機歸罪于惡劣行徑的總爆發。例如，危機爆發前的繁榮時期，金融界的發展就如同高速公路上所有人都在超速行駛，而每個駕駛員超出限速的程度其實并不高。在這種環境中，任何一個按照當時的平均速度駕駛的司機只不過是從眾而已。美國金融危機調查委員會2011年發布的最終報告中稱，當時的繁榮簡直就是“瘋狂”，但不論當時發生了什么，其中絕大多數都不是觸犯法律的行為。
用高速公路這個例子再打一個比方，我們可以建議機動車的設計者把精力都用在研究如何通過新科技幫助駕駛員更好地應對各種路況，他們可以改進車輛的巡航控制系統，可以改進車輛外部信息反饋系統，直到發明可以無人駕駛的車輛—所有這些改進措施都是為了幫助駕駛員更便捷、更安全地到達目的地。如果高速公路可以實現這些設想，我覺得金融機構應該效仿此模式以構筑自己的未來。
自此次金融危機開始以來，人們通過各種形式表達了不滿，上面提到的諸多抗議活動只不過是不滿情緒的極端表現形式。走上街頭的抗議者和憤怒的商人們所用的抗議語言大同小異，他們都沒有明確的抗議目標，也無法確切地告訴我們問題到底出在哪里，更無法告訴我們如何解決問題。但在金融危機延續期間，民眾表達的對我們所處的這個金融體系的不滿，折射出現有體系確實存在急需糾正的問題—這些問題是金融危機期間制定的新法律法規無法解決的。
美國境內危機抬頭的信號是2006年起房價持續下跌。根據我們編制的標普/凱斯–希勒全國房價指數，美國的實際房價在2006~2011年5年間下跌40%。2007年，房價下跌已經導致與房屋抵押貸款相關的證券價格出現大幅下跌，投資這種證券的人們應該在當時就蒙受了不少損失。人們將此次危機稱為“次貸危機”，主要原因就是與借貸給次級債務人的抵押貸款相關證券的價格下跌最為厲害，所謂的次級債務人就是在貸款評估時被認定極有可能拖欠償債的一群人，他們的既往償債記錄和工作記錄就是評判的依據。人們將危機爆發歸罪于與次級貸款相關的金融創新。但是危機并沒有局限在與次貸相關的范圍內，它只不過是一場波瀾壯闊的大災難的前奏。危機造成的后果是實體資產大幅貶值，金融機構連續破產，在美國、歐洲以及其他地方都如出一轍。到2009年春，金融危機的危害程度已經極其嚴重，以至于人們將其稱為自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來最惡劣的金融風暴，其影響范圍遠遠超過了20世紀90年代的亞洲金融危機，也超過了1974~1975年及1981~1982年的兩次因石油價格引發的經濟危機。時間進入2010年，歐洲主權債務及銀行業危機再次加深了這一輪危機的復雜程度，也導致許多國家的國債評級在2012年下調，甚至歐元區專門應對此次危機的救命基金—“歐洲金融穩定基金”也未能幸免。此次危機仍然在世界各地引發新的問題。
我承認次貸業務及許多大型金融機構存在各式各樣的問題，有的問題來源于對市場過度樂觀以及不成熟的判斷，有的則是從一開始就策劃著要操縱市場甚至進行詐騙，但不論如何，我并不像大多數人那樣認為僅憑現在看到的這些問題就能給現有的整個金融體系判死刑。盡管我們現有的金融體系存在諸多不完美之處，但是我對其所能發揮的功能仍然感到十分欽佩，而且我也忍不住設想它未來還能成就多大的功績。
我意識到許多評論家認為社會在朝著大多數人經濟狀況日漸窘迫的方向發展，而教導更多的學生日后從事金融行業的工作只會加劇這種趨勢。當然，我也承認許多從事金融業或與金融相關行業工作的人獲取的勞動報酬更高，而其他行業的人收入要低很多。當代社會確實在朝著一個經濟地位越來越不平等的方向發展，造成這種趨勢的原因之一是參與金融相關活動的人獲得的報酬相當高，而在整個經濟體系中其他行業從業者獲得的報酬相對低很多，大多數中產階級和窮人都屬于后一類，而他們的社會地位也越來越不穩固。政府劃撥資金救助本來就很富有的一群人，無疑加重了公眾對這種不平等現象的質疑。
無論如何，我們也不能斷言金融與生俱來就是一個只能容納社會精英的行業，也不能將其視為推動經濟非公平發展的引擎。盡管其存在種種不足且可能顯得貪得無厭，但是金融業同時也有潛力幫助我們塑造一個更和諧、更繁榮和更平等的社會。實際上，當今幾個重要市場經濟體的崛起很大程度上有賴于金融業為其發展提供了核心支持，如果沒有金融業，這種崛起是我們根本無法實現的。許多媒體都以大篇幅抨擊銀行家和金融家，稱他們是自我膨脹的罪犯，是導致經濟失衡和民眾遭罪的魁首，但就算在如此惡劣的輿論環境下，我們仍應該看到金融業是我們這個社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管控風險的能力使我們可以將創意轉化成各種重要的產品和服務，小到改良型的手術器具和先進的生產工藝，大到復雜精密的科研機構，以至于最終影響整個公眾福利體系。可以說金融機構與民眾之間的聯系是維系社會運轉的最基礎的關系。撰寫本書的主要目的就是厘清這一基礎關系的內涵，并為將來持續維護和加深這種聯系構建恰當的理論框架。
或許讀者們已經注意到理論上的悖論，金融業一方面幫助我們取得了諸多偉大的成就，另一方面卻像此次危機中表現的一樣，爆發出巨大的破壞力，給社會造成諸多傷害。在我看來，應對這種現象的最好方式并非鉗制金融創新，相反，我們應該鼓勵進一步放開金融創新的步伐。通過這種方式，我們不僅可以緩解金融危機的沖擊，也可以使金融業更加民主化。我在本書不同的章節中反復提到當下正在運作的一些金融創新，我自己也提出了一些新的想法，這些例子都是為了證明擁有創新思維并且心術純善的人們仍然可以改進我們的社會，并且使整個社會的金融體系更加民主化。
此次金融危機提醒了我們，進行金融創新的一個重要前提就是必須服務于保護整個社會的資產這個最根本的目標。為了保證目標得以實現，最好的辦法就是在華爾街培養并監管不同的從業者—首席執行官、交易員、會計、投資銀行家、律師和慈善家，通過倡導他們心存良善的從業行為，進而影響整個華爾街的文化。
《國富論》寫就于1776年，被世人公認為現代經濟學的開山之作，但在亞當?斯密撰寫這本著作的年代，思想家與評論家討論最多的還是關稅問題。當時私營業主們著力游說政府將他們這一小部分人的利益放在公眾利益之上，誘使政府將關稅抬高，最終使得成本低廉的境外對手們都無法與之競爭。但是亞當?斯密與他的追隨者們成功地闡述了貿易與國民普遍享有財富之間的關系。自從有了亞當?斯密，為小利益集團說話的游說者們就越來越難推動政府抬高關稅，時至今日，許多貿易幾乎都是無附加成本的。這一成就對于創造我們現在所見的經濟高速發展及普遍繁榮是至關重要的，而這些趨勢也正是從18世紀思想革命之后才發展起來的。
在金融危機如此嚴重的當下，思想家與評論家爭論的焦點已經不再是貿易，而是金融業本身。只要人們認為一家機構與金融沾邊，就勢必引發人們對其高度的厭惡感。這種厭惡感與上一次全球性金融危機時人們的意識形態十分相似，也就是1929年“大蕭條”時的狀態，這種意識形態最終引發了部分國家的內亂，導致全球經濟幾乎陷于困頓，其帶來的緊張局勢也是導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原因之一。
金融危機使得民眾對金融業懷有敵意，其不幸的后果之一就是金融的進一步發展將被抑制。最具諷刺意味的是，為了降低未來金融危機發生的概率，我們需要運用更好的金融工具，而非一味地減少金融活動。民眾中正彌漫著對金融從業者收入過高的不滿情緒，他們認為這是典型的分配不公，而這種高度的不滿將抑制金融創新，原因很簡單：任何一項新的金融產品和服務都將面臨高度的質疑。現有的政治氛圍也可能使得金融創新被扼殺，從而阻斷金融體系向著普惠大眾的方向發展的道路。
當然，金融創新還是在以緩慢且保守的步調滲透民眾的生活，但由于對金融創新的恐懼，想要在當下啟動任何重要的創新都是不可能的。借助本書，我要挑戰世俗的看法，我認為不能將此次危機簡單地歸咎于金融從業者的貪婪或詭詐，真正的誘因埋藏在我們現有金融制度的本源性缺陷當中。這些缺陷包括無法管控房地產投資風險或者無法合理利用杠桿，但這些問題到現在都沒能得到重視。在此次危機中人們有不同的反應，但是沒有一種是以自信的心態進行創新，從而修正我們現有制度的缺陷。取而代之的是，人們普遍關心金融機構如何不淪落為需要靠政府救濟生存的實體，以及如何通過削減政府開支降低財政赤字。政客們現在想出來的一些應對措施很大程度上是為了平息民眾的怒火，因此這些措施所反映的只不過是普通民眾所意識到的問題，而非卓有遠見的專家們思考的深層次問題。
能夠提高社會生產效率的金融創新迅速地傳播開來，原因有三：一是有信息技術革命的助力，二是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嘗試不同的經濟結構，三是這些國家在同一個全球性的大市場中競爭。我預測在未來的幾十年，我們將看到金融產品的覆蓋面得到前所未有的擴展，隨著市場廣度的增加，這些新生的金融產品將進一步為保護我們的核心經濟資產提供服務。新的產品可能包括能夠更好地應對經濟蕭條的保護性產品，比如新型保險合約的進一步推廣，它將有可能使普通人能夠在生活中更加具有冒險精神，而不用擔心經濟危機對自己造成巨大的危害。我們還有可能看到專門為應對經濟不平等而開發的產品或服務，因為人們已經意識到當前的趨勢有可能給社會造成嚴重的危害。
我想通過本書傳遞給讀者們（不論遠近、不論老少）一個核心的意識，那就是金融有充足的潛力為我們塑造一個更加公平、公正的世界，而每位讀者的精力與才智都應該放到為這個目標奮斗上來。